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文存】春雷響，春潮動，紅豆生，春草萌（同豐里17號系列）

那是多么激動人心的一個時代啊！春雷動，春草萌，驚蟄至，萬物生。上世紀70年代中期至整個80年代，是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尋找摸索，撥亂反正，實現歷史性轉變的時刻。破除了凡是派的迷思，各種思潮反反復復，互相駁詰。有人愿意抱殘守缺，有人嘗試摸摸石頭，有人希望破舊立新，有人意圖跳躍超前。雖然有過曲折，走過彎路，有人倒下了，有人搖擺著，有人仍挺立，繼續毅然前行，但是，畢竟“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2024年的10月，廣州的中山大學有一次別開生面的活動，舉行了《紅豆雜志結集》首發式暨贈書儀式，在中山大學的中文堂舉行。中山大學中文系77級、78級、79級“新三屆”學子再次相聚一堂，見證書籍的首發。

這本只出了7期的《紅豆》雜志，創刊于1979年，每期印3千至5千本，卻是當時全國200多種校園學生刊物中唯一的以鉛字印刷的期刊。全國大學生刊物中的“最為精美”，是中大的同學們至今仍然引以為豪的。

《紅豆》的故事，讓中大那幫經歷和年齡跟我們一樣的老頭老太太去說吧。中大有《紅豆》，廣師有《春草》！

《春草》也有故事，雖然不及中大的《紅豆》、北京大學的《早晨》、武漢大學的《珞珈山》等等兄弟姐妹們辦的學生刊物精美動人，《春草》存在的時間也很短，只出過一期，是打字油印，用訂書機裝訂的，但是，也在這個中國大學生在新時期出版刊物的歷史洪流中，寫下有特色的一頁。

據說，當年中國100多所高校的大學生刊物一共有200多份，不包括社會上的自由出版物。

交代一下背景。《紅豆》創刊號1979年3月問世，由中大77級和78級學生的鐘樓文學社組稿編輯出版，得到了校方經濟上的支持，一共出了七期，至1980年12月。

廣師的《春草》，我就是總編輯，有當年的日記，記載了這一盛事！

當時廣州師院同樣已經有考入的77和78兩屆學生，根據1979年的2月19日我的日記記載：白雪樵老師和立早兄——他們當時是廣師中文系文學理論教研組的教師——召集了兩班學生一共12人，每班6人，說要成立一個文學研究小組，并出版一份油印刊物。

白雪樵是位有故事的老太太，活了100歲才辭世，關于她的故事日后會有篇幅詳說。當時我們學生背地里叫她白老太；立早兄姓章，兩人都是我進廣州師院前就認識了的。白老太在廣州市文藝創作室待過，曾經到廣州業余大學的文學班上過課，而我在這個班待了幾個月，因此有一面之緣。白老太為人正派，思想很正統，這跟她的愛國愛黨熱忱有關，她主要講授馬列文論。跟立早兄的認識則是借了我在海幢街工作時候的同事徐康、我的大貴人的光。立早兄從廣州二中調進師院中文系之前，我已經在徐康在廣東省歌舞團的家中見過他的面。

當時我的小說《一張發不出去的請柬》獲得了《廣州文藝》征文的三等獎，算是最有文學成就的一位，因此選組長的時候就選了我，約定以后每星期聚會一次。

這樣說來，我們的刊物實際上是官方暗示要辦的，而且不斷發號施令。我們和全國大學出現的學生刊物幾乎是同步的，甚至更早，這可能顯示了當時的一種政治風向。

我們這個小組又分成理論研究和文學創作兩個部分，2月24日是小組的第一次會議，就把刊物定名為《春草》，廣師的《春草》就誕生了。

名字是誰想出來的？肯定不是我。《春草》有四個編委，我和同班的吳惟慶，還有78級的鄭衛平和一位男生，具體是誰忘記了，只能說好像是姚學宗。我們具體研究了組稿、出版、打字、印刷等事項，就開始著手發公告向全校各系的學生征稿組稿了。

那時的學生思想非常活躍，有話直說。在公告欄中，也不知是誰寫下了“《春草》不過是《蠢草》”的字眼。好啊，刊物出來了再評價蠢不蠢，好嗎？

第一期來稿很踴躍，有詩歌、雜文、小說，甚至有中學生的稿件，是一個電影劇本。誰不想在大學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章，也許一炮而紅，成就了又一個劉心武或盧新華呢？但是實話說，來稿的平均質量不高。

我因為和考進中山大學77級的江明是好友，因此看過中大《紅豆》的稿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百年名校的中山大學和復辦才兩年的廣州師范學院，學生的平均質素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貢獻，我們就主打一個題材標新立異，主題尖銳潑辣。

