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貿易摩擦：進展、本質及應對

文：澤平宏觀團隊

事件：8月12日，中美發布《中美斯德哥爾摩經貿會談聯合聲明》。

美方承諾繼續調整對中國商品（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商品）加征關稅的措施，自8月12日起繼續暫停實施24%的對等關稅90天。

中方自8月12日起繼續暫停實施24%對美加征關稅以及有關非關稅反制措施90天。

特朗普重返白宮的200天內，全球貿易戰的演變如過山車般震蕩，基于WTO的自由貿易規則已經演化為全球貿易戰。從2月1日對中加墨打響貿易摩擦第一槍，到8月7日正式加征全球關稅，2025 年美國平均有效關稅稅率提高15.3個百分點，整體有效關稅稅率達到 17.7%，為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

貿易戰蔓延并非偶然現象，過去40年的全球化幫助大部分國家實現經濟增長，但利益分配不均衡。美國中部鐵銹州因產業空心化、就業機會減少等原因而淪為全球化的典型受損部門。美國引以為傲的高端制造和科技牛市難以惠及底層人民，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孤立主義抬頭。特朗普簡單粗暴地把美國貿易失衡和制造業衰落歸責于貿易伙伴，認為存在貿易逆差就是“占美國的便宜”，只要實現“公平貿易”，就能讓制造業和就業機會回流美國。將自身塑造為“美國優先”“使美國再次強大”的旗手，精準契合了部分選民的焦慮與期待。

特朗普全球貿易戰以巨大市場為要挾，迫使貿易伙伴讓步，本質上是關稅武器化，以達到“美國優先”。具體有六大訴求：一是增加美國財政收入；二是減少貿易逆差；三是增加談判籌碼；四是保護美國產業和就業，倒逼制造業回流；五是遏制中國；六是保護國家和供應鏈安全。

美國的霸權地位不僅建立在軍事霸權、科技霸權、金融霸權之上，更重要的是其作為國際秩序的引領者和人類文明的燈塔，讓眾多盟友受益跟隨。如今特朗普舉起關稅大棒四面開戰，損人不利己，既不能“拯救”美國，而且動搖根基，自毀長城。第一，對全球經濟而言，關稅戰必然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和貿易顯著放緩。第二，對美國自身而言，激進的關稅政策將把美國推向滯脹邊緣，侵蝕底層人民利益，與其政策初衷背道而馳。第三，由于勞動力成本易上難下，美國制造業衰落和空心化很難逆轉，2024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10.25%，比2018年11.35%還要低1個百分點。第四，根據特里芬悖論，美元霸權建立在貿易赤字之上，美國加征關稅并不能有效改善貿易逆差，反而削弱美元霸權基礎。2018年-2024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從9434.4億美元上升到12947.9億美元；2022年創歷史新高，為13130.1億美元。第五，美國從人類文明的燈塔國到秩序破壞者，任性將關稅武器化，極大破壞貿易伙伴安全感，削弱了盟友互信基礎。

美國一味順從并非最優解，美國盟友已有覺醒。面對美國的戰略遏制，中國最好的應對是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打鐵還得自身硬，當前有必要推出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全力拼經濟，“對內攻堅、對外破鏈”，把發展放在首要任務，保護民營經濟，加強法治，提振股市樓市，擴大內需，加大地方化債。面對關稅大棒，深刻估計嚴峻形勢，做好充分應對準備，東升西降和信心牛可期。

目錄

1 進展：對等關稅基本落地，有效關稅稅率預計升至17.7%

2 特朗普關稅決策層三大陣營：重心從強硬派過渡到溫和派

3 本質：貿易戰蔓延和特朗普逆襲并非偶然現象

4 特朗普的六大訴求：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貿易逆差、談判籌碼、保護美國產業和就業

