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歐美學界多學派, 中國學界多“學閥”？從芝加哥學派談起

? 安德魯·阿伯特

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

? 楊宇熙 (譯)

? 王利平、張正濤 (校)

北京大學

【導讀】近年來，“文科無用論”不時泛起，公眾對建制化的人文社會科學一直保有質疑。反觀西方世界，無論是歐陸哲學傳統，還是技術與社會理論，人文社科卻能憑借一股“學派”風潮煥發新生，甚至憑借理論的洞察力，在中文世界收獲“高引用率”。本文聚焦的正是西方社會理論中的經典派別“芝加哥學派”的自我更新歷程。盡管存在研究語境和歷史脈絡上的區別，但他們的思考路徑或許能幫助我們探索中國學派的建設路徑。

本文作者安德魯·阿伯特教授是第三代芝加哥學派核心人物。面對這一學派譜系中的定位，他自認是“被迫的學派傳人”，他認為在早期研究中顯露的學派特征是被同行“發現”而非自覺選擇，這種后知后覺反而印證了學派的深層影響。在他看來，從大眾心理的變化、社會組織結構的調整，到城市生態中的張力，“芝加哥學派”的經典理論敏銳把握了美國工業化、城市化及大眾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知識訴求。

阿伯特教授作為最早警示AI對學術寫作的異化的學者之一，他主張回歸“細密描述”（close reading）傳統，這一立場使其在方法論爭論中持續保有影響力。而在本文中，他認為當下互聯網行為、社交媒體的演化已成為社會理論研究的新前提。人格的碎片化、群體的模糊性、虛擬與現實的交織……理論界不得不面對這些新的命題，而其背后的癥結在于，經濟學成為一種宗教、對經濟增長的推崇，以及競爭性經濟成就的文化生態。面對社會科學的傾向性，他認為應嚴肅對待研究過程中的倫理道德，拒絕簡單化的政治正確。

在文章的最后，他將理論創新的使命寄托于年輕學者，并重申了細致入微的思考和對理論材料反思的重要性。芝加哥學派的真正價值在于其方法論彈性，即通過代際學者的持續重構，保持對社會現實的解釋力。

本文為阿伯特教授在“芝加哥社會科學傳統的形成、發展和貢獻”——北大—芝大聯合論壇(2024)上的開幕演講，原載于《北京大學教育評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過去與未來的芝加哥學派

▍一

三十二年前，我寫作了“芝加哥學派的持續意義”（The Continuing Relevance of the Chicago School）一文。剛回到芝加哥大學成為一名教師，這篇論文似乎成為我宣告就任（read myself in）新職位的有效方式（Reading oneself in這個十九世紀的短語指的是某位專業人士通過閱讀某種正式文件來接手一個既定的職位。它的起源是英國國教的神職人員在被任命到某個教區后，通過發表第一次講道來“融入”這個職位。這篇論文最初在1992年4月的一次會議上發表，修訂后在1997年發表于Social Forces，1999年作為《院系與學科》（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一書的終章出版，2015年發表于Raisons Politiques）。當時社會學的主流是威斯康星風格（Wisconsin-style）的社會人口學，而我的這篇文章從方法論根基對研究的主流取向提出了批評，認為其定量方法忽視了根本性的空間與時間情境。這種定量方法忽視了空間情境，將各個分析單元（unit of analysis）獨立開來；也忽視了時間情境，在賦予變量意義時僅僅考慮分析單元的當前尺度。芝加哥學派的學者一直很關注時空情境，他們將稱為“自然區域”（natural areas）——必然依賴于周圍環境的空間單元——的空間情境納入考量，也將稱為“自然史”（natural histories）——某一案例中的典型事件序列——的時間情境納入考量。對時空情境的關注達到極致時，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將自然區域與自然史融合入我所說的“互動場”（interactional fields），這些“互動場”擁抱時間和空間的全面情境化。比如，第一代芝加哥學派學者哈維·佐爾博（Harvey Zorbaugh）的《金岸和陋街》（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和我自己1988年出版的《職業系統》（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就是例子。

