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本位的衰落與國際體系的裂痕：為什么大蕭條之后是世界大戰

文/孫樹強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或簡稱《通論》）是凱恩斯最有名的著作，這本書開啟了宏觀經濟學的帷幕，也使凱恩斯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但這本書非常艱澀難讀，即使是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很多人也未必完整地讀完過，更多是通過其他學者的演繹來了解凱恩斯的思想。在《通論》出版的17年前（1919年）出版的《〈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則是一本讀者友好的著作，這本書讀起來非常順暢，而且語言犀利、風格鮮明。《凱恩斯傳》的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有資格被認為是凱恩斯寫得最好的一本書，他的其他書都沒有像這本書那樣能夠讓他全部的聰明才智在一個問題上得以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盡管這本書的核心是對賠款問題的一種明晰的解析，但它絕不是技術性的論文……他的寫作基調是氣憤的、諷刺式的，與他的其他作品不同，充滿了激情。在這本書之后，他對弄虛作假、撒謊欺騙作風的鞭撻和對這類行為的道德義憤再也沒有像在這本書里這樣旗幟鮮明了。

誠如斯基德爾斯基所言，凱恩斯在這本書里嬉笑怒罵、恣意發揮，令人拍手稱快的金句不時出現。例如，“協約國不但從德國取走了所有的流動性財富，要求德國支付它根本無法承受的未來賠款，而且還要讓德國一定要像繁榮時期那樣進口香檳和絲綢……真可稱得上貪婪的最好示例！”“在歐洲人眼里，總統（指美國總統威爾遜）的遲鈍是頗令他們關注的事情。他無法在短時間之內就對他人的談話有著充分的理解，不能一眼看穿形勢，想出對策，給出相應的回應，遇事也常常不知變通……而總統先生在應對這類情形的時候，則顯得頭腦過于遲鈍和混亂了。”在一本公開發行的書中這樣奚落美國總統，凱恩斯確實在寫作風格上放飛自我了。

凱恩斯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凱恩斯辭去了劍橋大學的經濟學教職，到英國財政部工作，負責協約國內部的債務協調工作。1919年初，凱恩斯擔任英國財政部的官方代表，作為英國財政大臣的副手出席巴黎和會；在努力爭取把自己的意見呈送給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但未被采納之后，凱恩斯極其失望，對巴黎和會要簽訂的《凡爾賽和約》中有關德國戰敗賠償及疆界方面的條款強烈不滿，同年6月，他辭去了英國談判代表團首席談判代表職務，再次回到劍橋大學任教，并利用兩個月的時間寫就了《〈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凱恩斯的目的就是要在這本書中說明，這種強者強加給弱者的不平等的迦太基式和平，實際上既不正確，也不可能實現。

凱恩斯在這本書里充分展現了他的憤懣之情，在個人態度背后，隱含著他對歐洲未來的擔憂。他要借助《〈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傳達這樣幾方面的信息：《凡爾賽和約》理應體現寬宏的政治氣度，但遺憾的是這種氣度完全沒有體現；他經過縝密的測算，認為和約對德國索取的賠款數額遠遠超過了德國的償付能力，這必將拖垮德國的經濟；戰前德國是歐洲的經濟中心，把德國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將會對歐洲的重建產生破壞性影響，歐洲面對的將是一個前景黯淡的未來。如果按照和約的條款去執行，那么“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低效率、高失業、無組織的歐洲，它被國內的沖突和國與國之間的仇視所折磨，到處是饑饉、掠奪和欺騙。試問：要拿什么來保證歐洲的景象不是那么黯淡呢？”凱恩斯預言，如果蓄意要使德國陷于貧困之地，復仇的火焰絕不會止息。未來如何發展，執政者的精心算盤，已然不再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處于政治歷史表層之下潛滋暗長的洶涌暗潮，唯一能夠影響著潛在潮流的方法，就是將那些有教育作用和擴大理想之效的力量激發起來，以此來改變輿論。堅持真理、打破幻想，消除仇恨情緒、教化人心，擴大人們的心智和襟懷，則是必然要用上的手段，這也是凱恩斯期望本書能夠發揮的作用。

