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凱平×薩爾曼·可汗：你準備好把孩子交給AI了嗎？

本周我與全球1.5億學生使用的可汗學院創始人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對談，在人工智能橫掃知識領域的時代，人類的教育該何去何從？

多年前，當我還在伯克利加州大學任教時曾參與微軟教育獎的評選，薩爾曼因為在可汗學院翻轉課堂的顛覆性教育創新而獲得2009年度該獎項。在他的新書《教育新語》中，他斷言，傳統教育正在經歷一場靜默的“物種大滅絕”。為什么如此決斷？我們的孩子未來該學什么？我們的對談內容摘編如下：

AI解放人力，但教師仍是教育的核心

彭凱平：您提到教育正在經歷一場大革命，教師角色不會被取代，但會發生本質變化。能否具體談談教師的價值和功能會如何演變？

Salman Khan：這個問題并非新話題 ——150 年前教科書出現時，教師曾擔心自己被取代，因為當時他們被視為“信息的唯一來源”。但教科書的普及反而解放了教師：他們不再需要逐字逐句傳授知識，而是可以聚焦于解答疑問、設計案例、組織討論和實驗。如今的 AI 也是如此：它能處理重復性任務，比如個性化練習、即時反饋，但教師的核心價值在于人際互動。

教師工作的許多內容可以自動化，但教師會轉向更高層次的任務。技術越進步，人與人互動的價值反而越凸顯。

AI 就像 “數字助教”，幫助教師從機械勞動中解放，轉而關注更高級的教育目標：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培養批判性思維，以及處理情感和社交需求。這些能力，是機器永遠無法替代的。在理想世界里，老師可能仍是教育的核心。

彭凱平：您書中提到 “兩個標準差” 理論，即一對一教育效果遠超大班教學。從心理學角度，為何一對一輔導如此重要？小班教育是否無法達到同樣效果？

Salman Khan：簡單來講，這取決于具體教學內容。如果想讓學生專注掌握某些技能或學科知識，一對一教育非常重要且有利。在人類歷史上，接受教育的人數有限，而受教育者往往是重要人物，像年輕的王子，亞歷山大大帝就以亞里士多德為一對一的個人導師。

當學生面對更具挑戰性的任務時，老師能放慢教學節奏；當學生需要更多時間接受個性化教育時，老師能考慮如何激勵學生。

大約 300 年前，我們有了大眾教育這個烏托邦式想法，這讓世界變得更好，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協。我們借鑒工業時代理念，將學生按 30 人左右分組，設定固定教學節奏。但在課堂中，部分孩子覺得無聊，部分孩子感到迷茫，還有部分孩子能順利掌握知識，班級內學生差距就此出現。

在當下教育體系中，許多中產階級或中上階層家庭，有資源為孩子聘請私人導師，因為老師常常無法同時滿足眾多學生的不同需求，而私人導師可以做到。

您提到本杰明·布魯姆 1984 年所寫的 “兩個標準差” 問題，他試圖量化這個問題并尋找合理證據，以證明可通過一些方法改變現狀。但面臨的問題是，沒有足夠資源為每個人配備導師，不過令人興奮的是，技術或許能幫助我們優化，這也是可汗學院努力的方向——盡可能的運用 AI。

我們并非總是需要學生與老師一對一的固定配對。在一些小課堂，甚至大課堂互動中，學生依然能學到重要技能。在學校，學生能學到如何與他人合作、解決沖突以及以不同方式溝通，這些能力在現實世界，尤其是 AI 時代，顯得更為重要，因為我們要與他人建立關系。

在加州可汗學院有自己的學校，孩子們在學校里，既運用技術實現接近一對一的教學，同時大部分時間相互互動、交流討論、一起做項目，彼此輔導學習。

彭凱平：這一點很有趣。一方面，學生可通過視頻、可汗學院或 AI 獲得一對一指導；另一方面，在學校還能與朋友、同學進行一對一輔導，比如詢問同學 “這個東西怎么做”。有時同伴能給出更好解釋，因為他們剛學完知識，更了解彼此思路。所以我認為，一方面要盡可能追求個性化教育，另一方面當大家聚集在一起時，也要找到方式促進互動交流、相互支持。

