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勝軍｜“窮國的指路明燈”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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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源：劉勝軍大局觀（劉勝軍微財經出品）

包容性改革，本質上就是不斷擴大民眾的公平權利，進而充分激發其創造性和積極性，通過“民富”實現“國強”。民富是本，國強是民富的自然結果，這個“因果關系”不能倒置。要相信每個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動力，這就是“看不見的手”的無敵魅力。

包容性的一個簡單衡量標準是：對政府而言，法無授權不可為；對民眾而言，法無禁止皆可為。

幾天前，與劉世錦老師在青城山交流期間，劉世錦老師稱贊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的貢獻，并預言此人很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果真言中！10月14日，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爐。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因“對于制度（institution）如何形成并影響經濟繁榮的研究”而分享這一獎項。阿西莫格魯不是黑馬：他多年來就是諾獎經濟學獎的熱門候選人，在圣路易斯聯儲基于經濟學家研究廣度的全球經濟學家排名中長期高居第二。2024年9月的最新排名中，他排在海克曼、斯蒂格利茨、梯若爾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前。

阿西莫格魯

在獲獎的三人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2012年合作出版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一度風靡全球，影響甚巨。這本書廣受歡迎，是因為它戳中了發展中國家的痛點！有哪個國家不想繁榮昌盛、國泰民安呢？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是大量發展中國家長期陷于貧困、戰爭和動蕩，我們看到的是拉美國家大篷車浩浩蕩蕩向美國移民、冒著生命危險“走線”，我們看到的是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最富裕的20%的國家，比最貧窮的20%的國家大約富裕30倍。世界銀行的歷史數據告訴我們：迄今為止發展中國家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概率僅有 13%！

“大篷車”難民潮促使特朗普“修墻”

阿西莫格魯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而土耳其的前身奧斯曼帝國，曾割讓出80%的領土而分崩離析，被稱為“西亞病夫”。或許，這種家國情懷激發了阿西莫格魯對國家命運這一宏大主題的關注。

21世紀以來，經濟學界最重要的突破來自兩本書：一本是《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它為國家走向繁榮富強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另一本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它探討了公平和效率的蹺蹺板問題，指出市場本身并不會自動帶來公平，國家發達并不必然意味著社會公平和諧（美國即為典型案例），必須正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難題。

決定國家命運的，是資源、地理環境、文化、氣候、人民是否勤勞，還是其他？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在 15 年原創性研究的基礎上，整理了羅馬帝國、瑪雅城市國家、中世紀威尼斯、蘇聯、拉美、英格蘭、歐洲、美國和非洲的大量歷史證據，建立了一個解釋“國家命運”的重要理論：制度決定國運。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開篇就用具有沖擊力的現實案例講述了制度的重要性：

? 美國與墨西哥邊境有一個小鎮諾加利斯。諾加利斯地跨兩個國家，被一道柵欄隔開，北邊屬于美國的亞利桑那州，南邊屬于墨西哥。雖然邊界線兩邊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樣，但是幾英尺之遙的鄰居卻猶如兩個世界：一邊很繁榮，另一邊卻處在貧困和暴力之中。

? 朝鮮與韓國的對比更加震撼：在 1948 年分裂為兩個國家以前，他們的地理條件、文化背景，甚至經濟發展水平都是一樣的，但現在已是天壤之別。

排除了地理、文化、種族、資源等因素后，答案就脫穎而出了：這些國家的制度不同。

兩種制度，兩種命運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認為，所有國家的制度不外乎兩種：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

顧名思義，“汲取性制度”意思是說：這些制度的設計，從根本上就是為了社會一小部分人攫取財富。例如，在史蒂文斯統治塞拉利昂期間，農民出售可可所得價格還不到世界價格的十分之一，90% 的收入被政府榨取了。

最赤裸裸的一次攫取發生在阿根廷：1991 年阿根廷總統梅內姆宣布阿根廷比索與美元掛鉤，匯率為 1:1。隨著出口停滯、進口激增，人民對比索失去信心，大量兌換成美元存在銀行。2001 年政府凍結了所有銀行賬戶，不允許任何人從美元賬戶取現，除非他同意兌換成比索。到了 2002 年，匯率已經下跌到 4:1，但政府卻強制將所有美元賬戶按 1:1 轉換成比索賬戶。換言之，政府剝奪了人民儲蓄的 3/4。

遺憾的是，歷史上大部分國家在大部分時期內采取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經濟制度。比如, 光榮革命前的英國、大革命前的法國、殖民地時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亞洲。

