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嬰】去世前，他因為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引發一場風波

2011年4月7日，魯迅先生之子、無線電專家周海嬰先生去世。在他去世前不久，圍繞著他在《魯迅與我七十年》書中講述的一個事件，曾經引發過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風波的中心是該書最后一篇《再說幾句》里一段話：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據說有周谷城等人，羅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大家都知道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
“羅稷南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的大膽假設，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絕不敢如此冒昧，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么是關在牢里還是要寫，要么他識大體不做聲。
“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不過，周海嬰稱此事并不是自己親耳聽羅稷南所說，而是羅先生去世前夕，“覺得很有必要把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公開于世，不該帶進棺材，遂向一位信得過的學生全盤托出”，而周海嬰則是1996年應邀參加巴人（王任叔）研討會時，聽“這位親聆羅老先生講述的朋友告訴”的。

周海嬰當時也是“再三疑慮，是不是應該寫下來，心里沒有把握，因為既有此一說，姑且把它寫下來請讀者判斷吧”。也就是說，周海嬰并沒有把這種說法作為定論。

魯迅、許廣平和周海嬰

魯迅、許廣平和周海嬰

《炎黃春秋》2009年第6期上，刊登了一篇作者為張緒山、題目為《毛澤東棋局中的魯迅——從“假如魯迅還活著”說起》的文章，在敘述了上面的事情之后，稱：“以毛的回答，在毛執權柄的時代，魯迅的處境有兩個，且只有兩個：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沒有其他選擇。”

他這句話的意思，顯然是在說：原來心心相印的兩位旗手，在建國以后會宿命般地走到對立的兩極。

有個叫黎鈞的讀者，讀到這篇文章后給《中華魂》雜志去信求實。《中華魂》的作者傅迪就此事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去覺得他的說法不無道理，將其摘編如下。

• 周海嬰在書中講清楚這是他輾轉聽來的，且屬于“孤證”，并且曾經考慮把它從書中抽掉。可見，它究竟是確鑿無誤的事實還是以訛傳訛的流言，的確需要認真加以推敲。
• 怎樣推敲呢？一個可取的方法是參看同一時期毛澤東關于魯迅的其他論述，相互進行印證。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

“特別是他后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時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這三十三個題目，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而且是很勇敢的。”

這段話中的“三十三個題目”是指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室1957年3月6日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匯集》，是希望毛澤東在談話中回答的，毛澤東卻說魯迅能夠解決問題。

1946年， 許廣平與周海嬰在魯迅墓前

周海嬰、馬新云夫妻和許廣平合影

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在分析那種認為報上的文章要“軟些，軟些，再軟些”的主張時說：

• “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里。
• “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
  “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未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
  “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
  

這就是毛澤東1957年對魯迅的評價，再清楚不過了。只要稍稍深入了解魯迅和毛澤東之間心靈的相通。就不會相信“活在毛澤東時代的魯迅必然成為囚徒”之類荒謬絕倫的無稽之談。

但是，事情就是這樣的奇怪，這些正式刊登在國家出版物上的文字，某些人就是不屑一顧，置若罔聞，偏偏對那些以訛傳訛的流言奉如至寶，大做文章，硬是要從中發掘并制造出駭人聽聞的重磅炸彈來。

《炎黃子孫》曾一度有不少作者專事反毛。在他們的眼里，一切好事都是別人所為，毛澤東欺世盜名、一切壞事都是因他而起。《炎黃春秋》2009年第7期上有一篇文章就說：“毛主席是世界偉人，比封建皇帝還皇帝。”

魯迅

周海嬰與母親許廣平、馬敘倫的女兒馬佩

按照這種說法，我們中國人民60年來豈不是生活在“比封建皇帝還皇帝”的魔窟之中？說遠一點，我們的千百萬先烈豈不是跟著“比封建皇帝還皇帝”的人去赴湯蹈火，白白犧牲了生命？再說遠一點，世界上廣大熱愛新中國、對中國人民懷有深厚情誼的國際友人豈不是長期在同“比封建皇帝還皇帝”的人打交道？……

那么，周海嬰書中提到的那次主席談話，是不是存在呢？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副部長級）、研究員陳晉對此做了考證。

1、羅稷南原名陳小航，生于1898年；羅稷南不是湖南人，而是云南順寧（今鳳慶）人。羅稷南和主席不是“同鄉”，自然也談不上是“湖南老友”。

2、羅去世的時間也不是90年代，而是1971年8月。當時正值“文革”期間，羅先生是否能冒著遺禍親屬的風險，把“秘密”說給自己的學生，顯然值得思量體味。

3、主席1957年曾三次去過上海。第一次是3月20日在南京黨員干部大會上發表講話后乘飛機到上海，當天晚上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友誼電影院召開上海市黨員干部大會，并發表講話，第二天便去了杭州。第二次是7月6日從杭州到上海，一直到9日下午離開上海到達南京。第三次是9月17日下午從杭州到上海，18日晚，毛澤東即已在北京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會見來華訪問的印度副總統拉達克里希南。