不過，如此敘述過去夸大了我對于所做之事的自知。直到《職業系統》完稿，我才清晰意識到其芝加哥學派根源。我基于哈里森·懷特（Harrison White）的“空缺鏈”（vacancy chains）概念提出了最初的論點，在四年的寫作過程中加入了諸多更為靈活的想法，當我為撰寫前言而重讀手稿時才驚訝地發現，那些想法實際上來源于十二年前我對芝加哥學派的廣泛閱讀。

我在方法論領域的工作也有類似的經歷。轉向序列分析實際上是我對哈羅德·威倫斯基（Harold Wilensky）的芝加哥風格的職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professions）的回應。我在方法論領域的第一部作品“社會事件的序列”（Sequences of Social Events）是形式化的，同樣間接受到哈里森·懷特的影響，這次是通過曾師從懷特的一位高中朋友。然而，隨著對方法論的思考趨于深廣，我逐漸意識到自己對于變量范式的哲學基礎之批判也源自芝加哥學派。

在羅格斯大學任教期間取得的上述進展成為日后工作的鋪墊。此后我搬到芝加哥居住，又恰巧在1992年受邀做索羅金講座。受此激勵，我將自己的職業生態理論（ecological theory of professions）以及情境主義職業觀（contextualist approach to careers）編織入芝加哥學派的脈絡，開篇提到的“芝加哥學派的持續意義”一文應運而生。盡管這篇論文具有富于爭議性的清晰感，卻將我置于嚴肅的智識懷疑中——也許可以由此宣告自己位列芝加哥學派，但我是否處于一個實際存在過的學派呢？

因此，既作為一個社會實體又作為一個文化對象的芝加哥學派究竟是什么，這一問題在此后十年始終縈繞我心。在《學系與學科》（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一書的經驗研究部分，我事無巨細地考察了芝加哥學派、《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等事物的本體論特征。實際上，這本書的索引包含了我時至二十五年后的今日才接近完成的理論方法用語的雛形。不過更重要的是，寫作《學系與學科》讓我知曉，大多數時候是我們在前行過程中塑造了芝加哥學派。當我們聚在一起討論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時，從來不僅僅是論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面貌，也述及當下我們如何創造一個新的芝加哥學派。

其實，事實從來都是如此。二戰以后的芝加哥大學學生們基于老師們早些年的工作，創制了一個文化對象，稱之為“芝加哥學派”。誠然，老師們對這個文化對象及其名稱持懷疑態度。他們的懷疑卻無關宏旨，因為戰后學生們的主要志趣在于創造一個芝加哥學派的新版本，以挑戰戰后盛行的調查研究和量化傳統。于他們而言，創造“第一代芝加哥學派”是為“第二代芝加哥學派”的誕生鋪路。對這一施行性目的的佐證之一是，“芝加哥學派”這個語匯究竟意味著什么，即使是對第二代芝加哥學派學者而言，也并不明確。有些人將芝加哥學派與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聯系起來，因為他們是米德主義者（Meadean）；另一些人將其與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聯系起來，因為他們是研究職業領域的學生；或者與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聯系起來，因為他們是城市民族志學者（urban ethnographers）。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賦予芝加哥學派些許反量化和微觀社會學的傾向，忽視了像歐內斯特·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和達德利·鄧肯（Otis Dudley Duncan）這樣的量化派芝加哥學者，盡管后者認為他們和其他人一樣也是芝加哥社會學的一部分。

