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化解供強需弱矛盾需優化公共資源配置——我國公共部門資源總量規模與用途估測（上）

盧鋒[1]，2026年1月14日

2025年我國經濟增長“頂壓前行”取得新成就，年初確定的5%經濟增速目標有望順利實現；然而經濟運行再次出現下半年增長后勁偏弱動態，顯示一段時期以來的內需不足消費短板問題仍未得到實質性解決。在這一背景下，202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充分肯定經濟增長同時，指出我國經濟發展仍面臨不少“老問題、新挑戰”，其中就包括“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的結構不平衡，并強調這些“發展中、轉型中的問題，經過努力是可以解決的”。決策層有關供強需弱矛盾的新論斷，直指現階段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結構特點，準確揭示了“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方針的現實背景與科學依據，對認識我國后續經濟轉型趨勢及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筆者前兩篇評論觀察了近年經濟增長面臨消費短板供強需弱制約的綜合表現[2]，梳理了我國消費偏弱這個長期現象的五方面成因[3]，同時指出要理解某些體制性根源之所以多年難以根治，還需進一步分析“原因背后的原因”，深入探討我國公共部門資源趕超式配置方式的機制性影響。有關歷史背景條件是，為實現科技產業供給側能力趕超國際先進水平這個經濟發展根本目標，我國公共部門集中較大規模資源并長期堅持主要優先用于投資提升供給側能力；民生社保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得到越來越多重視，相關投入規模呈現趨勢性增長，然而在數量關系上仍未能達到供求關系大體匹配平衡所需要的水平。

這個公共資源趕超型配置方式，在我國經濟發展轉型不同階段，特別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不同時期，匹配市場經濟體系形成發展特別是民營企業成熟度與供給能力差異，對經濟供求結構與平衡關系產生不同影響。就現階段現實基本環境而言，開放型市場經濟體制已構建運行幾十年，民企部門技術創新與產出能力歷史性提升，對市場需求增長與價格信號變動早已具備比較靈活有效的響應能力，同時公共部門資源投資轉化為供給的效率水平也顯著增長。在市場體制穩定確立及市場供給響應需求效能實質性提升背景下，公共資源趕超型配置方式在對生產力供給側追趕繼續發揮關鍵推動作用同時，客觀上也會增加消費偏弱短板難以補齊的困難，并與其他條件結合派生出供強需弱矛盾持續發酵局面。

因而，要真正實現中央早已提出的提振消費戰略目標，實質性調節近年經濟增長面臨的供強需弱和消費短板制約，有必要關注公共資源趕超型配置方式這個深層變量影響，并給以與時俱進地優化改進。調整公共資源配置方式在方法上要堅持兩點論：一方面我國經濟仍處在向中等發達國家轉型邁進階段，公共資源配置仍要堅持對科技生產力供給側持續創新進步給以充足支持，鞏固并強化我國科技進步與新質生產力快速發展勢頭。另一方面亟需優化調整公共資源在生產供給側與民生消費端的投入支出比例，適度調減投資與供給側資源支出相對規模，逐步增加公共資源投向民生和消費領域投入，由此有效提振消費并推進經濟結構再平衡，在提升經濟追趕可持續性同時，更好兼顧推動共同富裕、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有效暢通和提升國內大循環等綜合發展目標。

由于現行官方統計并未提供公共部門掌握資源規模與支出構成的系統性數據，因而要從公共資源配置方式角度探討經濟平衡與可持續增長條件，需要做兩方面基礎性定量估測工作：一是估測公共部門資源總量規模，二是估測公共資源支持投資及生產供給側能力與支持民生消費需求端的相對比例。本文選擇以2023年為觀察年份，分幾部分展開估測和討論。1）觀察我國公共部門特點，2）估測2023年公共部門掌握資源量規模，3）估測公共部門資源用于投資等生產供給側支出規模，4）估測公共資源用于支持民生和消費的規模，5）匯總估測結果說明目前研究局限性，6）討論公共資源趕超型配置與我國宏觀經濟結構特點關系，7）與現實供強需弱格局的關系，8）該研究的政策含義，9）簡短的結語。

