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辯才”主要是靠皇帝支持強詞奪理，還不如司馬光｜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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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北宋變法風潮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不僅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極具才華的文學家與辯論者。《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一篇回應司馬光反對新法的私人書信，選入了高中語文教材。

文中，王安石表面上擺出“虛心受教”的姿態，實際上卻在語言上處處設防、巧于詭辯，達到自圓其說、壓制批評的目的。誠如王安石死后蘇軾對他的評價，“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也就是強詞奪理與拒諫飾非。

一、名為“受教”，實為拒諫

王安石開篇以“昨日蒙教”起筆，似乎是謙和地接受司馬光的批評，但隨即話鋒一轉，指出“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將雙方分歧歸咎于“術”之不同，意圖在于先發制人，預設一個雙方“難以溝通”的語境，為接下來的自辯掃清障礙。這種以“術異”為由的推脫，實際上模糊了是非判斷的核心，從而掩蓋新法本身的問題。

更進一步，王安石強調“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暗示司馬光難以理解自己，這種設定不僅為自己未及時回應作辯解，也間接將司馬光置于“不通事理”的位置，可謂暗藏一刀。

二、名實之辯：偷換概念、掩蓋實質

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詭辯策略，是王安石在“名實”問題上的闡述。他說：“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這看似正統儒家言論，實則為后文偷換概念做鋪墊。

司馬光批評他“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王安石卻一一予以否認，但否認的方式并非就事論事，而是用抽象的概念來遮蔽具體的事實。例如：

司馬光批評其“侵官”，指的是權力高度集中于王安石和宋神宗，決策不經朝堂合議。王安石則答稱“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并非侵官。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新法往往跳過傳統機構與程序，這正是“侵官”的具體體現。王安石避開此點，單從“形式上的權責劃分”自證清白，屬偷換標準。

司馬光批其“征利”，是指出新法以增加財政收入為目的，如青苗法、免役法等名為利民，實則重斂于民，而王安石卻說“為天下理財”，將“征利”美化為“理財”，完全無視這些政策在民間引起的沉重負擔與怨聲載道。

王安石在此以抽象政治理想遮蔽現實政治后果，以“興利除弊”的大詞拒絕正視新法害民的事實，是典型的“飾非”策略。

三、“人習于茍且”——對民眾與同僚的傲慢

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辯解：“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這句表面上是感慨社會因循守舊，實際上卻將變法阻力歸咎于士大夫與百姓的“自私“和“愚昧”，完全撇清新政自身存在的問題。也就是這屆宋朝官員和百姓不行，思想覺悟跟不上王安石。我對你們好，你們不但不領情還罵我。王安石的這種態度不但盡顯權力的傲慢，也是一種高高在上的智力和道德優越感。

王安石自居“忠臣”、“圣主之輔”，將反對者貶為“同俗自媚”，將百姓斥為“茍且”，這實際上是否定了輿論批評的正當性與反對意見的合理性。他以道德批判代替政策反思，是一種典型的“拒諫”。

再如他引用盤庚遷殷之事，稱“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意在證明改革必然會遭受阻力，不應因民怨而停手。這種比喻看似有理，實則不顧情境差異，將民怨等同于對新法的無知，妖魔化了了任何現存和潛在的反對意見。王安石在這里顯然是在用歷史為自己“拒諫飾非”。

四、“知罪矣”是假辭讓，實為反唇相譏

最后，王安石貌似謙虛的表示司馬光如果批其“在位久，未能大有為”，“則某知罪矣。”然而，他隨即話鋒一轉，說若“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這看似自省，實則是反諷。他以退為進，暗示司馬光的批評等于主張因循守舊，不可改革。

這種“假辭讓，真反詰”的策略極為高明。表面上接受批評，實則將批評者逼入“反對改革”的立場，從而站上道德高地。王安石在此并未真正反思變法過程中的失誤，而是借司馬光之口制造一個“非變即守舊”的偽兩難，進而為自己爭取正義感的優勢。

五、受命于人主的“忠勇之士”

通篇《答司馬諫議書》，王安石始終以“愿助上以抗眾”的英雄形象自居。他不僅不承認新法的問題，反而將一切阻力、謗言都視為“不恤國事”，而他自己則是真理在手，“受命于人主”，立志破除一切變法阻力，從而實現大宋王朝的偉大復興。正如他所說：“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這是他對自我定位最直白的表達。

然而，真正的忠臣不在于是否反對輿論、堅持改革，而在于是否能因時制宜、審慎權衡。而王安石在文章中展現的，是一種極端意志化的政治人格，不容批評、不認錯誤、不顧后果。他以忠勇之名，行拒諫之實，以自信之態，掩飾失敗之果，這正是《答司馬諫議書》的中心所在。

《答司馬諫議書》是王安石文學與政治才能的集中體現。正因其文筆之精煉、邏輯之縝密，使得這封信成為千古名篇。

但在文辭背后，隱藏的卻是一位執政者對輿論的警惕、對批評的拒斥、對現實問題的回避。他并非沒有洞察力，卻選擇用語言粉飾太平；他并非沒有自知之明，卻自以為是到了自負的地步。這篇文章不僅展現了王安石之辯才，也暴露出他拒諫飾非、強詞奪理的“拗相公”一面，值得后人深思與警惕。

而如王安石般的自以為是，固執己見的執政者，在他之前有，在他之后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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