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 ：道德形而上學的局限是什么？｜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人們更追逐即時答案而非根本性問題。金觀濤老師 從20世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談起，指出這一轉向對傳統形而上學的致命打擊。曾經的語言哲學家們認為，語言只是符號系統，符號與對象之間的關系是任意的約定，而非某種神秘的本質。然而，維特根斯坦通過揭示語言與世界的同構性，徹底顛覆了傳統形而上學的根基。金 老師指出，形而上學的命題大多源于自然語言的含混性，一旦用嚴格的符號邏輯進行分析，這些命題便失去了意義。因此，20世紀哲學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形而上學應當退出理論研究的舞臺。

金觀濤老師通過兩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一觀點。首先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黑格爾認為“玫瑰是紅的”這一命題本身就蘊含矛盾，第二個例子是卡爾納普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批評。這兩個例子都表明，形而上學的命題往往建立在自然語言的含混性之上，缺乏嚴格的邏輯基礎。

然而，康德哲學卻在這場“形而上學解體”中展現出獨特韌性。其“先驗觀念論”將數學與自然科學的基礎歸于先驗邏輯，避開了語言學批判的鋒芒。金老師犀利指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面臨現代性適配的深層矛盾：他將自由等同于道德自律，卻無法解釋自由作為現代社會正當性基石的獨立地位。更關鍵的是，康德的道德規范被預設為永恒不變，這與中國文明中道德規范巨變而向善意志不變的歷史經驗直接沖突。金老師比喻道，現代學者試圖在康德哲學中“打樁”以支撐現代價值大廈，卻只看到“凍土層”不斷融化，始終找不到穩 固地基。因此需要超越傳統形而上學，在解構中尋找新的思想基礎。

道德形而上學的局限是什么？

文/金觀濤

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及其后果

雖然我強調康德哲學具有當代色彩，但這并不意味著其與20世紀哲學新方向存在著直接的關系，而是指語言分析和數學基礎研究都直接對準 康德的先驗觀念論。相比其他哲學， 康德哲學更容易接受語言分析和數學基礎研究的檢驗。如果在檢驗之后，它依然屹立不倒或有意義，則更能說明康德哲學在尋找現代性基礎中的地位。

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帶來了怎樣的后果？在語言哲學家看來，語言存在的前提是用符號指涉對象，任何一個符號和被指涉對象之間的對應關系只是約定，而不是符號本身有什么神秘的性質。約定有任意性，語言只能用符號系統中符號之間的關系來表示對象之關系，用符號系統的結構(語法)來描述外部世界的法則。維特根斯坦正是通過這一點發現我們的語言和世界同構，并實現了20世紀哲學革命的：任何語言表達的命題和推理要能成立，其相應的符號指涉必須有意義。一旦拿這個標準檢查形而上學，就會發現其大多數命題和論證都不能成立。20世紀哲學研究最重大的發現就是形而上學的錯誤，除了在哲學史探討中還能有一席之地外，形而上學應該退出理論研究。

圖：赫拉克利特

簡而言之，既然語言是用符號系統表達對象，邏輯推理實為符號系統中符號的包含關系和符號的等價所取代。人們通常認為把握對象的符號系統存在著兩種類型：第一類是(指涉和推理)嚴密而準確的，數理邏輯是典型代表；第二類是含混不準確的，即自然語言。自然語言包含邏輯語言，即兩者是有重疊的。形而上學問題及其思辨大多是自然語言含混造成的結果，一旦將符號所指、能指及推理嚴格化和準確化，形而上學的論證和命題幾乎都不成立。形而上學命題必須被取消，因為其來自自然語言的誤用。

舉兩個例子。一個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他主張矛盾無處不在，認為隨便用一個現實例子都能對此予以證明。例如“玫瑰是紅的”，他強調這一論斷本身就蘊含矛盾。“攻瑰”是某個東西，“紅的”是另外一個東西。一個東西居然可以同時是兩個東西，這不正是“矛盾無處不在”的明證嗎？