1、 我國公共部門的國情特點

一國公共部門是指以政府為核心支撐、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的各類組織的總和。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相關定義，公共部門大致包含廣義政府部門加上國有企業（稱作公共企業）。由于歷史背景、國家制度與發展道路等國情差異，我國公共部門在國際比較意義上至少存在兩方面重要特點。根本特征在于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黨，對我國公共部門的各個層面發揮全面領導作用。就公共部門本身而言，則體現涵蓋對象廣、職能覆蓋寬、體量規模大多方面特點。

我國公共部門主要由以下幾部分構成。一是國家機關在公共部門內居于核心與權力中樞地位，包含負責制定法律和監督政府的立法機關，負責執行法律與管理社會事務的行政機關，即通常所稱狹義的政府，對所有行使公權力人員進行監察的監察機關，執行法律的司法機關等等。

二是事業單位：由國家設立、受政府領導，定位于提供教育、醫療、科研、文化等公共服務，具有較高程度的公益性和政策性。典型機構包括公立學校、公立醫院、公立科研院所、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廣播電視臺等。與國外一般公共機構（public institution）區別在于：少數事業單位是具有“事業單位編制但行使政府職能”的機構；重要事業單位通常被賦予行政級別，主要負責人或高層管理人員由國家有關部門統一任命；經費保障主要來自財政撥款，但是有些事業單位被允許通過提供服務獲取部分市場性收入。總起來看，我國事業單位所受管控與規制程度，高于國外一般意義的公共機構。

三是公共或國有企業：由國家（或政府）出全資或出資控股、在特定產業和領域從事生產和經營的企業。如國有銀行、公用事業公司、能源、制造業、運輸、建筑等部門的企業等，其經營方針通常兼顧社會公益性與市場盈利性，是政府推動經濟發展與調控經濟運行的重要抓手。重要國有企業通常被賦予體制內行政地位，比如少數中央直管國有企業具有行政部級地位，主要負責人由上級組織部門統一任命。少數國有企業處于專營壟斷或準入限制政策環境（如煙草加工、鐵路、石油天然氣等），更多國企則在比較競爭的市場環境下運營。

一般認為我國公共部門包含以上三個組成部分，但是從接受政府控制這個公共部門的基本定義內涵觀察，也有觀點認為我國人民團體與群眾團體也是公共部門外圍延伸部分。不過本文集中考察公共部門掌握的經濟資源及其配置方式，考慮這些機構不會常態性通過市場獲取顯著規模收入，因而本文未將這些機構組織納入考察對象。

2、我國公共部門資源規模估測

基于對公共部門的理解和界定，估測公共部門掌握資源可從四方面入手。一是四本預算賬戶的廣義財政資源，二是國企部門利潤沒有通過“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繳納財政的剩余部分，三是部分事業單位通過市場方式提供服務獲得的收入，四是公共部門擁有的龐大固定資產通過折舊計提所耗費資源等。

首先看廣義政府收入即所謂“四本賬”，這是公共部門掌握利用資源的最基本最核心部分。“四本賬”包含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收入等。圖1和圖2數據顯示，一般公共預算規模最大，其次是政府性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規模相對較小。四本賬總收入從2012年18.78萬億元，持續增長2024年的45.69萬億元，但是不同時段增速變化并與GDP增速不盡相同，2023年廣義財政資源總量和GDP占比分別為45.285萬億元和35.9%。廣義財政收入加總存在個別場合重復計算因素，但是沒有包含一般國債發行收入，存在不同方向偏差。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CEIC和Wind數據庫。

公共部門所掌握資源還包含國有企業凈利潤未上繳部分與事業單位通過市場性服務所獲得收入。就前者而言，國有企業利潤利潤需繳納所得稅和上繳國有資本經營收入，這兩部分形成一般財政預算與國有資本經營賬戶收入；但是國企利潤扣除上述繳納后剩余部分，成為公共部門掌握資源超出廣義財政的一個相對獨立部分。基于官方相關數據公布方式，對國企剩余利潤區分非金融國企與金融央企兩部分分別考察。2023年非金融國企剩余凈利潤約為28005億元，同年金融央企剩余凈利潤25061.8億元，加總約為53066.8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4.21%。