相同的故事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又一次小規模重現。1962年，莫里斯·賈諾維茨（Morris Janowitz）回到芝加哥，開創了他自己對于芝加哥學派的獨特詮釋。他主持了眾多民族志研究，同時建立了一個兼容并包的學系，不僅再版了帕克（Robert Erza Park）、伯吉斯、休斯（Everett C. Hughes）和沃斯（Louis Wirth）的著作，還再版了像奧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這樣的學者的作品，后者代表了與賈諾維茨及其第二代芝加哥同學們迥異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賈諾維茨本人的追溯甚至越過了第一代芝加哥學派而落在第零代芝加哥學派（a Zeroth Chicago School）——一戰以前的芝加哥學派，托馬斯（W. I. Thomas）是他所推崇的核心人物。與其他書寫芝加哥學派的人一樣，賈諾維茨也有自己的期許。他希望回歸到阿爾比恩·斯莫爾（Albion Small）時代那種公開進步的（openly progressive）、充滿社會批判且視野宏大的情境主義。因此，其職業生涯后期的集大成之作是三卷直指現代社會癥結的社會政治批判著作。

當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樹起芝加哥學派這面大旗時，也同樣有著自己的期許。我希望首先寫出一個形式理論方案，以捕捉芝加哥學派對時空情境的迷戀；其次是將這個方案普遍化，以彌合因果分析與敘事之間的方法論鴻溝，倘若引入學科的范疇，那便是彌合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方法論鴻溝。

此刻，我大概已經處于這項終身事業的尾聲了，我關于社會本體論（social ontology）的作品即將完成；考慮到我的年齡，關于規范性過程（normative processes）的續作也許難以完成了。因此，我將轉向關于芝加哥學派的另一個問題：芝加哥學派往何處去？

對此給出一個言簡意賅的回答并不困難，新的芝加哥學派將由年輕一代來定義，將誕生于他們而非我的期許與計劃之中。不過，我希望在此短暫地沉醉于指出一些觸手可及的答案。

▍二

對今天的社會生活稍加關注便不難意識到，隨著社會變遷，社會理論的詞匯本身已然過時。在傳統的理論課程中，被視作經典（canon）的是馬克思（Karl Marx）、韋伯（Max Weber）和涂爾干（Emile Durkheim）；此外，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馬蒂諾（Harriet Martineau）、法農（Frantz Fanon）等也以各種原因被納入其中。他們共同關注的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重大社會議題，諸如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自由、現代性、階級斗爭等。因此，他們以如下方式看待世界：穩定的個體，彼此間存在沖突但本體穩定的社會群體——階級、種族、職業、民族、國家公民等。他們的宏大關切是工業化、城市化及大眾社會，那時的新興媒體是報紙或收音機。在他們看來，宗教行將消亡，而技術進步意味著體力勞動的自動化。

但那不是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如今的我們置身于一個個人身份不穩定、社交媒體和網絡上充斥著流動且難以界定的群體的世界。我們的宏大關切是技術對于社會關系的重塑、網絡犯罪與沖突及類似問題，更不必說非市場化生產甚至非市場化休閑的徹底消失。今天的新興媒體可能是僅僅面世一周的事物，宗教正蓬勃激增——無論以傳統形式還是以“靈性”（spirituality）和“健康”（wellness）為名的各種形式，技術進步意味著專業技能的自動化和高科技的外包——轉移到其他國家或是交給人工智能處理。

這樣的世界呼喚從根本上重新構建社會理論，舊理論的根基已不復存在。究竟何為人格（personality）？十九世紀意義上那種可辨別的群體是否還存在？當下世界的社會因果關系可能是怎樣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亟待解決。

若想一窺芝加哥學派可能會如何看待上述問題，不妨參考帕克在與伯吉斯、麥肯齊（McKenzie）合著的《城市》（The City）一書中的貢獻，這本書恰好出版于一個世紀以前。其中帕克的文章有如下標題：“城市環境中的人類行為”（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報紙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社區組織和青少年犯罪”（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社區組織和浪漫情緒”（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the Romantic Temper）、“魔法、心智和城市生活”（Magic, Mentality, and City Life），最后還有“流動工人的心靈：有關心智與遷移之關系的思考”（The Mind of the Hobo: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entality and Locomotion）。這些文章僅僅涉及了芝加哥學派三大主題的第一個——社會心理學。在帕克看來，城市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內部或其自身，而在于它重塑了交流、經驗與觀念。伯吉斯和麥肯齊代表了芝加哥學派的另外兩個重要領域——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態學。

