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散文：梯田荒了

我是臘月二十八回到沂蒙山的。大巴車在盤山公路上甩了最后一個彎，村莊就斜斜地躺在山坳里了，像一件晾了太久、顏色發白的舊衣裳。村口那棵老槐樹還在，只是更佝僂了些，枝椏刺向灰蒙蒙的天，像在問些什么，又像什么也沒問。

行李很輕，一個背包就裝下了這些年在外頭積攢的全部。心卻陡然沉了，沉得腳步粘在凍硬的土路上，一步一個遲疑。我竟選了條遠路——繞過新修的水泥村道，拐進了西山那條人跡罕至的小徑。那是條屬于蟲鳴、草籽和我童年的路。路還在，只是瘦了，窄了，兩旁的荊棘蠻橫地侵過來，拽著我的褲腳，仿佛挽留，又仿佛驅逐。

然后我就看見了它們。那些梯田。

記憶里，它們該是這個時節最齊整的。一場雪后，黑土被鑲上銀邊，一層一層，熨帖地鋪上山腰，像大地勤勉的琴鍵，等待著春風來彈奏。臘月底，田埂該被拾掇得刀切一般筆直，枯萎的草根都被摟得干干凈凈，露出土地本分的褐色。那是莊戶人寫給蒼天的敬惜字句，橫平豎直。

可現在，它們荒著。大片大片的荒，漫不經心，又理直氣壯。枯草長得瘋狂，沒過了人的膝蓋，在北風里伏下去又揚起來，是一片黃褐色的、嗚咽的海。幾處石堰塌了，石頭滾落在荒草里，像散落的骸骨。梯田的輪廓模糊了，那架大地之琴的鍵位已然朽壞、陷落，再也奏不出清晰的節拍。風從山谷那頭灌進來，穿過枯草的縫隙，發出一種空曠的哨音。那哨音里，我忽然聽見了寂靜——一種被抽走了筋骨的、龐大的寂靜。

我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土是冷的，松的，從指縫間簌簌地流走，留不住。我記得這土，它曾粘在父親的鋤刃上，曾糊滿我兒時的光腳板，曾在每一個秋天的場院里，被揚成一道金燦燦的虹。如今它從我指間流走，輕飄飄的，仿佛失去了全部的記憶與重量。這不是遺忘，遺忘需要主體。這是湮滅。是那曾經耕耘它、依偎它、從它肌體里索取又歸還生命的一整套循環，悄無聲息地，停了擺。

年，就是那擺錘。

兒時進了臘月門，年的腳步就夯夯地響了。掃屋，除塵，蒸餑餑，請祖宗，寫對子，糊燈籠……一套嚴整的儀式，像梯田的層級，把日子墊得厚厚的、實實的。最盼是除夕夜，一家人擠在炕上，守著那臺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等著趙忠祥、倪萍走出來，說“中國中央電視臺”。那時的“春晚”是扇門，門外是山村的寒夜，門里是笑聲、暖光和一個剛剛展開的、熱氣騰騰的天下。半夜餃子下鍋，父親在院里點響一掛鞭，清脆的炸裂聲撞在山壁上，回響久久不散，那是年獸被驅趕的、確鑿的證據。

如今呢？電視大了，亮了，節目多了，笑聲卻薄了，像隔著層毛玻璃。我坐在父母中間，卻像隔著條無聲流淌的河。他們仍守著老例：母親一定要在子時下餃子，父親一定要在供桌前擺三盅酒。他們做這些時，動作嫻熟得像呼吸，卻又透著一股近乎悲壯的專注。仿佛一松懈，那維系著什么的最后一根線，就要斷了。

而我，成了儀式的旁觀者。我不知道灶王爺的畫像該何時揭、何時貼，不知道“天地三界十方萬靈”的神位該怎么寫，甚至快想不起那些在供桌上各司其位的神祇的名諱。我的知識，在另一個系統里增殖；我的時間，被切割成更高效的方格。我沒有“閑情”去問，他們，似乎也怕打擾我，不再主動地教。

一種比荒草更深的陌生感，漫上心頭。我與這片土地，與這土地上生長出的年，之間那層溫熱的胞衣，何時變得如此稀薄、冰涼？

除夕在一種溫暾的喧鬧里過去。初一起早，給長輩拜年。走在冷清的村街上，偶遇的，多是鬢發斑白的父輩。他們的笑容，皺紋里積著同樣的落寞，又撐著同樣的、不肯塌下去的歡喜。初二清晨，我背起行囊。母親往我包里塞滿自家蒸的餑餑、曬的地瓜干，沉甸甸的，像要把所有帶不走的年味，都讓我背負上路。父親只是蹲在門檻上抽煙，煙霧籠著他的臉。他說：“走吧，道兒上慢點。”

車開動了。村莊在后視鏡里越來越小，最后縮成一個模糊的灰點，嵌在莽莽蒼蒼的山褶里。梯田的荒蕪，此刻在視野里連成一片巨大的、沉默的陰影。我突然懂了，那荒蕪的，豈止是幾塊土地？那是一套語言，一種“活法”，一個曾將天地神人、祖先與子孫牢牢系在一起的、莊重的“場”，正在緩緩地、不可逆轉地沉降。

我，我們，像一群熟練的翻譯，卻正在丟失母語的密碼。我們奔赴的那個“新年”——那個以效率、增長、個人成就為刻度的新年，與我們辭別的這個“舊年”，之間橫亙的，或許正是一整個文明季候的變遷。我們帶走了新桃，卻把符咒的奧義，留在了舊歲的門上。

車子顛簸了一下。我抱緊懷里的背包，那些餑餑的溫熱，隔著布料，微弱地、固執地，熨著我的胸口。

愿父母身體硬朗，能繼續為那些垂垂老矣的習俗，多添幾炷香火。愿故鄉的山水，能在另一種秩序里，尋到安頓。愿我自己，與無數個像我一樣的游子，在疾馳的旅途上，偶爾能回頭，辨清那荒蕪深處，我們所有人的來路。

畢竟，梯田荒了，山還在。年味淡了，年還得過。我們走出很遠，遠到看不見那縷炊煙，但總有什么東西，像母親塞進行李的吃食，沉甸甸地墜在心上，提醒你——那仍是你的重量，你的來處，你之所以成為你的，全部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