在汲取性制度下，普通民眾沒有多少權利。所有的經濟制度或者經濟政策都是由統治者制定出來的, 他們通過各種壟斷權、專賣權、市場控制等掠奪生產者, 使得生產者只能夠得到所生產產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產的產品,結果就是生產性激勵的不足。在這種制度下，“胡雪巖”比“喬布斯”更能獲得成功。與汲取性制度相伴的，往往是腐敗、壟斷和貧富兩極分化。

如今，大多數發達國家采取的是包容性制度，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所謂包容性是指民眾擁有充分的權利，社會對所有人“機會公平”，自由進入和競爭，任何人都沒有通過壟斷或者市場控制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政府公權力受到嚴格制約，人們都可以獲得生產性收益的絕大部分或者全部，因而具有很高的生產性激勵。南北戰爭后的美國、光榮革命之后的英國、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國等也都逐步走上了“包容性增長”之路。

之所以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汲取性制度雖然能在一定時期內實現經濟增長，但這種增長缺乏可持續性。在汲取性制度下，攫取者也有實現經濟增長的強烈動機, 因為他們需要攫取的資源。比如, 農奴制度下的西歐和東歐社會, 統治者通過農奴來發展生產;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美國南方通過黑奴來發展生產；殖民地時期的美洲、非洲等, 殖民者都是通過對殖民地勞動力的強制勞動生產產品然后占有。

不僅如此，汲取性制度還有一些“短期優勢”：統治者能夠利用權力在短時間內推動資源的集中配置, 實現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比如蘇聯在早期的經濟增長, 當局通過集體農場強制勞動、降低農產品價格并提高工業品價格等強制收購政策, 集中資源發展工業, 實現了工業的迅速增長。蘇聯至少實現了 50 多年的增長,并且曾經一度成為唯一能與美國抗衡的國家。

麻煩在于，在汲取性制度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 要進一步發展就一定要有創造性破壞，新的技術、新的生產方式會使一些人富裕起來，而這對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很大的打擊。一旦既得利益集團害怕創造性破壞會動搖自己的利益，就會壓制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例如，明朝的多位皇帝認為，國際貿易引起的創造性破壞可能會威脅到他們的統治。朱元璋處決了成百上千試圖將朝貢變成貿易的人。1377-1397 年間，他禁止所有的遠洋航運朝貢、禁止私人與外國人貿易、禁止中國人航行到外國。在清代，康熙皇帝命令從越南到浙江海岸沿線居民向內地遷移 17 英里，海岸由軍隊把控并實施海禁。1445 年德國出現了活字印刷機，這項技術推動了教育的普及。但在奧斯曼帝國，1485 年就命令禁止印刷，直到 1727 年奧斯曼帝國才有了第一臺印刷機。原因是，奧斯曼的蘇丹擔心印刷機會導致國民更加難以控制。

? 在現代社會，企業家精神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動力，但企業家精神的繁榮有賴于法治和產權保護，這是汲取性制度無法提供的環境。因而汲取性制度不利于創新。

? 在汲取性制度下，資源配置偏離市場化原則導致低效率。不僅如此，企業家要耗費大量精力從事“非生產性活動”（尋租），從而降低社會效率。

因此，三星出現在韓國而非朝鮮，愛迪生的發明出現在美國而非墨西哥，這都不是偶然，而是制度的必然。

從美國與墨西哥培養的兩位“世界首富”的對比，可以生動地理解兩種制度的差異：

? 美國的比爾·蓋茨( BillGates )是世界首富, 主要是通過創新或發明創造來獲得超額利潤成為世界首富的, 微軟經常受到美國聯邦法院等的反壟斷調查或訴訟并且時刻面臨著被分拆的危險。

? 墨西哥的電信巨子、一度超越蓋茨成為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 Carlos Slim ) 。他沒有做過任何創新，1990 年時任總統薩利納斯私有化墨西哥電信壟斷企業 Telemex，政府在 1989 年 9 月宣稱出售 51% 的投票權，盡管斯利姆不是最高出價者，但卻贏得了投標。斯利姆沒有立即支付收購款項，而是盡力拖延，用 Telemex 的分紅來支付收購款項——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非洲之所以長期落后，制度顯然出了問題。2000 年 1 月一次由津巴布韋銀行組織的國家性彩票抽獎活動，主持人被結果震驚了，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中獎人居然是總統穆加貝。這是多么不可思議啊！穆加貝想中獎能中，這凸顯了赤裸裸的汲取。2009 年津巴布韋的失業率達到了 94%。津巴布韋在 2015 年之前的 6 年時間里，本國貨幣貶值超過萬億倍，擊穿所有人的想象。2009 年，津巴布韋中央銀行發行了 100 萬億面值紙幣，這是人類目前為止最大面額的紙幣，1 后面的 14 個零讓愛好者們瘋狂，雖然這張紙幣價值買不到一個面包。2015 年津巴布韋廢除了本國貨幣。2017 年穆加貝被憤怒的人民趕下了臺。