作為英國財政部的代表，以及凱恩斯的經濟學背景，他是從經濟角度來看待和約的，除了對和約進行無情的抨擊之外，凱恩斯的一些經濟思想也逐漸萌芽，并在這本書里有所體現。例如，在這本書中，凱恩斯強調了國際經濟聯系的重要性，穩定的貨幣體系是國內經濟發展、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基礎，信心和不確定性對投資至關重要，等等。更重要的是，凱恩斯逐漸脫離了19世紀以來經濟學領域微觀分析的窠臼，開始從宏觀層面來思考經濟問題。從這本書到《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出版還有十多年的時間，但在這本書里已經隱約可以看到一些《通論》的影子。這本書不僅是凱恩斯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節點，書中所倡導的建議在現代國際經濟秩序中也非常具有建設性意義。

一戰前的歐洲經濟

凱恩斯認為，1870年至1914年這段時期在經濟上是歐洲的一個壯麗時代！工業革命的力量使歐洲的經濟情況開始變得變動不居、頗不尋常起來，工業生產規模逐漸擴大，人們的就業機會顯著增多，任何一個在能力和品性方面有著過人之處的人，想要一躍而成為中產階級或上層社會的一員，完全有其可能。馬爾薩斯所揭露的惡魔（即馬爾薩斯陷阱）被束縛住了手腳，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凱恩斯描述了這樣一種景象：倫敦的居民可以一邊在床上啜飲著早茶，一邊用電話訂購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商品，這些商品可謂應有盡有，想要多少就可以訂購多少，而且完全可以期待著它們會一大早就被送到顧客的家門口。同時，他們也可以使用同樣的方式，對世界各地的自然資源和新興企業進行財富上的投資，幾乎不費吹灰之力，也不會遇到什么麻煩，他們就可以獲得所期待的成果和收益。上面所描述的景象之所以可能發生，除了各國生產力顯著提升之外，各國的疆界摩擦和關稅壁壘已經降低到了最低的限度，穩定的貨幣體系也為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另外，較為穩定的地區秩序也為這臺龐大的機械裝置的交通運輸、煤炭分配、對外貿易等組織體制鋪平了道路。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在當時的歐洲經濟體系中，德國的作用十分重要。凱恩斯在書中指出，歐洲的經濟體系是以德國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德國的繁榮和德國的企業，是歐洲大陸其他地區繁榮的主要保障。德國不斷加快的增長步伐，為其鄰國的產品提供了出路，德國是俄國、挪威、荷蘭、比利時、瑞士、意大利、奧匈帝國的最大出口對象國，是英國、瑞典和丹麥的第二大出口對象國，是法國的第三大出口對象國。這些鄰國又可以通過非常低的價格，從德國企業那里交換到它們所亟需的產品，德國是俄國、挪威、瑞典、丹麥、荷蘭、瑞士、意大利、奧匈帝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最大進口來源國。同時，德國還為一些國家提供了自身發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一戰之前，德國向境外投資的總額達到12.5億英鎊。而且，德國還向這些國家提供了它們所同樣亟需的組織管理體制。萊茵河以東的所有歐洲國家都被納入到了德國的工業軌道上來，它們的經濟生活也被相應地進行了調整。

凱恩斯對于經濟均衡的強調在這本書中已經有所體現。一戰前的歐洲經濟處于一種彼此聯系的均衡之中，這種均衡依靠很多條件，如果均衡所依靠的條件被破壞，那么歐洲經濟將會陷入不均衡之中，結果必然是一片混亂。

一戰對歐洲經濟的破壞

戰爭對經濟的破壞是全方位的，一戰之前快速前行的歐洲經濟列車因戰爭戛然而止。在凱恩斯看來，戰后歐洲經濟面臨以下幾方面問題：一是歐洲內部的生產效率會出現絕對下降；二是要將產品運送到最為需要的地方，所依賴的交通和交換體系已經癱瘓；三是歐洲沒有能力從海外購買日常所需。