再次是事業單位的市場性收入。改革開放時期我國事業單位管理體制經歷了長期演變轉型過程，其中2011年改革構建現行體制的基本格局。現行管理體制將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分為兩大類，并對其經費保障方式提出不同規范。一是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定位于承擔義務教育（如公立小學）、基礎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衛生及基層的基本醫療服務（如社區衛生中心）等基本公益服務，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因而一般不允許收費，或僅允許象征性、成本性收費。二是公益二類事業單位包括承擔高等教育、非營利醫療機構等，可部分由市場配置資源，即部分利用市場機制，允許合理收費，但不得以營利為目的。因而需估測上述公益二類事業單位非營利性質的市場性收費收入規模。

考慮醫療衛生與教育部門事業單位獲取的市場性收入占絕大部分，著重考察這兩個部門相關情況。估測結果是2023年以公立醫院為主的醫療衛生部門事業單位財政渠道以外的市場性收入約為3.23萬億元，公立教育機構額外收入為1.13萬億元，兩部門市場性收入估計為4.36萬億元。考慮文化、科技等事業單位也會有不同規模的各類市場性收入，推測2023年我國事業單位整體的市場性收入或為公共部門提供約4.5萬億元額外資源，約占當年GDP的3.57%。

最后是公共部門固定資產折舊。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通過歷史承接與長期投資積累擁有相當大規模固定資產，構成支持國計民生部門生產能力與提供基礎公共服務的重要物質條件。公共部門為保證其擁有固定資產持續揮正常功能所耗費的折舊費用，以一種特殊形式體現了公共部門對社會稀缺資源的占有和利用。因而考察公共部門掌握和利用的資源總量，應考慮公共固定資產折舊是否構成獨立于上述公共部門收入的額外來源。為此首先要估計公共部門不同部分的折舊費用，然后根據其折舊費用來源于折舊計提方式，酌情考慮是否應作為公共資源的一個獨立來源。參考相關信息估測，2023年國有企業（含金融央企）折舊費用大約5.63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4.46%；行政事業單位折舊費用為1.68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33%。考慮后者折舊費用來自財政預算撥款，不構成公共部門資源獨立部分，因而僅將國企部門舊計提費用看作公共資源的額外部分。

概括上述結果，近年公共部門掌握利用資源，包含約相當于GDP體量35.9%的廣義財政收入之外，加上國有企業利潤與事業單位市場化收入約占GDP的7.6%，再加上大約相當于GDP的4.5%的折舊費用，總共大約相當于GDP的48%。考慮上述估計可能存在不同方向誤差，大體可判斷公共部門掌握了超過相對GDP的45%體量規模的龐大資源。

3、公共資源用于投資等供給側規模估測

基于探究供強需弱深層根源的研究目標，本文對公共資源配置結構理解和估測思路，采取了公共資源在投資等供給側與民生消費端的二分法處理方式，其中對投資屬性理解不同于“三駕馬車”常識概念將投資作為內需重要板塊的理解，但是上述二分法與常識理解表面不同實質上并不矛盾。在供求關系平衡條件的分析場景下，投資變量同時具有供需雙重屬性和轉換特點：在投資項目實施階段是重要內需變量，一旦投資項目完成投產運營便“搖身一變”成為產能，從需求端跳轉到供給側。兩方面屬性都有重要政策含義：在短期分析場合重視投資需求屬性是逆周期宏調的重要憑借，在長期一國技術產業生產力結構進步與效率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大規模投資來實現。考察目前供強需弱這個結構性矛盾，需將其置于上世紀末以來消費增長持續相對偏弱的長期背景下分析，因而與短期分析專注投資“直接需求屬性”不同，本文重視投資的“最終供給屬性”，將其看作是長期發展過程中供給擴張的關鍵驅動變量，由此形成投資供給側與消費需求端匹配條件的方法。因而本文二分法長期分析視角與短期宏觀分析重視擴大投資提振內需思路相互兼容，與2026年亟需推動投資止跌回升與增加有效投資的政策方針并行不悖。

