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萬億信貸壓在房地產！一旦爆雷后果不堪設想，誰在為你兜底？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金融體系總體保持了穩定，沒有出現類似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系統性崩潰，這本身是一項重要成就。但如果把時間線拉長，會發現銀行體系的問題其實從未真正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反復出現：不良貸款周期性抬頭、影子銀行膨脹、同業套利、地方融資平臺風險、個別中小銀行流動性危機……這些事件并非孤立，而是同一套結構性矛盾在不同階段的表現。

也正因為如此，強監管從來不是“過度反應”，而是一種必要的糾偏。

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是，中國銀行業的規模增長速度，在相當長時間里遠快于實體經濟。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中國銀行業總資產在過去二十年增長了數十倍，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銀行體系之一。資產規模快速擴張，本身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擴張的質量和約束機制是否同步建立。如果風險管理能力、資本約束和信息披露機制的完善速度跟不上資產膨脹的速度，那么風險就會被不斷向后推遲，而不是被真正消化。

銀行業的特殊性決定了這種風險具有極強的外溢性。制造業企業經營不善，影響的是股東和員工；互聯網公司破產，影響的是投資者和部分用戶；但銀行一旦出現問題，影響的是存款人信心、支付體系穩定乃至社會預期。這種外溢性決定了銀行業必須接受比其他行業更嚴格的監管，而不是更寬松的環境。

中國銀行業風險反復出現的第一個深層原因，在于長期存在的“軟預算約束”。

在相當長時間里，市場普遍相信銀行不會倒閉，地方金融機構尤其如此。這種預期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金融穩定，卻也削弱了市場約束。當資金提供方不再關心銀行的真實風險水平，銀行內部就容易出現激進擴張、期限錯配和關聯交易等問題。

2019年包商銀行被接管，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這是中國金融監管部門首次對一家中型商業銀行實施市場化處置，打破了“銀行不會倒”的預期。此后，一些中小銀行陸續進行重組或引入戰略投資者，表明監管層正在逐步改變隱性擔保的格局。但這一過程也揭示出，過去多年積累的問題已經相當復雜。

第二個深層原因，是銀行與地方經濟之間形成的高度綁定。

中國的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很大程度上依賴銀行信貸支持。地方融資平臺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問題在于，這種模式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可以運轉良好，而在增長放緩、土地收入下降的背景下，風險就開始顯現。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相當一部分貸款，與地方財政收入和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一旦后者出現波動，銀行資產質量就會承壓。

房地產行業調整后，不良貸款壓力逐漸從開發商向上下游傳導，一些中小銀行的資產質量明顯惡化。這種風險并不是突然出現，而是在過去十多年高速擴張中逐步累積的結果。

第三個原因，是金融創新在相當長時間里跑在監管前面。

影子銀行就是典型例子。通過理財產品、信托計劃和通道業務，大量表外融資迅速膨脹。在高峰時期，影子銀行規模一度達到數十萬億元，占社會融資規模的重要比例。這些業務在形式上分散在不同機構之間，但風險最終仍然回到銀行體系。

監管部門隨后展開整頓，推動資管新規落地，影子銀行規模明顯收縮。這一過程說明，強監管并非抑制金融，而是防止風險在體系內無序積累。事實上，影子銀行的收縮，并沒有導致實體經濟融資全面萎縮，反而提高了資金流向的透明度。

第四個原因，則與公司治理結構有關。

一些中小銀行股權結構復雜，大股東通過關聯交易或資金占用，將銀行資源用于自身企業，導致風險集中。一旦關聯企業經營惡化，銀行資產質量就會迅速惡化。這類問題在多個案例中反復出現，也成為監管重點整治的領域。

監管部門近年來強化了對銀行股東資質和關聯交易的審查，這正是針對這一結構性問題的回應。強監管的意義，不僅在于事后處置，更在于事前約束。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中國銀行業問題頻發，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背景——金融體系長期承擔了過多政策性功能。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銀行往往需要承擔逆周期調節的任務，通過增加信貸支持實體經濟。這種安排在短期內有助于穩定增長，但如果持續時間過長，就可能削弱銀行的商業屬性，使風險定價機制變得扭曲。當貸款利率不能完全反映風險水平時，資源配置效率就會下降，潛在風險也會逐漸累積。

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監管層不斷強調金融機構回歸本源，強化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和流動性管理。這些指標看似技術性很強，實際上是金融穩定最基礎的防線。

有人擔心，強監管會抑制金融創新和信貸投放，但歷史經驗恰恰說明，真正威脅金融體系的往往不是監管過嚴，而是監管滯后。上世紀美國的儲貸危機、日本泡沫經濟破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都與金融機構在監管不足環境下過度冒險密切相關。銀行業的規律始終沒有改變：繁榮時期積累風險，危機時期集中暴露。

中國銀行業至今沒有出現系統性危機，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監管部門在關鍵時點采取了較為果斷的措施。無論是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還是壓縮影子銀行規模，抑或推動房地產金融政策調整，都是在風險尚未全面爆發前進行的干預。

從長周期看，金融穩定本身就是一種公共產品。它的價值往往只有在失去時才會被真正認識，而那時付出的代價往往極其高昂。銀行業的強監管，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看不見的保險”，它降低了極端事件發生的概率，卻很少被感知。

回顧這些年銀行體系暴露的問題，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邏輯鏈條：高速擴張帶來風險積累，復雜結構削弱風險識別，隱性擔保削弱市場約束，宏觀環境變化觸發風險暴露，而最終承擔后果的，往往是整個金融體系。

正因為風險具有滯后性，監管也必須具有前瞻性。等到問題全面顯現再收緊政策，往往已經為時過晚；而在風險尚未完全暴露時加強約束，反而容易被誤解為“過度監管”。

但金融史反復證明，對銀行業而言，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監管太多，而是監管太晚。

在一個資產規模超過數百萬億元的銀行體系中，任何微小的風險如果缺乏約束，最終都可能演變成影響全局的隱患。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銀行業的強監管，不僅永遠不會過時，而且永遠有其必要性。因為金融穩定從來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制度、紀律與約束長期共同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