為了理解為何會產生上述結果，我們先來看一下戰前德國的經濟基礎。一戰之前，德國經濟主要依靠以下三大要素：一是以其商業船只、殖民地、對外投資、出口、海外的商業聯系為代表的對外貿易；二是對煤炭和鐵礦的開采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工業；三是德國的運輸和關稅體系。經過一戰，德國幾乎失去了全部殖民地、海外聯系、商業船只和國外的產業，割讓了十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三分之一的煤礦、四分之三的鐵礦，德國在進口和出口兩方面的關稅、條例和禁令必須在5年內對協約國及其聯盟國家實施最惠國待遇，而德國卻不能從其他國家獲得這種待遇。大戰還造成了200萬青壯年死傷，人民飽受4年的饑饉之苦，背負著巨大的戰爭債務，通貨貶值、購買力大幅下降。

除了上述損失之外，德國還面臨著不可承受之重的賠款。凱恩斯估計，德國可以承受的賠款在20億英鎊左右，但合約實際上可能要求德國賠償80億英鎊，這么大的金額德國無論如何是無法賠付的（在1921年的倫敦會議上，最終確定德國賠償金額為1320億金馬克，凱恩斯在《條約的修正》中給出的數據顯示，換算成英鎊為66億英鎊）。凱恩斯甚至指出，那些認為德國在戰爭賠款方面每年的賠付金額可以高達數億英鎊的人士，對于他們認為這種賠付當以何種具體的商品來給出，這些具體的商品又當以在哪些市場上來出售，應該做出明確的說明。除非他們能夠詳加說明，為他們的結論提供某種堅實的論證，否則均不值得被我們接受。那么，為什么人們會相信這么離譜的賠償金額呢？凱恩斯提供了一個理由，戰爭的巨額支出、價格飛漲、通貨貶值，使得價值單位完全無法穩定，這讓人們在涉及財務方面的數字和量值時完全喪失了正常的理解和判斷力。瑞士經濟史學家托比亞斯·施特勞曼在《債務、危機與希特勒的崛起》一書中認為，真正使世界經濟陷入大蕭條是1931年德國的金融危機，當時德國既要支付一戰的賠款，也因1920年代借了大量外債，引發了德國經濟和金融系統的崩潰，并產生了全球性影響，而德國自身的危機也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上臺，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禍根。

凱恩斯認為，和約打擊的是歐洲的經濟組織，而這種組織上的破壞會進一步削弱整個社會本就減少了的財富。煤炭和鋼鐵是現代工業的基礎，所以，在煤炭和鋼鐵之間建立起來的經濟邊界，不僅會降低有用商品的生產產量，而且因為政治條約的規定，或者在合理的產業布局上設下的諸般障礙，在運送鋼鐵和煤炭方面，還會白白浪費大量的資源。凱恩斯認為，假使歐洲對煤炭的供給分配陷入混亂，法國可以首先得到滿足，其次是意大利，其他國家只好各安天命，碰碰運氣了，歐洲工業前景會變得無比灰暗，而且很可能會爆發革命。觀念的力量至高無上，任何流傳中有關希望、幻想或復仇的教導，都會被聽取。

法國的訴求

在和約的商定過程中，主要有法、美、英、意四國首腦，其中法國總理克里蒙梭（也有譯為“克里孟梭”，本文參照李井奎的翻譯）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總統威爾遜帶著他所倡導的“十四點計劃”來到了巴黎和會，決意要堅持公平與正義，這也導致克里蒙梭在和會上對德國所提出的要求都飾以自由和國際平等之類令人敬畏的詞語。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和會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他更在意能夠帶一些好處回國，好向國內的民意交差，從而贏得國內人民的支持。

普法戰爭（1870-1871）之前，法德兩國人口大致相當，但德國的煤炭、鋼鐵與航運彼時尚處于發展的初期，所以法國的財富遠在德國之上。即便是法國將阿爾薩斯-洛林割讓給德國之后，兩國在實際的資源方面也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但是，普法戰爭之后，兩國的相對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截至1914年，德國的人口要比法國多出70%左右，德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的制造業和商業國家，在技術上的精熟，以及在生產未來財富方面的手段之精巧，舉世罕有匹敵。相反，法國的人口則停滯不前，甚至還有下降的趨勢，相對于其他國家，法國在財富以及財富的創造力方面，已經是遠遠落后了。

