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鷹律師：幫信罪如何認定和處理出了新的司法解釋

一、新司法解釋出臺背景
電信網絡詐騙等關聯犯罪高發，幫信罪成為黑灰產業鏈重要環節，呈現組織化、跨境化、低齡化特征，未成年人、在校學生涉案問題突出。
現有《幫信解釋》《電詐意見二》等文件內容分散，對涉“兩卡”犯罪“情節嚴重”認定、主觀明知判斷等標準不統一、不明確，司法實踐中存在同案不同判問題。
需進一步明確幫信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等關聯犯罪的區分規則，強化行刑銜接與綜合治理，從源頭打擊“兩卡”亂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25年7月28日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法發〔2025〕12號）。
二、新增規定
明確主觀明知認定規則：新增3種推定明知情形（如提供批量插卡設備、被限制后仍提供賬戶等），結合行為方式、工具性質綜合判斷。
調整涉“兩卡”犯罪標準：電話卡不再區分本人/他人，累計20張以上即屬“情節嚴重”。銀行賬戶需同時滿足“3個以上賬戶”+“流入資金30萬元以上”，避免小額賬戶濫用。
細化寬嚴相濟政策：對職業化團伙、跨境犯罪從嚴懲處；對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被脅迫者從寬處理，可不起訴或免刑。
強化行刑銜接：要求司法機關向金融、電信等部門發送司法建議，對行業“內鬼”適用職業禁止，推動源頭治理。
實施要點：強調“主客觀一致”原則，需同時查證被幫助對象構成犯罪及行為人主觀明知，避免“客觀歸罪一、幫信罪新司法解釋的核心不同之處
新增3種推定明知情形：提供特定犯罪工具（如批量插卡設備）、被限制后仍繼續提供賬戶、事先準備反偵查話術。明確“明知”需結合行為方式、工具性質等綜合判斷，避免“可能知道”的泛化推定。
寬嚴相濟政策分層明確：職業化團伙、跨境犯罪、利用AI等新技術、未成年人/學生參與組織化犯罪。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被脅迫者、初犯偶犯，可不起訴或免刑。
強化行刑銜接與綜合治理：對行業“內鬼”（如銀行、電信人員）可適用職業禁止；要求司法機關向相關部門發送司法建議，從源頭治理“兩卡”亂象。
三、辯護工作的關鍵策略
無罪辯護：從“明知”和“因果關系”切入
質疑“明知”的推定。若控方僅以“異常交易”（如頻繁轉賬）推定明知，可主張行為人對資金性質存在合理懷疑，無直接證據證明其“確切知道”犯罪。例：行為人辯稱“以為幫朋友周轉資金”，需結合其認知能力、交易背景（如是否核實資金來源）反駁。
切斷“幫助”與犯罪的因果關系：若幫助行為屬于中立技術支持（如普通軟件維護），可主張未實際推動犯罪實施。例：為詐騙網站提供服務器托管，但未參與詐騙策劃，可辯稱“技術中立”。
若涉及銀行卡，可質疑“3個賬戶+30萬元”的證據鏈是否完整，或主張部分賬戶為合法用途。例：提供1個本人賬戶+2個他人賬戶，資金流水未達30萬元，可主張不構成“情節嚴重”。
圍繞“明知”的主觀要件和“情節嚴重”的客觀要件，優先無罪辯護，其次罪輕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