5 影響：貿易戰損人不利己，更救不了美國，全球經濟和貿易面臨沖擊

6 中國應對：做好自己的事情，打鐵還得自身硬

正文

1 進展：對等關稅基本落地，有效關稅稅率預計升至17.7%

特朗普重返白宮的200天內，無視自由貿易規則，從2月1日對中加墨打響貿易摩擦第一槍，到8月7日正式加征全球關稅，預計2025 年美國平均有效關稅稅率將提高15.3個百分點，整體有效關稅稅率達到 17.7%，為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

多輪關稅催化下，美國國內面臨金融市場動蕩、利益集團博弈、通脹等政治和市場情緒壓力。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政策以來，美元信用體系面臨不信任，美元指數跌破100，美國國債收益率先降后升、美國政府債務壓力巨大、面臨再融資壓力，資金流動呈現避險特征，流動性收縮與VIX指數持續高位形成負反饋，加劇市場脆弱性；居民財產性收入受損，或將侵蝕消費，約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通脹粘性增強，CPI抬頭，6月美國CPI環比為0.3%，較5月增加0.1個百分點，在關稅壓力下，食品價格對物價的壓力或將進一步顯現；進口品漲價使核心通脹粘性增強。

為緩和市場情緒，特朗普政府加快對等關稅落地，各貿易伙伴以放開市場、資源或者增加對美投資等方式換取關稅下調。截至目前，日本承諾對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放開汽車和部分農產品市場；韓國向美國提供3500億美元、用于美方投資，并采購價值1000億美元的液化天然氣或其他能源產品；歐盟承諾增加對美國投資6000億美元，并將購買軍事裝備和7500億美元的能源產品等。

7月31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自8月7日起，對全球60多個經濟體正式征收全球關稅。截至目前，對日本、韓國加征15%關稅，對越南征收20%關稅，對印尼、泰國加征19%關稅；對印度加征25%關稅，8月6日宣布額外加征25%次級關稅，懲罰其從俄羅斯大量進口石油；對歐盟加征15%關稅，對英國加征10%關稅；對加拿大加征35%關稅，對墨西哥加征25%關稅；對巴西加征50%關稅（10%基礎關稅和40%的懲罰性關稅）。

中美經貿關系已進入“短期緩和、長期博弈”時期。5月12日，中美在日內瓦談判達成階段性成果，分別暫停實施24%的“對等關稅”、取消91%的報復性關稅、以及暫停或取消部分非關稅措施；建立經貿關系協商機制；6月中旬以來，中美陸續解除技術、關鍵礦產等封鎖。8月12日，中美發布《斯德哥爾摩經貿會談聯合聲明》，再次延長關稅暫停期限90天。

我們曾在4月《》中強調，中性情景下，關稅維持現狀，邊打邊談，實際執行力度弱于特朗普表態。美國的關稅政策更類似于談判的起點，而非談判的結果和終點，對美國一味順從也并非最優解，美國盟友已有覺醒。

2 特朗普關稅決策層三大陣營：重心從強硬派過渡到溫和派

特朗普重返白宮，整體延續并強化對華“鷹派共識”，其核心策略是以施壓和單邊主義重塑全球貿易格局。然而，在激進的關稅政策上，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存在顯著分歧。

第一類是關稅的強硬支持派，以“美國優先”、“制造業回流”為核心理念的支持派，將關稅定義為抹平貿易差額的“戰略武器”，當前在政策制定上仍具強勢影響力。以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白官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為代表。

斯蒂芬·米蘭 (Stephen Miran)，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是特朗普核心經濟智囊，其《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用戶指南》報告持續為當前關稅政策提供理論背書，深度參與談判框架制定。米蘭在2024年11月發布報告《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用戶指南》，核心觀點是在不改變美元地位前提下重新分配成本，迫使他國承擔美元體系維護成本。他深度參與了包括對華、以及對所謂“搭便車”盟友的高關稅談判框架的設計，強調“成本分擔”原則；在近期美歐、美日貿易預備性磋商中，米蘭的理論被用作支撐美方提高市場準入、增加采購要求的論據，試圖復制其“成本分擔”邏輯；其關于通脹是“一次性沖擊”的觀點，雖面臨現實挑戰（當前核心通脹仍具粘性），但仍主導著白宮部分決策層的預期。