雖然法國贏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克里蒙梭心中，法國的地位仍然是極不牢固的。他認為歐洲的內戰將來會經常性地爆發。法國的政策是要讓時光回溯到過去，竭盡所能地將1870年以來德國所取得的進步一筆勾銷，利用減少其領土的辦法以及其他的措施來減少德國的人口。更主要的是，要摧毀德國的經濟體系，這乃是它可以蓄積新的力量的全部憑借。因此，德國所依賴的鋼鐵、煤炭、運輸必須予以摧滅。由于為一戰協約國的勝利和凡爾賽和約簽訂做出了重要貢獻，克里蒙梭甚至被當時的歐洲人稱為“勝利之父”。

凱恩斯批評說，這是一個老人的政策，暮氣沉沉。他帶給我們最最鮮明的印象和最最豐富的想象力，都是關乎過去而不是未來的。他看問題的角度，是從法德兩國的力量消長入手的，而非從人類的未來著眼，也并不慮及歐洲文明需要力圖步入一個嶄新的秩序這個層面。

凱恩斯對信心和不確定性的關注

在這本書的開頭，凱恩斯對歐洲的人口、組織體制、社會秩序、社會心理狀態等方面進行了分析，特別強調了信心、不確定性和預期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作用。凱恩斯指出，19世紀新富裕起來的階層，并沒有帶來多大的消費支出，與即時消費所得到的愉悅相比，他們更喜歡投資帶來的權力。事實上，正是這種財富上分配的不公平，才使得固定財富和資本改良的巨大積累成為可能，這種積累把那個年代與其他年代界分了出來。而資本主義得以存續的主要理由，實際也正在于此。但進行積累是有條件的，資本家對未來有信心和良好的預期才能夠進行投資，否則必然會抑制資本家的投資熱情。這也是凱恩斯后來在《通論》中所著重強調的對投資有重要影響的因素。

凱恩斯指出，以社會不平等為基礎而進行積累的原理是戰前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理解當時社會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戰徹底打破原有的社會秩序，向人們揭示出一切消耗都是有可能的，而對于許多欲望的克制并沒有什么價值，未來的前景一片灰暗，資本家階級再也不會對未來抱持著信心，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去追求和享受更多的消費自由，而這樣也就加速了對其財產的消耗。

凱恩斯對貨幣體系的思考

凱恩斯關于貨幣作用的一些思想在這本書中已經有所體現。一戰之前，各國通貨均與黃金掛鉤，彼此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穩定的貨幣基礎，貨幣之間的匯率較為穩定，這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了資本的流通和貿易的發展。此時，凱恩斯還未將黃金稱為“野蠻的遺物”。一戰將這一切都打碎了，一戰之后，歐洲貨幣體系的通貨膨脹問題已然十分嚴重。各個交戰國的政府，或者軟弱無能，或者鼠目寸光，在無法通過貸款或稅收的方式取得它們所需的資源之時，便開始大量印制鈔票來平衡支出。

根據凱恩斯在書中給出的數據，德國流通的貨幣量大約是戰前的10倍，如果按照黃金來衡量，則德國馬克的價值大約為其之前價值的八分之一。法國的貨幣流通量是其戰前水平的6倍，以黃金衡量的法郎交換價值不到戰前的三分之二。意大利的貨幣流通量是戰前的5倍或6倍，以黃金衡量的里拉的交換價值約為戰前的一半。而俄國和奧匈帝國，它們的貨幣貶值到了對于對外貿易來說已經毫無價值的地步。貨幣體系紊亂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商業失去了真正的特征，變得比投機交易好不到哪里去，價格的波動徹底摧毀了正常的商業利潤。由于貨幣經濟的崩潰，國與國之間以貨易貨的方式開始盛行。凱恩斯指出，在戰后的中歐和東南歐交易中，貨幣很少會成為一種真正的交換價值度量標準。