期間，有老師也說，比如說來篇《臧某某良心何在》如何？

由于小說稿的質量不高，于是我就想，我要寫一個吸引眼球的題材，題目叫《模特兒》，大致寫發生在某個美術學院的故事。一個作為人體模特的女子正展現其美麗的酮體，卻被一位局外人偷窺，當發現后，窗外的窗臺只是留下一灘污穢，人跑了。隨著情節的展開，作為模特兒的女子和偷窺者成了大革命中對立的兩派，昔日的模特穿上了軍裝，偷窺者也成了一個造反派組織的頭目，而且這一派勢力見長，后來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時候偷窺者還當上了什么主任，成了帶著光環的人物。他要報復女子，用革命的詞句對她展開了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大批判，聲稱她當裸體模特已經當慣了，本性難移，是資產階級赤裸裸向無產階級進攻的真實體現。但是，事后這位道貌岸然的無產階級卻真的把她睡了。小說好像是暗示女主的自殺作為結局。

我花幾天時間寫成了小說，送給白老太看，沒想到思想一向正統的她對小說持肯定態度，說“故事是完整的，脈絡是清楚的，主題是集中的，但是很粗糙，有必要加工，可以寫長一點，寫細一點。發出去。”而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見1984年3月26日的日記）。

我深知，《模特兒》受一部法國作家法郎士的作品《泰綺思》的啟發，寫妓女和修道士角色的轉換，是不是約莫有些影子？《泰伊思》是魯迅評過的作品，我在“雨夜讀禁書”的時代已經讀過，寫一個在沙漠中修行的高僧，想到了名妓泰綺思，要度她出家；但是，當高僧成功了之后，卻出現了反轉，高僧忘不了名妓出家前的萬種風情，忘不了她的裸體。

發的稿件齊了。有一篇詩歌，題目是《夢》，作者是我們學院的，署名“息遐”，來稿稱不能改動一個字，否則就不發。詩歌委實寫得不錯，一字不改發了。但是至今不知道是哪位詩圣。

但是正在籌備打字出版的時候，風向好像有點變了。上面傳來的消息，好像“潮頭文學”不吃香了，獎金不能發了，長頭發、喇叭褲和流行曲挨批了，甚至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的步子也放緩了。

一時之間，在官方文件的映襯下，各種出版物上不同觀點意見互相詰駁，倒也形成一個百家爭鳴、暢所欲言的局面。要知道，這些大學生，脫下紅衛兵袖章沒有多久，文斗是出了名的，又碰上這么一派思想解放的大氣候，寫文章正是他們的愛好和擅長。只是當時輿論領袖的名氣還不那么大，或者活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到了5月份，已經出版了《紅豆》的中山大學，也傳來消息，雖然沒有說禁止，但是學校該不該支持學生刊物，特別支持沒有刊號卻自行拿到社會上出售的刊物，已經引起了爭論。據有人說，有好的文學作品可以拿到《作品》和《廣州文藝》發表云云。

但是，廣師的《春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1979年5月9日，比中大的《紅豆》晚了兩個月，廣師的《春草》正式發行了。但是，因為只是一份打字的雜志，印數也有限，沒有像《紅豆》那樣拿到街頭向路人兜售，只是收回每本2元的工本費，甚至讓中文系的老師每人購買一冊。

附帶說一下，紙張和裝訂工具和用品是校方資助的，但是，打字卻是我們這個12人的文學研究小組群策群力，分別找熟人完成的。

下一步路在何方？5月14日，中大《紅豆》有人來過廣州師院，但是當時我不在，是78級的同學后來告訴我的。據說，中大《紅豆》已經出了幾期，但不打算收攤，學生們興致勃勃地要辦下去。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一直搞到79級的同學進校，還堅持出版，才有了《紅豆》七期的傳奇。

我們呢？似乎也受到了鼓舞，于是《春草》開始組織第二期的稿件。但是，歷史的事實是，沒有了第二期，這棵小草太脆弱，已經夭折了。不過，平心而論，辦不下去有各種的因素，并非因為我們文章出格，或是官方風向的轉變，因為當時師范學院的副院長馮道遠還來到中文系，與幾個編委談過，鼓勵我們辦下去。還提出意見，建議搞個電版的封面，漂漂亮亮的；文章放膽寫，不要怕議論，摔跟斗云云。但是，辦過刊物才知道，那是多么的吃力，憑幾個正在念書的大學生把一個出版社的工作承擔起來，是不現實的。而且，我們沒有中大這樣的名校的資源和人脈，光是靠廣州師院的稿源，也顯然不足。