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是特朗普貿易議程最激進的公開捍衛者和執行者。他曾提出全球化本質是一場“零和博弈”，而關稅是“重建國家主權的貨幣”。他是4月對等關稅計劃的關鍵推手，給后來的談判設定了較高起點和障礙。在針對越南、墨西哥等關稅轉移國的談判中，納瓦羅堅決要求對方提供遠超零關稅的實際利益（如強制技術轉讓、資本管制、采購協議等）才能換取關稅豁免。

第二類是關稅溫和支持派，認同利用關稅達成減赤、產業回流目標，但主張更審慎、漸進和策略性運用，關注市場穩定性和外交關系維護，在談判中更具靈活性。以美國財長貝森特為代表。

貝森特 (Steven T. Mnuchin)聚焦財政增收與金融穩定，擔任對外溝通理性派角色。他公開強調特朗普關稅對解決財政赤字的貢獻，并在實踐中力推其“分階段實施”建議，比如給予特定行業或企業過渡期。他深度參與所有重大貿易及關稅議題的跨部門協調，并代表美方在國際財經場合（G7、G20財長會、IMF/世行年會）發聲。在盟友談判，尤其是是歐盟和部分亞洲伙伴中，貝森特扮演了相對溫和的角色，更愿意探討降低關稅的可能性，前提是對方需在貿易平衡、市場準入等方面做出讓步，核心目標是利用關稅壓力撬動有利于美國的貿易和金融規則重塑。

第三類是反對派，強烈質疑激進關稅的效果和代價，代表受沖擊的利益方發聲，持續向政府施壓，觀點目前未在決策層占主導。以馬斯克、美聯儲鮑威爾為代表。

埃隆·馬斯克 (Elon Musk) 持續高聲批評特朗普關稅政策，尋求關鍵礦產和工業品關稅的特定豁免、美歐間降低的區域突破。警告特朗普關稅政策損害特斯拉及其他在美制造商競爭力并推高通脹。他利用其影響力游說政府對其供應鏈（如鋰、鎳、石墨）給予關稅豁免。同時，他積極推動美歐間降低或取消工業品關稅（如汽車）的構想，試圖在區域層面突破困局，此舉被部分視為對沖特朗普全球關稅戰略影響的商業策略。

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 強調經濟風險與政策干擾，謹慎應對不確定性。他強調新一輪廣泛關稅對經濟的負面沖擊“遠超先前預期”，帶來了顯著的通脹上行風險和供應鏈擾動不確定性。在聯儲會議及國會聽證中，他持續強調貿易政策（及其不確定性）是其評估經濟前景和利率路徑時的重要復雜因素，關稅加劇了抗通脹任務的難度。雖然不能直接參與貿易談判，但其對經濟風險的反復警告，客觀上給政府內溫和派和外界反對聲音提供了理論支持。

3 本質：貿易戰蔓延和特朗普逆襲并非偶然現象

過去40年的全球化幫助大部分國家實現經濟增長，但利益分配不均衡。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大量經濟體乘上全球化浪潮實現產業躍升，提高全球經濟和生產效率，但全球化的紅利并不是完全均等地分配給每一個群體。正如“大象曲線”描繪的場景，全球化的受益者主要是發達國家富裕階層和發展中國家的中產，而發達國家的藍領則因為產業空心化、就業機會減少等原因成為全球化的受損部門，典型代表就是美國中部鐵銹州。

美國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資產價格大漲難以惠及底層人民。2008年次貸危機，QE和零利率導致資產價格大漲，2020年美國開啟無上限QE，疊加地緣沖突等因素，民眾經歷長期高利率高通脹，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1968-2023年美國基尼系數從0.36升至0.41，2018-2023年美國基尼系數維持在0.41左右。4月5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采訪時透露，美國排名前10%的人持有88%的股票資產，占據了88%的股市份額；中間40%的人持有剩下的12%股票；底層50%的人基本沒有股票。引以為傲的美國股市和科技牛市難以惠及底層人民。