AI時代，孩子“動心”能力最關鍵

彭凱平：在人工智能時代，您認為孩子們應該學習哪些技能？哪些技能可交給機器、交給人工智能？哪些技能必須要孩子們好好學習？換句話說，未來教育應重點培養孩子哪些技能？

Salman Khan：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在《教育新語》這書里寫了很多相關想法。展望未來十年、十五年，人類從事的工作可能分為兩類。

一類是知識經濟工作，人工智能會大幅提升這類工作效率，但相關崗位數量可能急劇減少。大家可能認為人工智能能寫論文、做數學運算，自己就不用學了。但事實并非如此，若想運用這些工具，首先得知道如何操作。

現在 AI 能達到初級工程師編程水平，但沒人會雇傭完全不懂編程的人當工程師，也不會聘請不會寫論文的人做報紙編輯。所以從事 AI 經濟相關工作，仍需不斷強化數學、閱讀、寫作、科學等技能和知識，同時要有創業精神。這里的創業精神并非單指創辦企業，更多是尋找適合自己的新路徑。

人工智能變化迅速，很多人都能使用相關工具，我們要用這些工具把現有事物做得更好，這就是一種創業思維，還需具備跨學科能力。以后在公司里，一個人可能承擔多個崗位工作。

另一類工作是深度人性化或面向人的工作，這類工作中人際關系至關重要，比如教育、醫療部分領域以及某些接待工作，需要具備與他人建立聯系、交流的能力。這類工作價值會越來越高，我依然建議大家接受核心教育，具備基礎閱讀、寫作和數學能力，成為社會一員。

但我認為目前教育體系中對一些能力的培養有所缺失，比如溝通能力、建立友誼和聯系的能力，在 AI 時代這些能力會變得極為重要。

彭凱平：在人工智能時代，我一直提倡孩子 “動心” 的能力很重要，這包含 ACE 三個關鍵能力與天性：

• A 代表美感、審美、欣賞能力；

• C 是創造力和想象力；

• E 即 empathy，同理心。

您剛才提到維持人際關系的能力在未來也尤為重要，從 A（審美、欣賞）的角度看，維持人際關系中的溝通占多大比重呢？畢竟如今人工智能大多基于深層式智能大語言模型，利用的是人類溝通的成果。您認為人工智能的溝通和人類的溝通有本質區別嗎？

Salman Khan：AI 的發展確實極為迅速。兩年前提到 AI，大家想到的可能只是它幫忙寫段文字。如今人與人溝通很多時候不面對面，而是通過信息文字交流，而 AI 在文字轉語音方面已非常先進，和真人語音極為接近，如果不仔細聽，很難分辨交流對象是人還是人工智能。

基于人工智能的溝通，未來會愈發自然，更像人類對話。與過去不太智能的電腦相比，未來 AI 甚至能給予更多反饋。比如你跟它交流時，它可能會說 “你能不能把剛才那句話說得慢一些”，或者 “你在表達過程中要有更多肢體動作、眼神交流”，它能幫助改進你的溝通能力。

彭凱平：《教育新語》里談到 “認知外包”，即把一些認知任務交給 AI 做，您能否詳細說說，什么樣的認知適合外包，什么樣的認知最好別外包？

Salman Khan：比如作為老師，若希望 AI 幫忙批改試卷，那問題就來了，批改標準是什么？有沒有特定模式或矩陣？如何確保批改質量，而不只是簡單返回一個分數？得跟 AI 說清楚這些標準，這也是一種技能，掌握后能取得更好效果。

在可汗學院，我們會要求員工每天思考如何利用 AI 做出更具生產力的東西，不只是簡單編程或設計，而是用 AI 做更有創意的事。使用AI不意味著把所有事情都扔給 AI，只是編好程序等它返回結果，而是思考如何借助 AI 獲得更好成果。