凱恩斯在書中引用了列寧的那句廣為人知的話（據考證，這句話并不是列寧所說，而是另一位布爾什維克拉寧所言）：要摧毀資本主義體系，最好的方式莫過于破壞它的通貨。通過持續地通貨膨脹，政府可以在隱蔽、不易察覺的方式下，將國民很大一部分財富予以沒收。凱恩斯看來是比較認同這句話，認為要推翻現行的社會基礎，再也沒有比破壞通貨更詭詐、更拿得準的手段了。這種方法發動了經濟規律在破壞方面的一切隱蔽力量，以一種百萬人當中都不會有一人發覺其病源所在的方式發揮著作用。

同時，凱恩斯強調了匯率問題對于國際借貸的重要影響。他指出，一個顧及其未來信用和信譽的貿易商，即便真的有人為其提供英鎊或美元的短期信用，他在是否接受這一信用上也會顯得不太愿意或猶豫不決。如果接受這一信用，他欠下的是英鎊或美元，但是出售產品之后換得的則是德國的馬克，一旦償還債務的期限到來，他將這些馬克換成需要償還的那種貨幣的能力就會成為一個大問題。匯率的這種作用機制在現在也非常重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很多新興市場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就是因本幣匯率大幅貶值所致。

對和約的補救

既然和約已經木已成舟，為了將和約對歐洲經濟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凱恩斯提出了四條補救措施：一是對和約進行修正；二是解決協約國內部債務問題；三是提供國際貸款并進行貨幣改革；四是處理中歐各國與俄國的關系。

在對合約的修正中，除了修改關于賠款、煤炭和鋼鐵、關稅等條款，凱恩斯還提出了設立自由貿易同盟的建議，這也可以挽回在經濟組織和經濟效率方面的部分損失，這些損失是一戰之后出現的無數新的政治劃界以及成立的許多民族主義政權所造成的。人類本是一體，彼此休戚與共，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幸福會對別的國家產生聯動的促進作用。這句話放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今天，也同樣非常應景。

在解決協約國內部債務問題方面，凱恩斯認為巨額的戰爭債務對財政穩定是一種威脅，協約國之間應該互相免除戰爭期間所產生的債務，這既可以減輕協約國的財政負擔，也可以為戰后協約國之間穩定的國際關系奠定基礎。凱恩斯指出，如果法蘭西、意大利和俄國未來的發展因其必須向英國和美國年年償債而受到遏制，那么讓他們與英美和衷共濟，必然很難如愿。

在提供國際貸款方面，一戰后的歐洲進口大于出口，匯兌不暢，通貨紊亂，要想在沒有外力的幫助下重整山河，難如登天。凱恩斯建議美國可以拋開孤立主義和對歐洲的成見，向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提供貸款，并且這些國家需要以黃金本位的關稅作為保證，利用關稅收入來償還美國的貸款。如此看來，凱恩斯在20多年前就提出了馬歇爾計劃的雛形。

在處理與俄國的關系上，凱恩斯著重強調歐洲對俄貿易的重要性。戰后，俄國對歐洲的糧食供給至關重要，而協約國卻宣布對俄國進行封鎖，這必將造成歐洲糧食短缺，糧價上漲。當時的歐洲擔心，德國和俄國聯合可能對歐洲安全造成威脅，從而切斷德國和俄國的聯系，但這樣做只會促使德國去跟歐洲其他國家爭奪糧食等產品，降低對其他國家的供給。

凱恩斯是從經濟角度來思考凡爾賽和約后果的，但合約的主要影響者，如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則主要是從政治角度來看待合約的，克里蒙梭主要是以經濟為杠桿來達到政治目的，經濟杠桿發揮的越充分，政治目的才能越順利實現。凱恩斯也承認，政治上的考慮完全超越了經濟上的考量。對待合約問題完全兩個不同的視角，必然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如果克里蒙梭看到凱恩斯的這本書，或許會不屑一笑，并認為是書生意氣、不得要領。

在《〈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后果》這本書中，凱恩斯只是在最后一章簡單討論了對合約的補救，在如此短的篇幅之中，討論只能是概要式的。3年之后的1922年，凱恩斯專門出版了《條約的修正》一書對合約提出具體的修正措施和制度設計建議，這本書既是對一戰后國際秩序的冷靜反思，也是凱恩斯早期制度構想的集中體現，為后來的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合作奠定了理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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