美國階層撕裂孕育民粹主義土壤。2010年以來民粹主義快速崛起，已接近1930年代的最高水平。民粹主義強調平民百姓的利益和訴求，反對精英階層，具有極端化、情緒化特點，傾向于將復雜問題簡化為人民與精英的對立，排斥外來者。美國社會階層的絕對流動性從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意味著兩極對立固化、年輕一代幸福感和希望逐步喪失。

特朗普2016年勝選以及2025年重回白宮并非偶然。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孤立主義抬頭，特朗普兩次上臺正是利用了美國政治極化與社交媒體碎片化，將自身塑造為“美國優先”“使美國再次強大”的旗手，精準契合了部分選民的焦慮與期待。由此不難理解其掀起貿易摩擦的意圖：簡單粗暴地把美國貿易失衡和制造業衰落歸責于貿易伙伴，認為存在貿易逆差就是“占美國的便宜”，只要實現“公平貿易”，就能讓制造業和就業機會回流美國，以巨大市場為要挾，迫使貿易伙伴讓步。

4 特朗普的六大訴求：增加財政收入、減少貿易逆差、談判籌碼、保護美國產業和就業

目的一：增加美國財政收入。

美國債務規模高企，財政平衡難以為繼，特朗普曾多次提及關稅增加財政收入。自2008年美國政府債務規模急劇攀升，疫情期間大規模刺激計劃使美國國債總額從2018年21萬億美元激增至2024年3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從104%提高至123%。高企債務導致利息成本劇增，美國聯邦財政支出中利息成本從2018年3250億美元大幅攀升至2024年8811億美元，占GDP比重從1.59%上升至3.06%。

特朗普在就職首日宣布成立“對外收入局”（ERS），旨在通過向“從美國賺錢的國家”收費來增加財政收入，支撐經濟發展與債務償還；1月24日，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稱“關稅讓美國更富有”；1月25日，拉斯維加斯演講，引用1913年關稅歷史，稱“1913年關稅結束前是美國最富裕的時期”，特別提到威廉·麥金萊總統（1897-1901年在任）時期的保護主義政策，稱其為“美國黃金時代的經濟基石”，并計劃通過關稅政策“紀念麥金萊的遺產”。

目的二：減少貿易逆差。

美國長期面臨巨額的商品貿易逆差，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家。202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創下新高，商品貿易逆差為12947.9億美元，其中農業領域逆差約400億美元。特朗普認為，貿易逆差的根源在于激增的“非互惠貿易壁壘”削弱了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造成產業空心化、就業崗位流失。

美國主要的貿易逆差國家是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中國臺灣、加拿大、日本、韓國、印度和泰國，其中，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分別占總貿易差額的24.6%、19.1%、13.6%和10.0%。

在逆差商品上，特朗普多次表示汽車、半導體、藥品、芯片、木材加征關稅，多數為美國貿易逆差較大的類別。美國貿易逆差前五大商品分別為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電氣機械和設備及其零件等，車輛及其零件（除鐵道及電車道車輛），藥品，家具等，分別占美國貿易逆差的21.5%、21.0%、19.1%、9.1%和4.9%。特朗普3月26日在白宮簽署行政令，對美國進口汽車征收25%關稅，相關措施將于4月2日生效。

目的三：通過威脅加征關稅，增加談判籌碼。

對等關稅政策使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談判中擁有更大的主動權和籌碼。通過威脅加征關稅，迫使其他國家降低對美關稅、調整貿易政策、取消非關稅壁壘、擴大對美貿易等，從而推動美國出口增加。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曾表示，“4 月 2 日部分關稅可能不必繼續實施，因為協議是預先協商好的，或者各國一旦收到互惠關稅編號，就會立即來找我們，希望通過談判降低關稅。”