進而，若我們自問：如果帕克生活在今天，他會研究什么？答案并不是“城市”，帕克在今天會研究互聯網，嘗試厘清微信、Reddit和Facebook上社會過程的本質，他會研究三歲就接觸手機、六歲就通過Outlook安排生活的孩子們。可以輕松地將帕克的文章標題重新命名以展現這些關切：“城市環境中的人類行為”變為“互聯網上的人類行為”（Human Behavior on the Internet），“報紙的自然史”變為“社交媒體網站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Social Media Site），“社區組織和青少年犯罪”變為“跨越生命歷程的黑客行為”（Hacking across the Life Course），“社區組織和浪漫情緒”變為“交友網站上的另類自我”（Alternative Selves on Dating Sites），“魔法、心智和城市生活”變為“日內交易員的意識形態和信仰”（Ideologies and Beliefs of Day Traders），“流動工人的心靈:有關心智與遷移之關系的思考”變為“臨時工的心靈：有關心智與階段性就業之關系的思考”（The Mind of the Temporary Worker: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Mentality and Episodic Employment），等等。

上述重命名練習揭示出，確有一個有待理論化的全新世界。無可否認，變遷之中不乏延續性，但當下的社會進程已然蘊含了太多新興要素，以至于如今仍在講授的多數社會理論應被宣告過時。

新的理論也會在數據中孕育，就像芝加哥學派最初的理論一樣。大多數杰出的芝加哥學派學者都是數據派，諸如亨德森（Charles R.Henderson）、托馬斯、伯吉斯、沃納（William Lloyd Warner）、休斯、鄧肯、賈諾維茨甚至戈夫曼（Erving Goffman）。真正意義上屬于第一代芝加哥學派作品的實際上是那個時期學生的論文和學位論文，這些作品也同樣充滿了數據，如《出租舞廳》（The Taxi Dance Hall）、《等待的女人》（The Woman Who Waits）、《金岸和陋街》、《芝加哥的黑人家庭》（The Negro Family in Chicago）、《連鎖商店》（The Chain Store）等等。因此可以自然而然地認為，未來偉大的芝加哥學派作品也同樣會扎根于數據及對數據的反思。

那么，接下來有待研究的問題是什么呢？我將按照上文提及的三個主題——社會心理學、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態學——展開討論。

設想米德、托馬斯和帕克面對今天的社會心理學，大約會有三種變化使他們興味盎然：人格（personality）、社會互動理想形態（ideals of interaction）及關于人的意識形態的變化（ideologies of the person）。

首先是人格方面的變化。今天，一種全新的個體已然顯現——一方面是破碎分裂的，另一方面又前所未有地像是一個主權國家。破碎和分裂源于互聯網信息的沖擊、各種新興的或既有的不穩定性——個人、經濟或是家庭層面的，也源于快速但常常非必要的技術和結構性變革。除此以外，互聯網又在誘使人們趨于破碎分裂：它誘使人們在交友網站及言論版上展示多重且往往虛構的自我，或是在Instagram上將自己包裝成潛在的名人。最后，破碎和分裂也源于互聯網激發的自我實現所遭遇的尖銳挑戰——內外兩方面的嚴密監視與控制。

在我教過的精英年輕人身上，對上述這一切——以及業已顯露的一定程度上“受監控”（policed）的公共環境——的回應之一是：自我被逐漸重新概念化為一種主權。我的學生們主張有權規范他人如何稱呼他們，周圍使用何種語言風格，哪些形式的“褻瀆”（lèse-majesté）是他們無法接受的，以及哪些政治觀點在他們面前不能提及；但是在今天，他們實際上比美國歷史上任何一代年輕人都更依賴父母與各類機構。其他社會階層的回應可能相當不同，比如可能會轉向民粹主義。對于許多出身精英階層的學生來說，社會解體直接導向了這種補償性的且多少脫離現實的自我觀念。

