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北京一大學老師決絕離開，自縊身亡，才知竟是趙一曼之子

1982年8月的一天，北京的天氣悶熱壓抑。北京工業學校的教師辦公室里，點名簿上“陳掖賢”三個字連續好幾天被畫上了紅圈，沒人想到，這幾筆隨手一圈，竟成了一個生命的最后記號。

同事起初以為他又是情緒低落，在家里悶著不愿出來，大家也習慣了他時好時壞的脾氣。拖了幾天，總覺得不太對勁，有人嘆了口氣，說了一句：“去家里看看吧，別出事。”等到人敲開他那間簡陋的宿舍房門，一股長時間封閉的空氣撲面而來，屋子里雜亂不堪，他本人卻已經靜靜地掛在梁上，毫無聲息。

消息傳開時，校園里只是當成一樁普通的自殺事件。直到后來，有人追問他的身世，這才慢慢弄清楚，這位生活一塌糊涂、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政治老師，竟是曾經震撼東北抗日戰場的女英雄趙一曼的兒子。

很多人這時才反過味來：堂堂烈士之后，為何會走到這一步？

一、烈士之后的艱難人生

如果只看簡歷，陳掖賢的起點并不低。1929年，他出生在東北，父母都是黃埔軍校出身的進步軍官，后來投身革命。1936年母親趙一曼犧牲時，他還不到七歲。那個年紀的孩子，本該趴在母親懷里撒嬌，卻突然被命運粗暴地推上了另一條路。

他的人生，從一開始就缺了一角，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角——母親的陪伴和完整的家庭。

新中國成立以后，情況看似有了轉機。1950年前后，時任任弼時妻子的陳琮英，也就是他的姑姑，把這個侄子接到了身邊。這個安排，不得不說改變了他原本可能更坎坷的軌跡。陳掖賢在組織和親人的關照下，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算是當時很體面的專業。

按常理推算，人民大學外交系畢業生，將來進外交部、外貿口、涉外機構工作，是順理成章的事。但陳掖賢畢業后，卻被分到了北京工業學校擔任政治課教師。此后幾十年，他的人生軌跡就牢牢地和這座普通院校綁在了一起，再沒有機會走上一些人想象的“光鮮道路”。

他在學校里，業務能力不算差。老教師回憶，剛參加工作那幾年，他講政治課，底子扎實，史實熟，理論也講得清楚，學生聽得很認真。這樣一個老師，如果只看課堂表現，很難和后來的結局聯系在一起。

問題出在他生活上那種近乎失控的狀態。

他對自己的日常起居幾乎沒有管理能力。宿舍里雜物塞滿角落，地上灰塵厚得能寫字。床上只鋪一張涼席，席上扔著一床沒有被套的棉被，早晨起來一掀就算，壓根談不上整理。有同事半開玩笑說：“你這屋子，是人住的地兒嗎？”他只是悶著頭笑笑，從不多解釋。

錢，更是個老大難。工資不算低，但每個月一到手，很快就花得七七八八，日常生活、零碎花銷，加上他心里那點借酒消愁的小習慣，到月底幾乎必然要向同事張口。有時候，飯票換成現金，現金又變成酒和零食，到最后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有一次，他連著幾天沒出現在食堂，寢室門又緊鎖，大家擔心出人命，破門而入，卻看到他餓得實在起不來身，只能躺著硬挺。

學校層層考慮，覺得這樣放任下去，事情遲早要鬧大。一番商量后，專門安排一位老師與他合住，一方面幫他收拾屋子，另一方面代管工資。發薪時先扣除他之前東拼西借欠下的賬，再統一購買飯票，剩余錢款分成幾份，每周固定給他一點零花。這樣的“代管生活”，在當時的單位里并不常見，可見組織對他是有特殊照顧的。

可即使如此，他還是想辦法把飯票換成錢，繼續買酒。表面看是“管不住嘴”，背后更多是精神上的空虛和無法排遣的壓抑。這種長期內向、悶郁的性格，在人群中并不顯眼，卻一次次把他往陰暗的角落推。

感情生活也不順暢。他的婚姻狀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結了離，離了又結”。和妻子因為小事爭吵是家常便飯，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能吵到摔東西。兩口子鬧矛盾，在鄰居眼里不足為奇，可對于一個心理脆弱的人來說，這些家務沖突像一層層疊加的石塊，壓得他越來越沉。

1961年春天，他的情緒明顯出現了問題。上課時神情恍惚，走路低著頭，和同事說話愛理不理。學校領導注意到不對勁，安排同事陪他去醫院檢查。經過一段時間觀察，醫生建議住院治療，診斷上雖沒有留下詳盡記錄，但從當時的處理方式來看，應該已經把他當作有明顯精神問題的患者。

在醫院的幾個月，他的生活逐漸規律起來。吃飯、睡覺、打針、吃藥，都有人督促。學校的同事隔段時間去看他，順手幫他把住院費、伙食費算得清清楚楚，多余的錢存在銀行。出院那天，他手里拿著一本存著兩百多元的存折，顯得有些發愣。一旁的同事笑著說：“以后可得學會好好過日子。”他只是點點頭。

