真實的蒙古國有多離譜，“性旅游”帶動經濟，單身母親多是大學生

你可能不信，春天里把我們吹得滿頭砂的那陣風，源頭不在我們這邊。風一狠，越過國境，把北方一個小國的塵土整袋整袋往南倒。

更怪的是，這陣風不只把沙子吹來，還把那座城市夜里最見不得光的生意，吹到了我們的眼前。

我第一次去烏蘭巴托，是個陰天，風像毛邊的刀。出租車上，司機說起草原，說起年輕人，說起錢，三句離不開一個字：活。你要是坐在那兒不吭聲，窗外的灰黃能把心氣兒磨沒。

可等到傍晚，另一副臉就來了：酒店對面的小公園亮起燈，陌生人站在樹影底下，像等車一樣等人。這座城，白天風刮得像要揭房，晚上卻有人靠出賣身體過日子。聽起來不體面，可對很多人，那是“今天飯票”的另一種寫法。

這個故事要從更早說起。蒙古這片地兒，祖祖輩輩騎在馬背上，逐水草而居。清末那陣子風云詭譎，俄國手臂伸得老長，外蒙古動了心思。

到了后來，大國們在會議桌邊劃線，外蒙古一步步離我們遠了。蘇聯在的時候，日子有靠山，礦也挖，羊也放，勉強穩住。蘇聯一解體，腳下的地就塌了一截。

政府為了快點見效，鼓勵牧業，羊群、尤其是山羊，一年年往上翻，草根吃得比刀子還干凈。再加上采礦開得猛，水脈被攪渾，泥漿進了河，草場像被剃頭一樣，露出光亮的地皮。

你我都知道，風最愛趁虛而入。西伯利亞的風一發狠，順著那片已經光禿的地皮一路掃，掃到我們北方、掃到韓國。

我們抱怨“又來沙塵”，他們那邊，抱怨的則是“沒草、沒活”。這就是命運鏈條的奇妙——你以為風只是風，其實它是賬本上的虧空。

牧民離開帳篷，往城里擠。草原上跑慣了的人，進了樓房，手上一時沒個手藝，能做什么？有人去礦區，有人進工地，也有人，就走到了公園那邊。

一個女孩跟我說，她叫薩日娜，二十七歲，大學畢業，學過旅游管理。她笑起來的樣子有點倔，“我不想隨便嫁人。”話說到這兒，她頓了頓，“可孩子要奶粉錢。”

她把手機拿出來，屏幕上是個胖乎乎的小男孩，睫毛很長。她并不覺得自己“往下掉”，只是把這當成一個階段——熬過去，再說。

很多從業者都像她這么年輕。早些年，有個國際機構做過統計，說全國差不多一萬九千人混跡在這行里，那還是很多年前的賬，后來不見得更少。

紙面上不許可，實操里管不了。更有意思的是，外面的人聞風而至，尤其愛來的，是韓國那邊的客人。你若夜里站在那幾個星級酒店對面的綠地上，看得見語言不通的人靠手勢談價。

生意帶動了機票、餐館、出租車，一條鏈子環著一條鏈子，只有病，誰也不愿提。醫生說，某些傳染病的數字這些年像過山車一樣往上沖，阿拉伯數字毫不知羞。

有一年，我去看過一家舞吧，里面有個高瘦的年輕人，化了不太熟練的妝，叫圖婭。他的聲音很輕，像怕打擾誰似的。

他說：“在這里，我是不存在的人。”他做過前臺、做過服務員，四處碰壁，人們盯著他走路的姿勢看。一些夜晚，他也只能把自己放到那條灰色鏈條里，靠客人的幾個鈔票撐下去。

他最大的愿望是離開，去東京、去馬尼拉——那里至少有醫生，至少你開口說話不至于被笑。你看，這個愿望并不大，卻遙遙得像天邊。

草原上另一頭，也在改變。你如果問牧民，為什么家里現在常常只剩女人老小，他會指指遠處那片已不夠吃的地皮。

年輕男人往礦山去了，脖子上套著工卡，手里握著一份“有希望”的工資。留下的女人，成了村里的稀缺資源。于是你會聽到一些讓人臉紅的事：一個男人在兩三頂帳篷間穿來穿去，孩子們叫的爸爸不是同一個。