從學生角度看，過去我們要求學生讀完一本書后寫一份四五頁的讀書報告交上來。現在可以讓學生讀完書后將其改編成劇本，甚至在課堂上表演出來，或者改成電影劇本。無所謂形式，關鍵是要有轉換。過去可能研究生才能完成的事，現在小學生借助 AI 工具就能做到，這很有趣，從小就能培養這種技能，還有剛才提到的企業創業家精神，借助 AI 從小就能培養。

AI有望成為孩子的“韌性訓練師”

彭凱平：除了理念上的革新，我們還需思考技術層面的革新，探究各種評估指標與方法能否更好地契合新時代需求。

傳統評估方式確實過于局限，中國高考主要聚焦數理化和語文，然而未來社會或許更看重創造力、溝通能力、感染能力、表達能力、激勵能力。

還有一項極為重要的能力，中國教育工作者已開始重視，那便是韌性。如今孩子情感較為脆弱，面對壓力容易崩潰，無論智商情商多高，若自身容易崩潰，顯然難以將事情做好、做長遠。

您的書中是否談及韌性？在人工智能時代，對于韌性的培養與評估，您有哪些見解？我們都在展望未來，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Salman Khan：我認為有多種途徑。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相關實驗，我在書中也有所提及。可以通過一些溫和的干預手段來增強學生的韌性。

比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 Angela，她著有《堅毅》一書，探討如何培養學生的毅力，助力他們提升韌性。她設計了一些小型干預措施，我們的專業心理學家可以與學生交流，了解他們的想法，逐步培養他們的勇氣、韌性與毅力。我和她共同開展了此項實驗，并在《教育新語》中有所記錄。我們能夠編寫一些簡潔的提示語，借助人工智能來實施這些干預。

所以，現在我們有機會降低干預成本，擴大干預措施的覆蓋范圍。我們清楚，有些一次性干預成本高昂，但學生可能每天早晨或每周都需要此類干預。

還有一件我認為很有意思的事，我們可以與人工智能交流，探討哪些事情該放棄，哪些不該放棄。當有人想要放棄時，人工智能能夠介入，告知他們堅持下去的方法，從而提升韌性。在人工智能出現之前，我們也能獲取許多學生相關數據，知曉哪些學生可能中途輟學，或者放棄某一學科的概率大小。可以設想，未來 10 年、15 年后，學生能夠直接佩戴 AR 或 VR 眼鏡，與人工智能一同進行深度模擬，完成相關任務，進而提升韌性。我覺得其價值在于，如果從長遠角度推進此事，將有力地幫助提升人的韌性。

彭凱平：倘若要在眾多教育理念里挑選一個最先嘗試改革的，您覺得會是哪個？從當下的問題與潛在可能性出發，您認為從今天起，我們能即刻著手改變，且最快能看到成效，關乎教育、學習以及孩子成長的事情是什么呢？

Salman Khan：我覺得應盡快構建基于能力的教育體系。以中國現有考試體系為例，考試更多為一次性結果。我們不妨設想，開發多種版本考試，讓學生有多次參考機會。學生這次考得好固然不錯，后續我們還得拓展評估維度。比如借助人工智能開展模擬測試，讓學生在測試中解決問題、設計實驗等。之前也提到，還可從溝通能力、個人韌性等角度進行評估。目前，可汗學院正在推進類似項目。

傳統評估方式大家很熟悉，輸入數字得出答案。但現在，可讓 AI 與學生探討解決方案，觀察學生應對過程。若學生考試出錯，給他們第二次機會，由 AI 指出錯誤，學生再考一次。所以，未來 5 到 10 年，我們要拓寬評估范圍，多采用基于能力的評估方式。從功利角度看，這種評估方式能讓大家更好適應，取得更好發展。

功利主義教育未必不好，重要的是多維度衡量

彭凱平：您在書中談到 “非功利主義的教育”，但當下中國存在一種 “功利主義焦慮”，也就是分數焦慮，中國的學生、家長甚至老師特別關注分數，執念很深。您對緩解這種對孩子考試成績的執念有什么建議？有什么話可以安慰中國的家長們呢？