光榮革命與第一次工業革命

為什么工業革命率先發生在英國？

制度與創新的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案例是英國的光榮革命與第一次工業革命。正是光榮革命幫助英國建立了“包容性制度”，才使得工業革命率先在英國而非其他國家發生。

1215年英王約翰與反叛貴族簽署大憲章的雛形《男爵條款》

1583 年，威廉畢業后成為一名牧師。當時，伊麗莎白一世規定：臣民必須帶針織帽。1589 年，威廉發明了“織襪機”。他興奮地向英國女王申請專利。女王拒絕了他，說道：“你胸懷大志。但是想一下這個發明能為我貧困的臣民做什么呢？它會讓他們失業，給他們帶來毀滅，讓他們淪為乞丐。”

在這樣的制度下，壟斷越來越嚴重。1601 年有人在議會宣讀了一長串壟斷名單，有議員嘲諷道:還有不是壟斷的嗎？

到 1621 年壟斷機構達到了 700 多家。

1688 年英國迎來了歷史轉折點：光榮革命限制了國王的權力，成為創造多元社會的基礎，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個包容性制度。光榮革命后，政府建立了產權和專利制度，法律第一次適用于所有人，未經議會許可而征稅屬于非法，壟斷幾乎被消除。光榮革命幾十年后，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了。這一切并非巧合。瓦特在重新獲得蒸汽機車專利后寫信給父親說：

? 在一系列各種各樣的強烈反對后，我最終獲得了接下來 25 年在整個英國及其海外殖民地持有我的專利的議會法案，我希望它給我帶來好處，因為人們對它已經有巨大的需求。

威尼斯的興衰

威尼斯的興衰是另一個經典案例。1171 年威尼斯總督被殺，變革后形成了大議會制度，進而有了獨立的司法、私人契約和破產法。制度的變化，導致了金融創新的提速，威尼斯成為現代金融的發源地。

創新帶來了經濟格局的變化，年輕富豪的崛起刺激了政治階層人士。1286 年威尼斯議會修改了規則：如果父親和祖父曾在議會任職，則其成員資格自動確認；大議會的任命必須得到 40 人議會、總督和公爵的贊同。從此，大議會成為世襲貴族。隨后，議會禁止康曼達契約的使用，而該契約是威尼斯賴以致富的一項偉大的制度創新。

1314 年，威尼斯開始接管貿易并將其國有化。

1324 年，威尼斯對從事貿易的個人征收高額稅收，遠距離貿易成為貴族特權。

從此，威尼斯江河日下。1600-1800 年歐洲人口迅速膨脹，而威尼斯的人口卻不斷萎縮。如今的威尼斯只剩下了旅游和漁業。

為什么有的國家拒絕選擇繁榮？

阿爾瓦雷斯斷言：如果掌權者不虐待人民，就會有多得多的蔬果和收成。

既然包容性制度很好，如果增加了國家的財富，統治者不就可以占有更多財富了嗎？統治者為何不選擇與民眾的雙贏呢？現實世界并非如此。

以剛果的蒙博托總統為例，他在 1965-1997 年長期統治期間，建立了高度攫取的制度，人民極度貧困，而蒙博托及其身邊的精英們卻非常富有。蒙博托在出生地為自己建了一座宮殿，還有一個大得足夠超音速協和飛機起降的機場。他還在歐洲購買城堡，在布魯塞爾擁有大片土地。

蒙博托之所以拒絕“包容性制度”可以帶來的更大繁榮，是因為：為經濟進步創造激勵的經濟制度，同時會對權力和收入進行再分配，進而會限制他攫取的能力。因此，他們拒絕包容性制度，不是因為無知或愚蠢，而是因為貪婪和自私。

經濟轉型的本質是制度變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其本質是一場制度的變遷。

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制度包容性不斷提升的過程。從大鍋飯，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不允許私有企業，到鼓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運動式治理，到法治化軌道；從自我封閉，到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從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決定一切，到如今的市場法則......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十八大以來的精準脫貧、共同富裕、歷史性反腐，都是為了提升經濟的“包容性”，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然而，中國依然還未真正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包容性建設仍需持續努力。在這方面，《國家為什么失敗》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富有價值的思考：

? 蘇聯靠動員資源，在短時期內創造了增長，但這種模式是低效率的，最終因為缺乏創新而不可持續；

? 中國既往的增長，一個突出特征是投資率過高。中國必須從投資驅動，轉向創新（創造性破壞）。中國提出“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就是通過創新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 中國過去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低成本+后發優勢。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建立自主創新的強大能力。