下面以2023年作為代表年份，從五個方面討論估測公共部門資源中用于支持生產端與供給側的投入規模及其GDP占比。一是折舊支出。根據上面估測2023年我國公共部門固定資產折舊金額大約占GDP的5.79%%，其中1.68萬億元（約占GDP的1.33%）的行政事業單位固定資產折舊通過一般財政預算支出，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約占GDP的4.46%）作為成本扣除。考慮固定資產主要功能在于支持不同領域的產品和服務供給能力，折舊費用具有重置投資性質，發揮了維持各部門現有供給能力的功能，上述大約占GDP比例為5.79%的公共部門固定資產折舊，應屬于公共資源配置到生產端供給側的部分。

二是公共部門掌控資源包括國有企業凈利潤未上繳部分以及事業單位部門市場性收入，下面討論這兩部分收入在投資-供給與最終消費兩端配置情況。其中國有企業未上繳的存留凈利潤，按照規定基本用于擴大再生產提升科技、生產與供給能力，突出體現生產供給導向配置特點。事業單位市場性收入估計有一部分會用于增加這些部門員工收入從而間接支持最終消費，然而絕大部分也會用于維持和提升特定公共服務的硬件能力和基礎設施條件，因而歸結為用于廣義生產端供給側的資源。初步假定未上繳國企利潤的全部（相當于GDP體量的4.21%）、事業單位市場性收入中的八成（3.56% * 0.8=2.85%），用于支持生產服務端供給側能力，大概相當GDP 的7.06%。

三是政府性基金支持供給側資源。依據《預算法》規定政府性基金是指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根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為支持特定公共事業發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無償征收的具有專項用途的財政資金。政府性基金收入是財政非稅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不同的是，政府性基金具有專款專用性質，從2022年24類政府性基金支出看，絕大部分屬于支持生產端供給側：例如土地出讓收入主要支出方向包括后續土地開發整理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土地儲備與補償成本等；交通基礎設施類支出如“鐵路建設基金”用于國家鐵路網絡建設與維護，“民航發展基金”用于機場建設、航線補貼；“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用于南水北調、三峽工程后續資金需要等；其中如“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部分用于養老院、孤兒院、殘疾人服務等社會福利事業，“中央水庫移民扶持基金支出”、“土地財政”中包含對被征地農民和集體經濟組織的補償。本文假定2023年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101338.59億元的九成，用于支持生產端和供給側能力提升，約占當年GDP的8.04%，其中九成為7.23%。

四是一般公共預算項目中的其它供給側支出。如“科學技術支出”、“資源勘探和工業信息”、“糧油物資儲備支出”等，支出直接對象基本屬于維持和提升支持生產端供給側能力，大體都應算作投入支持供給側的資源。又如“節能環保支出”、“農林水支出”、“交通運輸支出”等，包含相當程度基建投資或支持生產能力支出。另外三是“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外交支出”、“國防支出”等項目，也包含一定比例用于相關部門固定資產投資。總共這一部分支出大約相當于GDP的5%。

五是公共資源的其它供給側投入。首先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賬戶對供給側的支持，2023年估計有3000億元上下。其次是近年各級各地設立產業基金推動促進相關目標產業和新質生產力發展，這方面投入2023年估計占GDP近1個百分點。再次是針對特殊形勢和環境實施的支持企業和維護供給能力的政策，2023年估計占GDP的0.5個百分點。最后是政府部門特別是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資和發展經濟考慮常態性為企業提供減免稅費優惠政策，估計這類直接和間接投入約占GDP的2個百分點。其它供給側投資約占GDP的3.7個百分點。

表2報告2023年我國公共資源通過五個方面（折舊+國企和事業單位+政府性基金+財政一般預算其它供給支出+其它四個渠道供給側投入）投向供給側資源總額約為33.2萬億元，約占當年GDP比例的26.35%。結果顯示我國公共部門掌握的龐大經濟資源，超過一半可能通過各種投資以及支持產出運營用于經濟的生產供給側。