2017-2019年，特朗普將關稅手段作為談判籌碼，滿足了執政強權需要，確實為美國經濟帶來一定紅利。與中國簽署《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要求在2020-2021年這兩年里，中國在2017年的基準水平上額外購置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及服務；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美墨加協定》，在知識產權保護、數字貿易等領域達成了新的共識；對鋼鐵產品加征關稅，保護本國相關產業、創造就業機會等。

目的四：保護美國產業和就業，抬高全球成本，倒逼制造業回流，完成競選承諾。

特朗普認為，高關稅政策迫使制造業企業將生產環節從海外遷回美國，刺激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重振本土制造業、創造就業。

特朗普在2016年的意外勝選代表著“沉默的大多數”對“精英主義”的成功挑戰，是美國民眾對謀求新出路的愿景。威斯康星、密歇根、賓夕法尼亞等“鐵銹州”隨著產業變遷而快速衰落，藍領工人經歷失業、收入下降、社區衰敗、夢想破滅，正是這些未被精英階層關注的沉默的大多數。截至2024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員占比僅為8.1%，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10.25%，比2018年11.35%還要低1個百分點。

2024年“鐵銹再次變紅”背后是美國藍領工人生存空間日益狹窄。疫情后高收入群體繼續從股票和房地產等資產的升值中受益，而低收入家庭的財富增長較為緩慢，美國罷工事件頻發。2023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20.7%的總收入，前10%的人口擁有46.8%的總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分別為10.4%和33.8%；后50%的人只擁有13.4%的總收入，而1980年則有20.1%。

目的五：遏制中國，新冷戰思維引發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尤其是高新技術創新成果已經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科技霸權構成了有力的挑戰。

近年來，中國雖然面臨美國的封鎖堵截，但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導體等新興技術取得重要進展，引發美國作為霸權在位者的焦慮。中國在光伏領域占據全球主導地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裝備制造和新能源利用大國；以Deepseek、Manus為代表的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新成果挑戰美國應用層霸權，人工智能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和應用場景的拓展，逐步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并在某些領域實現了超越。

目的六：保護國家和供應鏈安全。

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2月至3月期間，以加征關稅為手段多次施壓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強邊境安全管控，主要針對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問題。

上一輪貿易戰，以鋼鐵關稅為例，2018年3月特朗普根據《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全球鋼鐵產品征收25%關稅，美國鋼鐵產品的產能利用率從2017年的平均73.65%增加到2019年的78.15%，2020年一季度達80.83%。

5 影響：貿易戰損人不利己，更救不了美國，全球經濟和貿易面臨沖擊

美國的霸權地位不僅建立在軍事霸權、科技霸權、金融霸權之上，更重要的是其作為國際秩序的引領者和人類文明的燈塔，讓眾多盟友受益跟隨。如今特朗普舉起關稅大棒四面開戰，損人不利己，既不能“拯救”美國，而且動搖根基，自毀長城。

第一，對全球經濟而言，關稅戰必然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和貿易顯著放緩，損人不利己，美國和全球都將面臨效率損失和增長放緩。特朗普發動的全球關稅戰，違背經濟規律，破壞了全球分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早就研究過，分工提升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和貿易。IMF將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下調0.5個百分點至2.8%；OECD對經濟預測下調至2.9%，較2024年3.3%的預測明顯放緩，這將是2009年以來除疫情沖擊之外最弱的結果。

第二，對美國自身而言，激進的關稅政策將把美國推向滯脹邊緣，侵蝕底層人民利益，與其政策初衷背道而馳。回顧上一任期，隨著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越演愈烈，2019年底美國第三季度經濟增速明顯放緩。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測算指出，2018年美國對華2500億商品加征關稅致使美國普通家庭每年支出增加414美元，影響美國中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世界銀行、美聯儲和美國研究機構均發布報告顯示，美國關稅的主要承擔者是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支持特朗普的美國藍領工人在美國四面開戰、外需不足的外部環境下成為事實上的“受害者”。本輪美國面臨通脹水平更高，雪上加霜，耶魯預測PCE短期上漲1.7%-2.1%，實際GDP增速下降0.6%-1%。關稅是一種累退稅，給收入底層的家庭帶來的負擔比收入最高的家庭更大。

