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經典”的產生

縱觀中國古代散文史，散文的發展總離不開經典散文的影響。尤其在散文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經典作品往往能發揮引領文風、確立藝術精神，規范文體、文法、句讀形式的作用。比如，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韓愈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就是要學三代秦漢的經典散文，以能得“古作者”經典散文之神韻為目標。故韓愈有謂“上規姚姒”“下逮《莊》《騷》”云云，柳宗元有謂“本之《書》，以求其質”云云。韓、柳“學古”“作古”，創作出一系列自具首尾、奇句散行、一氣貫注，以本于儒學的藝術精神為必備條件的文章，其中不少佳作即被后來者視為經典，成為下一輪散文革新的重要取法對象或參照物。唐宋以降，古文成為中國古代散文的主體，經典古文亦為推動古代散文發展之重要力量。但長期以來，我們對經典古文的文學屬性及其“經典化”的途徑似乎注意不夠，探索其事，實有必要。

檢閱歷代文話和古文作品，可知理、氣、情、辭、法為古文之五大文學要素，而功用不外說理、敘事、抒情三種。文之為文，則離不開對五大文學要素的綜合運用，使之兼有外形內實之美，美美與共，融為一體。經典古文，或以理勝、以氣勝、以情勝、以辭勝、以法勝，或兼擅眾勝，總可從內在精神和藝術表現兩個層面探尋其作為經典的文學價值。先唐散文如賈誼《過秦論》，司馬遷《報任安書》，諸葛亮前、后《出師表》，王羲之《蘭亭集序》，李密《陳情表》，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或論史言政，或直攄真情，或嗟悼死生，皆蘊含極為高貴的人文精神，且言之動人，表達得真切、自然，不愧為傳世經典。而像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吸納賦作和書體告語形式，首創攄忿文體，其經典之處顯然在于其修辭藝術的新奇和語言的表現力。至于唐、宋諸多古文佳作被視為經典，主要是因其蘊含著崇高的文化精神（或謂藝術精神），或具有開創性質或有助于生成古文美感。像韓愈《原道》《師說》《送孟東野序》《祭十二郎文》《柳州羅池廟碑》等，柳宗元《封建論》《捕蛇者說》《種樹郭橐駝傳》《送薛存義序》《段太尉逸事狀》等，歐陽修《縱囚論》《朋黨論》《豐樂亭記》《張子野墓志銘》等，皆以人文理念、文化精神彰顯其經典本色。而韓愈《雜說四》《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李愿歸盤谷序》《與于襄陽書》《送窮文》《進學解》等，柳宗元《梓人傳》《愚溪詩序》《三戒》《游黃溪記》等，歐陽修《醉翁亭記》《釋秘演詩集序》《黃夢升墓志銘》《五代史伶官傳序》等，皆以構思精巧、寫法“能自樹立，不因循”而著稱，為后世同類古文創作之典范。顯然，最為人們所追慕的經典古文，是創意造言臻于完美之作。

審視經典古文，有一個問題要回答，即經典古文是如何形成的？簡而言之，似有兩個關鍵點。一是能成為經典的古文必為古文佳作，所寫必為“真我”之人生經歷、生命體驗之“真感受”。其文不僅理正、氣清、情真、法嚴、詞潔，還要言外有意、意外有味、味外有韻。使人悟入有得、讀而生感、感而有興；或令人沉浸其中，心動神搖，不能自已。二是古文佳作能否蛻變為經典古文，還要看它是否經受得住歷代傳播、接受環節的考驗。從某種意義上說，古文的經典化過程，就是在歷代古文的傳播、接受過程中完成的。

歷代古文的傳播、接受，主要有三種途徑：一為見諸文話的古文研究，二為見諸選本的古文精選，三為見諸創作的古文作品。三者的共同點在于：一是都離不開接受者的“期待視野”（涉及風格取向、審美要求、藝術趣味），二是無不涉及對古文作品的衡鑒品評。而“期待視野”的形成，總會受到時代風氣和接受者個人性情、學養的影響。所謂“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為，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晁補之《石遠叔集序》）。如中唐安史遺患猶在，藩鎮割據，思想混亂，百廢待興，故士人多蓄感發激昂之氣，而為文氣盛言宜，崇尚剛健、奇崛的陽剛之美。北宋就不同了，“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于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于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文章稍稍興起”（張耒《上曾子固龍圖書》），故歐陽修等變韓文之奇崛為平易，至于個人性情、學養和藝術趣味對“期待視野”的影響，就更直接、更明顯了。在傳播接受過程中，三種途徑都著眼于作品的優選實用。

先說古文研究。如研究韓文，柳宗元、孫樵皆著文極言《毛穎傳》《進學解》立意、構思、風裁、語句的新奇之美；蘇軾則稱《送李愿歸盤谷序》為唐唯一之好文章，且謂“平生愿效此作一篇”而未能；趙與峕說誦讀《祭十二郎文》的美感效應，則拿諸葛亮《出師表》、李密《陳情表》比較而論，而茅坤稱其為“祭文中千古絕調”。如研究歐文，論《醉翁亭記》，朱熹即謂“修改到妙處”，茅坤則稱其文境之美乃“文章中洞天也”；論《伶官傳序》，沈德潛謂“抑揚頓挫，得《史記》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論《瀧岡阡表》，儲欣謂“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章，豈惟《居士集》之冠”。諸多學者尤其是文學界、思想界的大家、名家的評論，對經典古文的判定自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再說古文精選。編撰選本是古文傳播、接受十分重要的方式。選家編撰選本動機不一，選篇標準（反映出獨特的期待視野）亦有所不同。有意思的是，諸多選家常會不約而同地把選篇鎖定在同一作品上。如王基倫編《歐陽修文匯評》，列出自南宋到近代32種古文選本，歐陽修同一古文入選14種到21種選本的竟有15篇。可以說，這是歷代選家跨越時空對孰為古文經典的“投票”。縱然認定未必精準，但作為“民意測驗”的結果，也有助于入選篇章成為經典的可能。

最后說古文創作。古文家作文，多有取法心儀之文的習好。如歐陽修《張子野墓志銘》于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志銘》，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于韓愈《柳州羅池廟碑》等，皆是將古文家尤其是大家、名家之作奉為寫作楷模的心儀之文，有意模仿創作，自可謂經典而不謬。

總之，雖然經典古文其來有自，但其在中國散文史上的地位，并不具備儒家六經那樣的權威性。由于古文“得之為難，知之愈難”（柳宗元語），以及“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蘇軾引歐陽修語），故所謂經典古文之“經典”不過是相對而言。本來認定過程近乎約定俗成，因而使用時就不要苛求其盡善盡美。

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