由于這種新型自我以全新的方式定位自身，關于社會互動理想形態的問題便接踵而來，其中兩種理想形態尤為有趣，即對偶然性及對變化的迷戀。今天，對偶然性的迷戀彌漫于整個社會。我不僅僅指電子游戲或類似事物，在科學研究中也同樣如此——概率性真理（probabilistic truth）取代決定論思維（deterministic thinking）成為主導。在運動領域，規則被不斷重塑——時間控制變得更加精確、優秀的選手被安排到實力較弱的隊伍中，凡此種種都旨在強化結果的不確定性。再如賭博的盛行，據說過去一年里有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參與了賭博，僅在合法場所的總支出就超過2000億美元；非法賭博的規模據估計至少與合法賭博相當，甚至更大。股市也同樣繁榮，在那里，他人福祉成為富人的賭注。

對變化的迷戀略有不同，它一定程度上是由社會結構所強加的，因而諸多形式的變化都不免徹底流于程式化。一個例子是，學校里基于年齡而非能力分班的學生們在一起緩慢進步。女裝與其他零售商品中被制造出來的時尚也是鮮活的事例。甚至學術生涯也被桎梏于各種流行的方法論與理論之中，就像五十年甚至更早之前，商業意識形態也被如此炮制出來。今天對“創新”的癡迷——無論就企業還是個人而言，正是現代社會生活偶然性、變化與程式化于矛盾中交融的表征。

對偶然性與變化的癡迷將我們帶回托馬斯提出的“四大愿景”——對于新體驗、安全、回應及認同的期許。新興通信技術極大程度上兌現了對新體驗的期許，同時也使人們困于信息繭房中領受孤獨。對認同的期許在交友網站、Instagram及其他類似平臺上得到了極大滿足——其結果幾近虛幻；相反，對回應的期許——獲得和接受關愛的渴望，在這個新世界能否實現似乎顯得相當曖昧不明，正值盛年的群體獨居比例上升便是佐證。自我至高無上，卻孤獨一人。

我要討論的社會心理學的第三個議題是關于人的意識形態問題。由兩件大事可一窺這些意識形態以及它們的變化。第一個事件是十九世紀那種連貫、統一的理想個體形象似乎終于走向了終結——那是一種健康的個體，能夠扮演多種角色而不迷失其本質人格，并且根植于一個由公認價值觀主導的基本社會世界。這一方面是十九世紀的中產階級（bourgeois）形象，另一方面也是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S. Becker）筆下藝術世界中藝術家的形象。它是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心目中的自我，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細致刻畫的自我，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以百萬計死去的自我。我們也許會是這種人格理想的最后承托者，我所熟知的年輕人已難以理解這種理想。

第二個事件也是漸進發生的。過去四十年見證了各種事物的貨幣化，甚至像知識這樣顯然是普遍共享的事物。這意味著經濟學作為全世界上層階級的宗教被確立起來，職業體育成為其主要儀式體系以及所謂的跨社會階層的主要團結形式。這個新體系強大到足以讓大學這樣看似自主的機構發生轉變，我們回到了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在1918年所批評的大學。經濟和體育都是芝加哥學派需要集中關注的問題。或許可以從下述事實切入：每年大約有300億美元用于向美國年輕人灌輸這一反直覺的觀念，即我們當前的經濟體制及其眾多功能失調不過是理論經濟學抽象結論的邏輯后果。這是我想交給未來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挑戰——厘清當今新世界的社會心理學。

第二個挑戰在社會組織領域，我們必須明確今天存在的新型群體以及行將消失的舊有群體。芝加哥學派在這方面的關鍵人物有老一代的亨德森、中間一代的伯吉斯，還有休斯、斯雷舍（Frederic Milton Thrasher）、弗雷澤（E. Franklin Frazier）、莫勒（Ernst Mowrer）以及其他第一代芝加哥學派的學生們。我認為在這方面有四個重要議題。