為了讓這種混亂不至于在下一代的婚姻里踩雷，有人提出過奇怪的主意——要不要把“一夫多妻”拿出來討論？那是2009年，媒介上熱鬧了一陣。

原因之一，是男女壽命差了大概十年，女性多出來一截；原因之二，是登記體系不嚴，一些人“結過”而沒“領過”。但真要把這條路放出來，窮人家的兒子怕是連對象的影都摸不著，矛盾只會更尖。

我遇見過另一個女孩，恩赫圖婭，學的是會計。她說：“我不缺人愛，我是缺對的人。”她不愿意被傳統框住，不愿意被“誰誰誰家的媳婦”這句話定義。

后來她給一個已婚的男人生了孩子，她自己帶著。你可以罵，可以不理解，可對她來說，這是對自我選擇的執念。她的堅持，很貴，貴在每個月的奶粉、尿布、房租。

這個城市的大學生里，不止她一個走偏路的。有人是被困住才下水，有人是主動選擇，理由五花八門，底色卻常常離不開三個字：沒錢。

烏蘭巴托的夜路很滑，誰都容易摔一跤。那年冬天，新聞里說，海峽兩岸的警方聯合敲了一個跨境集團，里面有幾位蒙古來的“模特”，其實做著你知道的那種事。再往東看，首爾一些會所里，也有她們的身影。

走出去，似乎是條捷徑，路燈明亮，錢也快。可路都是有價的，你付出的是自由、健康、尊嚴，或者在機場被叫停的那一瞬間——回不去了。

有人說，問題的根子在于資源被少數人抓在手里。礦山的收益沒有能變成學校和醫院，沒有變成誰家屋頂上的鐵皮被換成新瓦。

外部經濟一冷，內里的矛盾就冒頭。政府不是不知道，只是實在夠不贏這復雜的棋局。一邊是環境在報警，一邊是鍋里沒米。你讓誰先？誰都不好當。

這幾年，我回內地，春天照樣吃沙子。我們抱怨著關窗，再刷到一條新聞：某地風沙來襲，某地學校停課。

我們以為那是氣象局的事，可風的盡頭，其實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薩日娜晚上回家，把兒子抱起來，臉埋在小孩的肩頭，深呼吸。孩子睡著了，她給他蓋被子，腳步輕得像怕踩著什么。

圖婭站在鏡子前把妝卸掉，眉筆、粉底一件一件收好，像收起另一個世界。草原那邊，早春的地皮上冒出細小的綠，稀稀落落，風一吹，又倒了。

順著時間往回看，故事并不復雜：一個帝國散場，一條經濟斷了線，一片草地被吃光，一座城里多了許多“不得不”的選擇。我們常說選擇，就是自由嘛。可在這兒，選擇更像是被逼出來的退路。

你會在夜里想：要是草還在呢？要是水清一點呢？要是礦的錢能分到每家呢？要是男人們不必遠走呢？這些“要是”，像北風一樣吝嗇，從來不回答。

我不想替任何人下結論。只是走過那條風大的街，我總記得一個細節：一個母親抱著孩子在街角等車，車來了，她把孩子放到座位上，自己站著。

她往窗外看了一眼，是那種“明天還得過”的神情。你說路在哪兒？也許在草重新長起來的那天，也許在一項制度被認真執行的那一刻，也許在某個年輕人決定留下學做別的活兒。

風還會來，塵土還會起。我們能做的，不是把窗關死，而是想辦法讓風吹到的時候，不再把人吹得無處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