所以，前面說的談話時間應是1957年7月6日至9日，或者9月17日至18日。據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纂的《毛澤東在上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書所附《大事記》載，毛澤東這兩個時間段在上海的活動日程，除參觀工廠企業、接見外賓外，有五次同上海各界人士座談講話。

1909年的魯迅

這五次座談講話分別是：

• 7月7日晚上，在中蘇友好大廈同上海科學、教育、文化、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談。
• 8日下午，在柯慶施、陳丕顯陪同下登上“港申”輪，從十六鋪碼頭出發、向龍華方面視察黃埔江，途中聽取了上海市委的工作匯報。
  7月8日晚上，在中蘇友好大廈電影院向上海各界人士發表講話。
  9月17日，會見趙超構、舒新城、束世澂。
  9月17日晚上，會見黃浦區委書記，上海鍋爐廠黨委書記、廠長和上海動力學校校長。
  

這樣一來，羅參加的談話只能是7月7日晚上。據記載，那天晚上參加座談的有陳銘珊、漆琪生、談家楨、趙丹等36位各界人士，其中有羅稷南。

會談之后，《文匯報》邀請部分參加座談人員，寫了自己的感想、載于7月12日的《文匯報》。其中有一篇是羅稷南的發言，標題是《在這樣變動的時代，知識分子必須有堅定的立場》，文中說：“我有機會謁見我們國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詩人，我感覺榮幸，興奮而又慚愧。”

從文章的語氣上看，顯然，羅和主席并不熟悉，不是“老友”。因為之前見過主席的，文章中都會提到“又一次見到毛主席”一類的話；加上他在文章中的語氣，也不像之前和主席沒有多深的交往。這讓人很難想象，一個和主席不熟的人會當面向主席提那樣的問題。

1946年7月，許廣平與周海嬰在淮海坊合影

4、那么，羅是否還有機會參加主席召集的小范圍座談呢？上海黨史研究室1993年編纂《毛澤東在上海》時曾廣泛查詢，“深入到工廠、企業、機關、學校，以至個人”，且中央警衛局有關領導和曾在主席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也“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和資料依據”，證明這是1957年羅稷南見到主席的唯一一個場合。

可是就在這一個場合、7月7日的這次談話，在當年7月9日的《文匯報》以《毛澤東主席在上海接見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進行親切交談兩小時》為題的報道中，詳列了參加座談的具體名單，但其中沒有周谷城。

這和周海嬰所述“有周谷城等人，羅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的那場聊天性質的座談會不相符（引自《百年潮》2002年第9期所載陳晉作的《“魯迅活著會怎樣？”》）

根據陳晉先生的上述考證，結論無疑就是，周海嬰所說的這次個座談，非常可疑。但是，在陳晉的這篇文章發表3個月之后，黃宗英在《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為標題，發文說7月7日的那次主席座談，她在場。

周海嬰與妻子馬新云

• 我又見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么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么樣？”
• 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仿佛頓時凝固了。這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反胡風”時就嘀咕過；可又有哪個人公開提出？還當著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
  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傾聽：“魯迅么——”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么一句話也不說。”
  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里娃娃兒險些蹦出來……
  

這一下有了人證，似乎就坐實了；但，可惜的是此文也是孤證。當時、2002年發表此文時，談家楨、陳銘珊等當年的參會者均還都在世，更何況陳晉的文章在前、黃宗英的文章在后，很容易讓人想起黃的用意未必是在事情本身……

可是，如果我們不去糾纏細節、跳出具體的事情來分析，就會很容易得到真相。因為事實上、7月7日的座談內容，被黃宗英說是“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的話題，并不新鮮；早在當年3月10日、在北京舉辦的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毛主席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時，就已經說過“魯迅活著會怎樣”的問題。

當時，主席有說：“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

然后，主席針對當時有些作家不敢寫、怕挨整的情況，說：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

對比主席的這次談話，和過了將近4個月之后、7月7日他在上海那次談話，一個說的是“魯迅不怕坐牢也要寫”、一個是“魯迅或者沉默，或者坐牢”，字面看來相似、但意思明顯南轅北轍，被歪曲了。

要說在那些歪曲主席談話的那些人中，沒有人在包藏禍心，你會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