必須意識到，企業家精神是創新的最最最最重要要素（穩定民企預期需要理論創新：企業家精神才是第一生產力）。當前，要弘揚企業家精神，我們還面臨不少的障礙：

1、只有真正依法治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建立對公民權利和產權的嚴格保護，才能構建穩定的長期預期，實現“有恒產者有恒心”，讓企業家真正擁有安全感和方向感；只有法治，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遠洋捕撈”、“趨利性執法”、“選擇性執法”、“追溯式執法”；只有法治，才是不會過期的“定心丸”；只有法治，才能避免政策“翻燒餅”。最近幾年的實踐證明，在地方政府面臨現實壓力時，往往會突破法律邊界來追求短期利益，而企業又很難訴諸法律手段來自我防衛，這個難題亟待破解。

2、只有在國企、民企之間建立真正的“競爭中性”，在融資、準入、政府采購等一切領域實現不折不扣的“公平對待”，才能實現社會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才能提振民企信心，激發民企創新熱情。國企、民企的公平競爭，在“知”的層面沒有問題，關鍵是“行”，如何知行合一、真正落實到位。實現這一點，同樣離不開法治。只有民企在遇到不公平對待時，可以通過法律訴訟維護權利，這樣的公平才是真正穩定可預期的。問題是，民企是否敢于起訴政府部門而不擔心秋后算賬？起訴能否得到公平審理？法院的判決能否有效被執行？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去探索和推進。

3、國企的市場化，是國企民企公平競爭的前提條件。如果國企被行政化，就意味著國企和政府之間成為“重大利益關聯方”，政府在制定規則時就很難確保不偏心，就會出現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系統性矛盾。國企的改革方向，是成為真正的“市場化主體”，這意味著國企既不應承擔“非市場化任務”，又不能享受“特殊政策優惠”。更重要的是，國企在人事任免和激勵機制的安排上，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否則國企行為的“非市場化”就是必然結果。國企改革，任重而道遠。

4、建立有限政府、廉潔政府。政府掌握了強制性力量，一旦介入經濟活動，就會導致腐敗，對市場競爭產生“劣幣驅逐良幣”、“喬布斯打不過胡雪巖”的不利影響。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反腐方面取得歷史性進展。下一步的改革，有幾個重點：1）大幅度精簡政府機構和人員數量，建立有限政府——“養了人就要管事”；2）大幅度壓縮政府部門權力，“法無禁止皆可為”，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消除腐敗的權力根源，降低制度性交易費用；3）政府部門要“法無授權不可為”。通過法治約束政府行為，避免政策大于法律所帶來的“翻燒餅”現象。

建立包容性制度，另一個關鍵任務是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1、要消除戶籍制度導致的權利不平等。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等享有同遷入地戶籍人口同等權利，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一改革如能落實，將是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革命，將促進人口的自由流動，提升社會效率，加快城市化進程。

2、要消除城鄉居民之間的不平等。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通過剪刀差、征地等為國家發展做出了歷史性貢獻，但也導致長期以來城鄉差距過大。農村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巨大短板。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探索建立自愿有償退出的辦法”。這一改革如能落實，將極大糾正城鄉居民權利的不平等，為農民創造更多財產性收入，讓農民能真正擺脫貧窮。這將是另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革命。秘魯經濟學家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中指出：“如果一個國家不將非正式部門中記錄的所有權和其他經濟信息融入正式所有權制度中，那它就不可能建立起繁榮有力的市場經濟。為缺乏所有權的資產發放所有權憑證，始終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一條捷徑。”

改革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吳敬璉先生指出：

? 改革的意義，就是建立了一個新的局面，特別是為包容性的經濟體制提供了一個空間，因為有了這個空間，所以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實現了高速發展。原有的政府機構是干預權力過分巨大而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全能政府”，其本身與舊的體制不可避免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也就存在一種危險，即改革的決心和意志被舊體制的習慣勢力所軟化，過分遷就反對改革的力量，在本來可以推進改革的時候遲疑不決。所以有走“回頭路”的可能，未來有不確定性。如果不進一步改革、進一步完善包容性的體制，高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劉勝軍@禪宗發源地——湖北黃梅五祖寺

堅持講真話的經濟學家

政治經濟學+大歷史觀

2014 年參加總理經濟座談會

劉勝軍微財經創始人

致公黨上海市經濟委員會委員

山東省人力資源發展促進會首席專家

著有《下一個十年》

山東·菏澤·定陶人

人大·中歐·華東師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