Salman Khan：其實功利性的學習教育本身不一定是壞事，每個教育體制都有自身特色。作為家長，都希望自己孩子得高分，我自己也是家長，我首先希望孩子健康快樂。無論學術成績如何，無論未來掙多少錢，如果 20 年、30 年后，孩子不開心、焦慮抑郁，人際關系糟糕，這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我希望孩子工資不一定很高，但精神幸福感更高，而不是只追求上頂尖名校、掙大錢卻不快樂、不健康。當然，我也希望孩子學習好，因為要在社會中立足。我個人希望美國、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都能重新思考未來的學習目標。

在員工工作中，當我們問老板哪些技能重要，并以能力為基礎評估這些技能時，像善于分析、閱讀、寫作等屬于學術型技能。但如果是銷售人員，就需要創造力、有趣等特質。目前，沒有標準化方式測試一個人的幽默感和溝通技能，不過我認為人工智能或許可以做到，比如測試幽默感或銷售能力。

在傳統工作面試中，這類測試既不標準化，又存在偏見且不一致。我在書中提到，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世界，現在已經有了原型，可能 5 到 10 年后會更加成熟。屆時，所有人都能從任何維度接受面試，并以客觀形式得到關于溝通能力、創造能力和幽默感的評估。這是一些新的評估方式。

這不會是唯一的評估方式，我們還會有其他方式評估學生傳統的學術能力。在科學或數學測試中，我們是在評估孩子做題的能力，但科學家們知道，取得巨大進步的人，不僅要有很強的基礎能力，還要有創造力，而這些在傳統標準化評估中體現不出來。

可能有些人數學很好且有創造力，這樣的人可能是理想的博士項目人選，而不是只會解決數學問題卻缺乏創造力的學生。

所以，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衡量能力，且不要將其作為一次性評估，要有多個維度的評估，因為人工智能可以衡量一些軟技能，如此一來，我們的功利主義也會讓大家自然而然地走向更廣闊的發展方向。

“要和孩子共進晚餐，吃飯時要閑聊”

彭凱平：您談到 AI 輔助孩子學習十分重要。當下中國父母存在一個擔憂，我們格外珍視與孩子共處的時光，也期望參與孩子的學習與成長，這是中華民族傳承數千年的傳統，父母必定要親力親為投身孩子的教育，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現象。但父母擔心，倘若 AI 占據孩子過多時間，比如孩子在網上學習、成長，會不會減少我們與孩子高質量的相處、交流、溝通及生活時間？是否會導致網絡依賴或 AI 依賴，進而降低親子關系質量？這是中國父母隱約擔憂的問題，AI 會不會影響親人之間的面對面溝通交流？

Salman Khan：這是個極為關鍵的問題，其關鍵在于我們的側重點。在理想狀態下，正如我在書中所寫，如果 AI 不僅能與學生協作，還能與家長、老師溝通。現在學生在教室學習 2 到 3 個小時，很多時候父母并不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父母可能在上班，回家詢問孩子學校情況、學了什么，往往得不到太多有效信息。但要是父母能與 AI 交流，例如詢問 “我的孩子學習狀況如何？”，AI 可以回應：“他們正在學習微積分，對土木工程或醫學感興趣，或者正在鉆研某個化學概念。” 這能讓父母了解諸多信息。

而且 AI 還能更進一步。比如它可以提議：“我們晚上吃飯時可以探討這些問題。” 倘若你知曉孩子對化學感興趣，AI 能建議你們一起在廚房探尋與化學相關的事物，開展有趣的實驗。

并且我們面臨更大的風險是，孩子容易對游戲和社交媒體上癮。我在書中也提到，我們可以將人工智能應用于設備中，用以監控孩子。

例如孩子刷抖音時間過長，AI 可以提醒孩子去可汗學院學習。若孩子能在可汗學院做題 30 分鐘，就可以多刷一會兒抖音。或者 AI 可以監測視頻是否適合孩子觀看，是否需要與媽媽確認。又或者孩子玩電腦已達兩個小時，AI 可以說：“我要關機了。” 甚至可以通過手表追蹤孩子的行動，比如顯示今天走了 5000 步。