黑格爾的思想很深刻，但在上述舉例中犯了一個重大錯誤，他沒有想到上述“矛盾”是自然語言含混造成的。在“‘玫瑰’是某個東西”和“‘紅的’是另外一個東西”這兩個句子中，“是”都表達了“同一性”。但“是”還可表達“類屬性”，即所指對象屬于某一類，并非具有同一性。“攻瑰是紅的”這一論斷中的“是”，是指類屬性，而非同一性。黑格爾認為“一個東西同時是兩個東西”，是自然語言含混(“是”有兩種意義)帶來的錯覺，而非真實如此(即“一個東西同時是兩個東西”)。這種邏輯含混所引發的錯覺在中國戰國時期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說中就有所體現，辯證邏輯利用自然語言的含混提出的問題和推出的結論毫無價值。

另一個例子是魯道夫·卡爾納普對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論斷的批評。他舉過一個例子：“I am hungry”是一個符號串，它包含符號串“I am”。根據邏輯，可以從一個符號串為真推出其包含的符號串也為真。但這并不意味著后一個短語“I am”可以從前一個短語“I am hungry”推出。原因何在？前一個短語中“am”是謂詞，后一個短語中“am”是動詞。這里“動詞”(am)在沒有“謂詞”的地方冒充“謂詞”，造成推導的錯覺。卡爾納普論證道：“從‘我思’得到的結論不是‘我在’，而是存在著思維的東西。”這個例子暗示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也犯了形而上學思考的錯誤。

圖：黑格爾和他的德國學生們

作者： F. T. Kugler

笛卡兒“我思故我在”的論斷代表了獨立主體意識之發現，其內容深刻而復雜。作為歐陸理性哲學的開山鼻祖，笛卡兒雖然對數學的清晰性賦予理性，但在“何為自我”的論證中仍然使用了形而上學的方法，這種思辨模式通過康德哲學一直延續到20世紀。卡爾納普的批評對笛卡兒雖然是不公正的，但他指出的問題在以形而上學為基礎的哲學著作中比比皆是。形而上學和辯證思辨中的大多數概念和問題是自然語言含混造成的，作為一種理性論證完全沒有意義。

在數理邏輯和語言分析中，哲學命題成為語言分析的組成部分，形而上學被取消了。正因如此，在今天的學科分類中，哲學被劃分至人文(歷史)語言的研究類別中。

如前所述，20世紀哲學之死，指的是哲學語言學轉向導致人文世界真實性的解體。所有人文歷史及哲學討論用的都是自然語言，20世紀哲學革命的主要觀點就是符號離開其指涉對象便無真實性可言，既然自然語言包含邏輯語言，邏輯語句的真實性來自自然科學，那么人文世界就并不存在自然科學之外的真實性結構。這樣，不同于自然科學的其他理論還有必要存在嗎？

換言之，就哲學發展的內在動力而言，哲學之死的直接原因正是語言分析指出了形而上學沒有意義。康德提出的先驗觀念論，引發出一系列重要哲學流派，構成了洋洋大觀的德國觀念論傳統，無論是黑格爾哲學還是存在主義，其基本論述都是形而上學式的。因此，作為哲學語言學革命的代表人物，維特根斯坦就成為哲學死刑的宣判者，故其后再無形而上學的哲學家可選。

圖：油畫《奧菲利亞》

作者：約翰·埃弗里特·米萊斯

形而上學“凍土層”的融解

這時，康德哲學又如何呢？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轉型仍然是形而上學，上述所有批評對康德哲學同樣成立！康德哲學中存在相當多概念如“物自身”“合目的性”“質料”“絕對”等，雖然從形而上學的角度看來十分嚴密和深奧，但是這些詞匯和相應觀念(論斷)要么讓人根本不知道在指涉什么，要么實際上都沒有意義。奇怪的是，20世紀形而上學的否定，很少涉及康德，特別是沒有波及康德哲學的基本結構。

為什么會如此？我們必須意識到 康德哲學中的形而上學論述和一般形而上學有所不同。康德“三大批判”的基石是“第一批判”，用先驗觀念論證數學和自然科學(物理學)同源是康德哲學的出發點，正是通過該論斷，康德實現了理性中心的轉化。康德哲學大廈是否成立，取決于先驗觀念是否真的存在。只要數學即邏輯這一論斷正確，先驗觀念論把數學視為先天綜合判斷，這一觀點即使有問題，也可以通過再解釋和數學基礎研究達成一致。