第一個議題源于一個關鍵的方法論問題——多重身份及計算機化的自我生成使辨別和描述目前的群體成為一個幾近不可解的問題。信息經紀巨頭或許能在他們龐大的數據庫中發現群體結構的重要方面，但他們對利潤的追求會扭曲他們的觀點，當然，他們也會將這些觀點保密。而且無論如何，這些觀點很大程度上會受到他們行為的干預，因為信息經紀人在發現群體的同時也在創造著群體。對于我們其他人來說，群體和生態學分析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一方面，行動者周圍的群體聚落將數量眾多且極其分散；另一方面，大部分社會經驗正變得完全虛構，但盡管虛構，這些經驗仍會產生重大影響。上述問題至少可以算是方法論層面的挑戰。

第二，社會生活中更具可研究性但變化迅速的一個領域是人口學。大多數社會將趨向低生育率、高人均壽命、小規模家庭以及人口老齡化，并很可能受高強度管控。死亡將成為一個新的重要研究議題，因為它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人生階段，這對于社會心理學和宗教有著重大影響，后者究其歷史正源于人們對死亡的應對。人口結構變化也將重塑伴侶關系（coupling）——“婚姻”這個詞已不再能覆蓋親密關系的多樣性。家庭也不再是查爾斯·霍頓·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所說的“初級群體”（primary groups）。在過去的一個世紀，收音機、電視、電話、電子郵件、手機已經徹底重塑——在許多情況下是摧毀了——家庭內的互動，家庭在經濟層面的重要性卻在上升。這一切都令人倍感困惑。

上述變化將我們引向社會組織領域的第三個議題——年齡分級（age-grading）的強化。代際正成為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社會單元。這一變化部分源于死亡率下降以及現代學校體系的僵化，也與資本主義需要將代際作為消費單位密切相關——在服裝、技術、娛樂方式等方面都不難觀察到這一點。

將年齡劃分為階段的做法在職場中同樣有所體現，工作生涯呈現一種新的結構或者說是無結構狀態。在二十世紀多數時間里，精英的制造業工人、手工業及專業領域人員可以期待幾近實現終身就業。當然，斷言這種就業形式徹底不復存在未免夸大其辭，且此前它也未必具有普遍性；但不可否認它正遭受嚴重威脅，即使是在咨詢和金融這樣的精英行業。尤其是今天的專業人員已經失去了對自身知識庫的掌控，這些知識庫已經被組織所接管，并轉化為商品。我的《職業系統》這部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在描繪一個業已逝去的世界，休斯式的（Hughesian）工作社會學（sociology of work）呼喚一種徹底的更新——新的概念、新的問題意識以及新的例證。職業生涯也許已成為過去式。

群體的性質、人口學變化以及消費和工作中年齡模式的動態變化這三個議題引出了社會組織領域一些更廣泛的問題，這里只能簡略闡述。一是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一個世紀前提出的休閑與工作的議題。生產力的提高已經超過其預期，凱恩斯所預見的休閑轉向卻被限制在生命歷程的某些部分，或是因上文提及的諸多變化而呈現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形式。帕克的學生曾花大量時間研究酒館、妓院、出租舞廳等場所，新的芝加哥學派必須追蹤全新的休閑領域，如旅行、賭博、乘船旅行、幻想團體、登山、瑜伽、烹飪等等。

第二個廣泛的問題域涉及暴力、犯罪及自殺。一個世紀前，恩斯特·莫勒、魯斯·卡文（Ruth Cavan）、弗雷德里克·斯雷舍和埃德溫·薩瑟蘭（Edwin Sutherland）曾在芝加哥探索過這些領域，隨著互聯網和電子記錄保存技術的普及，他們的分析對象已然發生了變化，新技術的出現催生了全新的犯罪秩序。不過同樣重要的是，傳統犯罪形式在新技術的助推下愈加猖獗，如腐敗、挪用公款、詐騙等等。是時候出現一位新的薩瑟蘭了。