4、公共資源支持民生消費的規模估測

基于一般常識，國民經濟的總消費由家庭（或居民）消費與政府消費兩大部分構成，其中政府消費還包含參與公共事務管理與公共品供給的其它公共機構消費，官方統計部門提供了家庭和政府兩大類消費的數據。但是在現代社會中，政府部門對消費貢獻不僅表現為其直接消費，而且包含由政府提供的被稱作“社會實物轉移（social transfer in kind: STIK）”的大量公益品與公共服務，雖然STIK在統計體系內是“政府消費”一部分，但是最終被轉移給家庭部門消費。如圖3顯示，“政府消費”扣除“社會實物轉移”是“政府實際最終消費”，“家庭消費”加上“社會實物轉移”是“家庭實際最終消費”。

圖3、總消費不同部分統計關系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決策層對民生福祉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公共部門資源投向支持居民收入與消費的規模呈現擴大趨勢；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逐步構建起覆蓋全民范圍的社會保障網絡，政府通過實物轉移支持居民消費的政策力度不斷加碼，公共政策持續支持民生福利取得重要成就。另外因應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公共服務職能擴大升級的客觀需求，政府自身消費規模也呈現逐步增加趨勢。

基于上述框架，考察公共資源支持擴大消費需求的數量規模，大體可從三個渠道入手。一是公共部門涵蓋的社會保障系統，其基本職能定位于制度性和常態性為公眾提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社保資源直接轉化為居民廣義收入并促進圖3的家庭消費增長，對此可通過廣義財政“四本預算”中的社會保險基金賬戶觀察。數據顯示，我國社保支出從2015年3.9118萬億元增長到2024年的10.6061萬億元，增幅為2.71倍；同期社保支出占GDP比例從5.57%增長到7.86%，2023年社保支出9.91萬億元，占當年GDP比例為7.86%。

二是政府通過再分配渠道向特定低收入和生活困難群體提供貨幣收入補貼，向住戶部門提供教育、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社會實物轉移，根據官方數據2023年這項支出為8.1938萬億元，占當年GDP的6.50%。三是政府部門及相關事業單位等公共部門機構，提供社會公共品所需發生的成本性消費支出，或政府及相關機構維持正常運轉所需消費支出，即圖3的政府實際最終消費；根據圖3顯示的關系，從2023年政府消費中減去社會實物轉移，得到該年政府實際最終消費為12.6175萬億元，占GDP比例為10.01%。

另外還要考慮上述事業單位市場性收入支持的居民消費，這部分支出估計占到事業單位市場性收入估算值的兩成，約占2023年占GDP的0.7%。這樣上述四項加總約為2023年GDP的25.08%。

不過從兩方面統計技術角度看上述粗略估計或存高估偏差。一是政府消費指標在統計上包含行政事業部門的固定資產折舊費用，基于本文研究角度折舊是用于維持供給能力的支出，需從政府消費中扣除。二是政府通過為醫療保險賬戶提供財政補貼，構成政府消費統計中的實物社會轉移一部分，將其獨立看作公共資源配置用于支持消費部分存在重復計算，也需要適當扣除。扣掉上述兩方面由于重疊統計導致高估因素，初步估測2023年公共部門掌控資源用于支持消費部分占GDP比例約為23.26%（25.05-1.33-0.48=23.24）。表3報告相關估測結果。

5、公共資源估測結果匯總與說明

筆者以探究我國經濟現階段供強需弱矛盾深層原因為著眼點，對2023年公共部門資源總量規模及其在生產供給側與民生消費端的支出構成進行了初步估測，表4報告匯總結果。

表4最左邊部分數據顯示，根據本文第二節考察結果，2023年我國公共部門掌握資源總規模約為60.5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體量的48.01%。表4對供給側與消費端支出規模提供了兩組估計結果。一是基于第三、四節對公共資源不同支出部分考察，初步估計公共資源用于供給側與消費端支出總量分別為33.21萬億元和29.29萬億元，合計為62.51萬億元；二者相當于GDP比例分別為26.35%和23.24%，加總為49.59%。由于公共資源的收入端分項與支出端構成是分別獨立估計的，兩端各部分估計結果誤差導致二者總量結果不一致，表現為表10中公共資源支出加總“直接估計”規模的GDP占比值，比收入端資源總量占比48.01%高出1.58個百分點。