這樣一來，康德哲學的整體結構就和其他形而上學拉開了距離。換言之，盡管依附在 康德哲學整體結構上的很多命題和論述是自然語言含混造成的，它們可能沒有意義，但其結構本身有著深刻的內涵，是值得今天進一步 研究的對象。因此，盡管20世紀邏輯經驗主義者在攻擊形而上學的同時，也在質疑數學是 先天綜合判斷的觀點，如弗里德里希·弗雷格認為數學(算數)是先天的和分析的，但其依舊延續了 康德先驗邏輯論規定的邏輯結構，用弗雷格自己的說法是“成功地改進了 康德的觀點。”

圖：《浪子生涯》

作者：威廉·霍加斯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從19世紀以來康德學說的核心一直被認為是道德哲學。在關于道德基礎的研究中，因為從“實然”不能推出“應然”，道德哲學不能用研究實然世界即科學使用的準確符號語言，故直至今日仍必須依靠形而上學分析。20世紀70年代后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向康德的回歸，即證明了這一點。換言之，由于道德哲學研究尚未找到可以取代康德形而上學的分析工具，道德形而上學至今仍存在于大學哲學系倫理學教學和研究中。

我可以這樣形容 康德哲學在今日世界的處境：一方面，在形而上學紛紛解體的歷史潮流中，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本是出于道德哲學的需要而被特意封存的凍土層;另一方面，人們認為在先驗觀念論中可能蘊含著支撐現代性并實現真善美互相整合的基本結構。正因如此，從20世紀70年代到今天，人們都在通過對康德哲學的現代詮釋，力圖使得現代價值系統的大廈能通過形而上學的凍土層找到自身的基礎，但令人深思的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方面的努力乏善可陳。

如果總結以 康德哲學為基礎的現代性探討，可以發現：雖然 康德哲學今天仍是代表真善美互相整合的宏偉體系，但它離我們的時代越來越遠。為什么會如此？自20世紀70年代政治哲學家試圖在其中打入支撐現代性大廈的柱石，以重建現代普世價值和道德的基礎以來，常常會出現一種吊詭的情況：在施工過程中，會看到凍土的迅速融化，卻沒有找到支撐現代性的結構。這時必須將柱石建立在更深的地層中，但隨著打樁的進一步深入，同樣只見凍土的融化而找不到其立足的結構。

康德用道德哲學來論證個人自由。從“第一批判”推出“第二批判”出于如下思路：既然宇宙法則(物理世界的規律)和數學法則同源，它們都立足于先驗觀念，那么人應該自覺遵守來自理性的規范(道德)。這里，個人自由等同于道德自律。如果用該觀點來探討個人自由的基礎，立即就會碰到不可判定的問題：追求個人自由和追求道德，哪一個更為基本？

顯而易見，沒有自由就不會有道德。每個人只有意識到自己是自由的，個人意志才能指向善(因為自由意志也可以指向惡)。如果個人是不自由的，道德自律毫無意義。康德將自由與道德自律視作等價，這里的所有論證都立足于先驗觀念論。但是，在先驗觀念論中，作為價值的自由和向善的意志不能區分。這時，自由(而不是道德)作為應然的前提是什么？康德哲學不能回答。如果從“第三批判”的判斷的“合目的性”中尋找答案，會出現同樣的問題。也就是說，政治哲學不能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中找到個人權利作為不等同道德的現代社會正當性的基石。

同樣的困境也發生在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本身之中。在 康德哲學中的道德規范和自然法則都來自先天觀念，他們是永恒不變的，所以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無法討論道德規范變遷的問題。 康德通過理性圍繞中心的轉化，界定人應該自覺遵循代表理性的道德規范，在這一推理模式中，“善”這一價值是由道德規范產生的，故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中強調“善”不能獨立于普遍的道德規范而存在，且認為這是“善”無可改變的屬性。

此外，康德為了把道德規范和法律都吸納進實踐理性，認為兩者在價值上同源，法律（自然法權）從屬于道德，根據中國文明的歷史經驗，向善的意志和某種普遍規范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聯系，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么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中國文明在2000年歷史中曾發生兩次道德規范的巨變，而向善的意志(以善為終極關懷)卻從未變過。中國作為一個道德哲學極為發達的文明，其歷史經驗早已證明：一旦法律從屬于道德，法律就變味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一直從屬于道德，現代極權主義則把法律等同于立法者的意志，個人自由在其中蕩然無存。而且法律只能是被制定出來的，西方法治傳統中最重要的原則“法律必須被發現”也就喪失了基礎。

本文系摘選自《 消 失的真實：現代社會的思想危機》一書第五章二、三兩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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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編校：夢丹

編發 審定：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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