第三，貿易戰難以帶來制造業回流。美國制造業衰落和空心化很難逆轉，勞動力成本、技能不適應等，疊加貿易摩擦帶來高通脹持續，制造業回流前景暗淡。截至2024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員占比僅為8.1%，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降至10.25%，比2018年11.35%還要低1個百分點。

第四，美元霸權建立在貿易赤字之上，美國加征關稅并不能有效改善貿易逆差，反而削弱美元霸權基礎。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這導致美國必須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供應美元。美國購買其他國家商品和服務實現美元投放，其他國家投資美國國債、股票等金融資產實現美元回流。上一輪貿易戰以來，2018年-2024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從9434.4億美元上升到12947.9億美元；2022年創歷史新高，為13130.1億美元。雖然美國在經常項下呈現貿易逆差，但資本項下美國坐擁巨額順差。這是美元霸權的基礎和代價。如今美國掀起貿易摩擦、背叛盟友關系，殊不知會減少各國對美元的需求，瓦解美元霸權的根基。

第五，美國從人類文明的燈塔國到秩序破壞者，顛覆全球秩序規則，關稅武器化極大破壞貿易伙伴安全感，削弱了盟友互信基礎。過去美國常以全球經濟發展的引領者和規則制定者的形象示人，強調自由貿易、多邊合作等理念，為全球經濟繁榮貢獻力量。而當前，美國已經從“文明燈塔”到“利益優先”，利用霸權攫取利益，“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朋友”。這種轉變表明，美國在國際經濟舞臺上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一個倡導開放合作的領導者，轉變為一個更注重自身利益、不惜以犧牲多邊關系為代價的逐利者。

6 中國應對：做好自己的事情，打鐵還得自身硬

面對美國的戰略遏制，中國最好的應對是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對內攻堅、對外破鏈”。對內，打鐵還得自身硬，全力拼經濟，保護民營經濟，市場，法治，刺激經濟，穩住股市樓市，地方化債。對外，組成關稅反制聯盟，重構國際經貿多邊合作體系，提升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地位和話語權。

當前有必要開啟一攬子大規模刺激計劃，擴大內需。我們有較大政策空間，子彈充足，七大措施：

一是加大加快財政支出力度，中央政府杠桿率僅25.6%，必要情況下考慮增發特別國債，消費、收儲、投資、生育等領域需求巨大。

二是降準降息，降低實際利率，央行加大國債購買力度，央行持有政府債占其總資產不到6%，相比之下國際主流央行持有政府債普遍在其總資產60%以上。

三是從穩住樓市升級到提振樓市，樓市是最大的內需，放松限購勢在必行，住房銀行加大收儲力度，股市樓市回升的財富效應帶動消費。房地產體量大、產業鏈條長、占中國居民財富比重高，是提振內需的重要抓手。

四是提振消費，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不僅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還低于主要新興經濟體，提振消費，短期對沖外需下滑，長期促進產業轉型。

五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面對卡脖子挑戰，未來加大在新質生產力領域投入，加速“卡脖子”領域的國產替代。

六是鼓勵生育，可考慮加大育兒補貼力度，降低生育養育成本。

七是加速出海布局，開拓新市場，找尋新機會，全面深入建立與東南亞、歐洲、日韓、“一帶一路”等自由貿易體系，構建新型產業分工體系。

中國需要在美國回歸到本國利益優先的霸權思維大背景下，樹立并宣揚一種對全世界人民具有廣泛吸引力的美好愿景和先進文明；在美國回歸貿易保護主義的大背景下，以更加開放大氣的姿態走向世界；在美國四面開戰的大背景下，全面深入地建立與東南亞、歐洲、日韓、中亞等的自由貿易體系以實現合作共贏；歷史是有規律的，凡是不斷吸收外部文明成果、不斷學習進步的國家，就會不斷強大；凡是故步自封、阻礙時代潮流的國家，不管多強大，都必將走向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