為使公共資源收入與支出兩端總規模估測值相互匹配，用直接估計的公共資源支出總額與收入總額的比率作為調整系數，對公共資源在供給側與消費端支出規模及其加總值進行一致性調整。表10同時報告的調整估計結果顯示，公共部門資源中約有相當于當年 GDP體量的25.52%，通過各種投資投向推動技術進步與生產力發展等供給側能力提升方面；同時約有占當年GDP的22.49%部分，通過不同渠道用于支持居民與政府消費。整體而言，雖然晚近時期我國公共財政支出體現向民生傾斜方針，本文估測結果顯示目前公共部門資源在配置上仍較為重視供給側投入，其相對規模顯著高于支持民生消費的資源。我國公共部門資源總量規模與使用配置構成，不僅在國際比較意義上具有突出特點，對觀察理解我國經濟發展長期趨勢與供求關系矛盾也具有認識價值。

在討論公共資源配置定量估測結果的認識啟示意義之前，對本文估計方法特點與可能偏差做幾點說明，以減少可能出現的不必要解讀歧義。一是本文估測難免有誤差但是可證偽。衡量公共部門掌控資源規模沒有現成系統數據可資利用，對廣義財政四本賬以外的公共資源規模，對公共資源在供給側與消費端支出數量，都需搜集和借助相關數據和信息加以估算推測，其中面臨諸多方法困難與數據缺失制約，因而估測思路與數據處理都可能存在有待商榷甚至偏誤之處。本文具體說明有關估測過程和方法，保持研究過程透明度與可證偽性，以便有關領域專家指正和有興趣研究者批評，以求后續修正改進。

二是我國公共部門總量與配置比例具有調整變化與特征持續的統一性。在新中國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公共部門掌控資源規模及其使用結構不斷演變，因而即便本文對2023年有關估測結果離譜不遠，也無法反應不同發展階段有關對象演變情況。例如在計劃經濟時期，有理由相信公共部門掌控資源相對規模或許不及本文估計的2023年，然而當時公共資源用于社保福利方面支出相對比例較小，用于投資生產端供給側相對比例可能要顯著高于近年。雖然并非一成不變，然而總起來看我國公共部門占有較大規模資源，并相對集中地用于支持生產力發展與供給側能力提升，這方面與經濟體制與發展道路基本取向緊密聯系的結構特點，應始終大體穩定地持續存在。

三是公共資源在生產供給側與民生消費端配置存在某種局部交叉。表現為某些領域投資直接有助于提振消費，例如城市公園與改善社區環境投資項目直接惠及普通居民的休閑消費；大規模投資高速鐵路、公路與客運航空等基建項目，對居民出行消費也無疑會產生間接激活作用；投資公立醫院與學校通過擴大公共服務供給能力來增加公共服務消費等等。上述供給與消費之間交叉跨界因素廣泛存在，并不否定我國公共資源配置持續大規模投向支持科技進步、產業發展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總體特征。

公共資源配置定量估測對理解我國實際經濟現象與政策具有多方面參考意義，下面主要討論三點：一是公共資源配置方式對我國經濟宏觀結構的解釋作用；二是如何理解公共資源趕超式配置與現階段經濟增長供強需弱矛盾之間關系；三是本文估測結果的政策含義與認識啟示。

注釋：

[1]本文是“公共資源配置方式視角下的供強需弱與消費短板”系列評論之三（上）。是筆者題為“我國公共部門資源規模與用途估測——趕超型資源配置與經濟供強需弱關系初探”專題報告的縮寫稿。

[2]盧鋒：供強需弱與消費短板——十五五提振消費調整結構新機遇《網易財經智庫》2025年9月8日。

[3]盧鋒：居民消費為何持續偏弱？我國消費偏弱現象成因系統探討《網易財經智庫》202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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