但是，數年后，我大學畢業留校，當時的學生也成立了一個文學社，聘請若干老師當顧問。已經在中文系任教的我，是頗受學生歡迎的顧問之一。在成立的當天，學院的副院長潘佛章老先生，我們暗地里叫他老佛爺的，也參加了成立大會，發表了講話，他還題詩送墨寶，好像要刷刷存在感。而我，則在會上介紹了學生時代辦《春草》的體會，引起學生的興趣，要索取當年的刊物，我也就把自己僅存的一本給了他們。因此，時至今天，我已經沒有了當年的刊物，希望有師院的老同學家中僥幸翻出一本來。

那當年寫的小說《模特兒》呢？這篇小說后來經過一番加工，曾經送給兩本雜志，一是《廣州文藝》，一是《作品》。但是，那個時候氣氛已經不對頭，一知名青年作家在《作品》上發表的小說《在小河那邊》已經挨批了，小說大膽潑辣，其中寫到時代的荒誕，青年的彷徨，涉及貌似的不倫之戀，不過，結局處青年才俊孔捷生終于圓了有情人的夢。而《模特兒》居然把敢于裸露的女模特作為正面人物處理，并觸及一些大膽的性描寫，在那個時代，是不合時宜的。其中一份刊物沒有回音，一份刊物提了意見由作者作了改動，后來也可以理解地石沉大海。

原稿已經沒有了，甚至具體情節我也已經忘記了，但是，其中有些今天看起來的金句還是值得孤芳自賞一下的，比如說，做過模特兒的女子對批斗她的造反派說：“美，是一絲不掛的：丑，卻需要美麗的套子遮掩。”

沒有條件辦《春草》，小說也發不出去，那種左右飄忽不定的氣候使我的創作熱情一下子冷卻下來，在大學生涯的以后兩年中，我沒有寫過一篇小說甚至散文、雜文什么的。只是上大學三年級時候和剛進學校的79級的幾位同學，應廣州《足球報》開山祖師爺嚴俊君之邀，曾經跑到廣西梧州的中國足球集訓基地。采訪過正在那里集訓的中國少年隊，見識了那些很有足球天分的少年，回來也交上了長篇的新聞通訊。

結果，在這些79級的同學中產生了一批廣州的體育名記，如翟樹言和陸偉民等，再加上我同班的王國峰，還有78級歷史系的李偉健，已經占了當時廣州體育記者的半壁江山。他們為中國的體育事業，也作出了貢獻。李偉健人稱四哥，后來是廣東電視臺的名嘴，不僅曾經在《雅馬哈魚檔》中出演過澳門客的角色，至今仍然在社交媒體上異常活躍。這是中大人不能媲美而值得廣師人自豪的。

其實，當時除了演練文學創作的《春草》，77和78級的同學，還有一個現代漢語科研小組，這更切合師范院校學生的實際，因此，兩班的一些同學，就參加了這個科研小組。他們倒是有一本關于語法修辭的油印小冊子留下來。1981年4月才定稿印制問世。因為當年出國考慮到在海外當中文老師可能會有些用處，因此我帶著這本小冊子上了飛機。

還有溫約平，我的同班同組且同齡的同學，他的經歷和故事更值得大書一筆。他窮半個世紀之精力，獨自一人完成了一部一共1700萬字的鴻篇巨制，就是《成語源》，已經出版了第一卷，但是因為某些原因沒有出下去。現在，年過七旬的溫約平仍然在為后續幾卷的出版四處奔走，將有專章描述。

值得一提的是，據記載，到了2008年5月2日，中山大學在懷士堂舉辦“見證改革開放30周年——我們的崢嶸歲月”的77/78級校友聚會，改革開放后中大的首屆學生會主席蔡東士以《春草情懷》為題，發表演講，追念青春歲月的校園生活。

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春雨潤草。當年的我們，從山上下來，從鄉下上來，從各行各業出來，從瓊州海峽兩岸生產建設兵團走來，展開久旱龜裂的寬廣心田，迎接科學春天的第一場毛毛細雨。

蔡東士當時是《紅豆》的撰稿人之一，畢業后分配到新華社工作，有名的筆桿子，后來官至廣東省委副書記。但畢竟是個文人，而文人的心是相通的，那真是一個紅豆發新枝，春草萌嫩芽的年代。

我們這一代，新中國恢復高考制度之后首批進入大學的學子們，感恩于這個讓我們重新得以施展才華的年代，這個思想牢籠大開的時代。

再次呼吁，各位廣州海珠區南華中路海幢街塹口同豐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謬誤，敬請指正，微信見！（黃錦鴻，寫于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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