我們可以設想，有諸多事情能夠借助人工智能來鼓勵良好行為，增進家人之間的情感紐帶，進行富有建設性的對話，提升相處的高質量時間。

彭凱平：特別感動，尤其是您剛才講述與孩子、兒子之間的互動。現在存在一個潛在問題，您是一位對人工智能技術運用嫻熟的父親，但目前在人工智能的使用和知識理解方面存在代溝，年輕一代相較于父母，對機器、人工智能、電子產品更為精通，因為他們接觸得多、使用得多、了解得多。那么父母呢？實際上在這方面他們需要補充大量知識。對于那些隱隱感覺權威感受到挑戰的父母，應當采取哪些行動，來提升與孩子溝通、交流、合作甚至共情的能力呢？

Salman Khan：現在有一個絕佳的契機，我們可以與孩子交流，詢問他們：“你現在在使用什么技術？” 孩子可能會回答：“我正在用這個制作 AI 歌曲，或者用這個制作 AI PPT、AI 視頻。” 然后你可以接著問孩子：“這是如何操作的？你教教我。” 孩子會很樂意，心想：“我的父母來向我請教如何使用 AI，我來當他們的老師。”

或者開展一些親子互動，比如明天是奶奶的生日，我們今天能否一起利用 AI 制作一個短視頻為她慶祝？這都是很好的親子溝通方式。

我覺得和孩子共度有意義的時光至關重要，可現在這類情況還遠遠不夠。我第一本書創作時正值冷戰，當時美國人認為在數學和科學領域要超越他國，就布置大量數學作業。但實際上，學生做作業時長和學習表現并無直接聯系，反而學生與父母共進晚餐的時間對學習影響更大。

為何中產階級家庭孩子和父母相處時間多？因為孩子和父母一起吃晚餐，情感聯系會更緊密，孩子也更具韌性，學業表現自然更好。所以，父母要多和孩子交流，甚至可一起學習，這對孩子有益。

彭凱平：對，您的建議和我一直倡導的一致，就是要和孩子一起吃晚餐，吃飯時要閑聊。

但中國傳統有 “食不言” 的說法，我認為這是封建社會家長制的體現，為維護家長權威。過去大家庭人多，吃飯時說話確實吵鬧。但現在多是三口或四口之家，交流是增進感情的重要方式。

很高興您也認同這點，我一直主張吃飯時交流閑聊，能增進親子感情，改變傳統觀念。

AI是人類的火種，我們要用好技術

彭凱平：最后，能給我們的聽眾和您書籍的讀者送句祝福嗎？

Salman Khan：我常說，科技會放大人類意圖。從人類掌握火這項技術開始，就體現了這點。人們用火烹飪、取暖，也有人用火造成破壞。刀和人工智能也是如此。有人可能用人工智能行騙、偽造、騷擾他人。人工智能對社會是好是壞，取決于人們怎么用它。所以，希望所有聽眾意識到，未來在自己手中，自己是善良之人，會用人工智能做好事。先用人工智能防范壞人，再用它助力學習、推動醫學發展、讓人更有韌性。大家都往積極方向努力，世界定會越來越美好。這就是我最真摯的祝福。當下既令人激動又讓人擔憂，大家一定要用好這些技術。

彭凱平：非常感謝您的祝福。今天對談圍繞可汗先生的新書《教育新語》，探討了精細學習方法、“兩個標準差” 概念、未來所需能力，以及人工智能時代人機協同等重要觀點。希望大家通過對談和閱讀他的書，明白要適應并擁抱人工智能時代，深刻理解教育理念變化，注重培養孩子獨立思維、批判思維，以及情緒情感加工、合作溝通、創新創造等能力。這就是我們對談的主要目的。希望這些新理念能給中國教育事業和家長帶來啟發，思考該培養怎樣的孩子。今天的采訪到此結束，感謝大家陪伴與支持，謝謝。

本文圖片來源：彭凱平《幸福心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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