三是知識社會學領域的問題。這并非芝加哥學派的強勢領域，但芝加哥學派的思想有助于闡釋知識向圖像及口頭表達、簡短摘要和商品化的轉變。身處今天的世界，我們只能希望不至于有朝一日需要研究智識生活是如何徹底脫離大學的。

上述三個更廣泛的問題都與經濟學成為一種宗教、對經濟增長的推崇以及競爭性經濟成就的文化有關。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會揭示這些問題更重要的方面，這些方面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路徑難以捕捉的，更不用說傳統的變量研究路徑了。發現那些常規研究所忽視的方面是我交給年輕一代的第二個挑戰。

第三個挑戰屬于社會生態學領域。這一領域的杰出芝加哥學派學者有歐內斯特·伯吉斯和維維恩·帕爾默（Vivian Palmer）——他們共同創建了芝加哥的基礎地圖，還有其他許多人，包括克雷西（Paul Cressey）、弗雷澤、雷克利斯（Walter Reckless）、多諾萬（Frances R. Donovan）和他們的同學——他們使用了這張地圖以及從中衍生出的生態學概念。

但生態總是迅速變化的。我們知道“身體的近”（physical proximity）的意義較之過去已然改變，卻不清楚今天它究竟意味著什么。互聯網似乎削弱了“身體的近”的力量，而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間，“身體的近”的意義卻強勢回歸。此外，當今普遍的身體流動可能會因過度旅行帶來的污染問題而受制約。至于“社會的近”（social proximity），涉及上文提及的諸多變化，隨著我們趨向一種多元且分散個體的社會心理學，隨著群體變得更加彼此交疊而模糊不清，“靠近”（nearness）在社會世界中的含義不再明確。家庭成員可以生活在一起，但沒有太多互動，而對彼此知之甚少的網友卻能在某個共同興趣的基礎上建立起相當緊密的關系。再如，我的同事馬爾科·加里多（Marco Garrido）發現馬尼拉的貴族在物理意義上散居在貧民之中，貧民充當貴族不可或缺的仆人、工匠、服務提供者等等。在今天的世界，生態學呈現新的形式，接近與分離交織共存。

同樣的變化也發生在職業領域，四十年前我所描繪的簡單生態系統如今已被編織進龐大的勞動分工中，并與組織控制及高度商業化的產品相互滲透。我們將不得不徹底重新審視生態學的觀點。

▍三

最后，我還有兩個總體性的要點，都關乎我們如何進行和書寫研究。第一，我認為我們必須拋棄所謂的“小文章學術”（scholarship of mini-articles）、引文索引、自動檢索等。無可否認，在AI和ChatGPT出現之前，學術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就已經變得機械化和程式化。腳注早已從對晦澀來源的詳細考察轉變為一種機械的方式，用以展示實際并不具備的專業知識。必須放棄這種機械化的知識，給予學術研究其所需要的持續多年的關注。重新閱讀芝加哥學派的作品吧，其中不會有很多腳注，卻有許多細致入微的描述和思考以及與材料深刻而富于反思性的互動，而非一味追隨理論潮流。

第二， 必須避免不加反思的政治化。我認為我們不能像帕克——甚至艾迪斯·阿伯特（Edith Abbott）以她自己獨特的方式——認為的那樣，假裝可能存在一種純科學主義。從曼海姆（Karl Mannheim）至今，一個世紀以來的反思都表明社會科學不可避免地具有規范性。因此需要創建一個子學科，以使我們的道德化更能植根于嚴肅的反思；同時，我們也需要直面這一事實，即社會本體論的新基礎可能要求我們以新的方式對社會進程作出規范性思考。我們必須轉向一種研究過程——其中能整合入隨時間不斷生長變化的道德原則，而不是像今天的社會學、至少是美國的社會學所做的那樣，背負過于簡單化的道德形式。

以上是我自己對于新芝加哥學派的小小設想。鑒于年齡，我可能無法親歷其中的大部分，但我相信年輕一代將完成偉大的事業。

編輯 | 魯方裕、陳蕊、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