回到學校后，他和之前離異的妻子復婚，又添了一個女兒。單位考慮到他一家人的困難，給他們分了一間單獨的房間。從外人的角度看，這個小家總算有了穩定的樣子：有工作，有妻子，有兩個孩子，還有屋頂遮風擋雨。工資也不再由同事代管，全數發到他手上。

可表面的“穩定”，并沒有真正撫平他內心的裂縫。

妻子身體不好，經常住院，家庭開支一下子緊張起來。孩子要養，醫藥費要付，日常開銷一項項壓上來，他的經濟壓力陡然加大。精神狀態再度下滑，他走路更加沉默，下班總是低著頭，一個人慢吞吞往家里挪。即使回到家，也常常悶不吭聲地坐在床沿，抽悶煙，喝悶酒。

到了1982年夏天，長期壓抑的情緒終于走到了極端。連續幾天沒去學校，終于等到同事上門敲門的時候，已經為時太晚。

外人看到的是一個生活不能自理、婚姻不順、性格沉郁的中年教師，卻很少有人往更深處想一層：他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如果把時間線往前推，還要推到一位年輕母親的犧牲和一封寫在押解火車上的遺書。

二、冰雪東北的女戰士

要理解陳掖賢，就繞不開趙一曼。

這位在教科書里被稱為“巾幗英雄”的女性，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賓一個較為殷實的家庭。從社會階層上說，她原本可以過一種安穩甚至稍顯安逸的生活——讀讀私塾，長大后嫁入門當戶對的人家，衣食無憂地過一輩子。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風云，卻把她推到了另一條路上。1926年，21歲的趙一曼加入中國共產黨，很快被送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這里是當時革命青年的熔爐，不少后來在戰場上叱咤風云的將領，都出自這所學校。

1927年，國內形勢突變，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籠罩各大城市。同年9月，趙一曼受組織派遣，前往蘇聯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學習。那是一所專門培養中國革命干部的學校，她在那里接受了系統的政治和軍事訓練。1928年回國后，她先后在宜昌、南昌、上海等地從事秘密工作，穿梭在碼頭工棚、里弄民居之間，身份不斷變換，任務愈發艱險。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入侵東北，短短幾個月，東北大片土地淪陷。東北人民的反抗聲漸漸高漲，中央也將抗日的目光投向這片白山黑水之間。趙一曼受命奔赴東北，根據黨組織安排，以各種身份活動，動員群眾，組織抗日隊伍。

1935年，她已經是東北抗日聯軍中的重要骨干，主要活動范圍在珠河、賓縣一帶。當年10月下旬，趙一曼帶領部隊在小九站南方的涼子山一帶與偽滿軍遭遇。山地作戰，環境惡劣，雙方交戰數小時，槍聲在山谷間來回回響。由于敵眾我寡，傷亡不斷擴大，部隊只得向春秋嶺一帶轉移。

11月15日凌晨，日軍橫山、岡田等部隊聯合偽滿軍，從烏吉密、一面坡等地撲向趙一曼所在區域。敵人摸清了抗聯大致位置，企圖一舉圍殲。天色尚未大亮，寒氣透骨。趙一曼一發現動靜，立即組織部隊向南山爭奪有利地形，與敵展開激烈交火。山坡上，槍聲、喊殺聲和爆炸聲此起彼伏，戰士們在雪地和泥濘中反復沖殺，硬是連打退了敵人的多次進攻。

可是，敵人的炮火和兵力優勢太明顯，抗聯部隊傷亡越來越大。為了保存實力，她主動提出組織突圍。當時的團長王惠堅持要自己斷后，說：“你帶隊突圍，我來掩護。”趙一曼卻搖頭拒絕：“你是當地人，熟地形，能帶大家殺出去才算贏，我們不能都留下。”兩人短暫爭執，最終由王惠帶大部隊從西北方向突圍，她留下不到十名戰士擔任掩護。

這支小小掩護隊伍憑借有利地形頑強抵抗，打死打傷日偽軍三十多人，還擊斃了敵軍一個炮隊的隊長。槍彈打光時，他們已經精疲力竭。戰斗此后仍斷斷續續持續，抗聯部隊的損失十分嚴重。

趙一曼在一次戰斗中左臂負重傷，被轉移到偏僻處養傷。傷還沒好，就被漢奸告密，敵人深夜包圍住她所在的住處。當時她因傷高燒，處于半昏迷狀態，被日偽軍抬走，押往偽珠河縣公署。

接下來的日子，比戰場還殘酷。

在珠河縣公署的審訊室里，日本軍官坐在桌后，偽翻譯站在一旁，趙一曼被押到中間。她并沒有一開始就露出抗聯的真實身份，而是編造了一套身份，說自己與丈夫在東北做生意，混在民間。這不是膽怯，而是為了保護尚在堅持戰斗的隊伍。關于趙尚志領導的抗聯部隊，她一律裝作不知。

日方審訊官試圖動之以利誘之以恐嚇。一位軍官陰沉著臉問她：“你為什么要反對滿洲國？為什么要拿槍反對日本？”話音剛落，她忍了半天的火氣再也壓不住，斬釘截鐵回答，句子像一顆顆釘子釘在審訊室的空氣里：

“你們假仁假義說什么‘保衛中國’，騙小孩還差不多。過去一年，你們燒了多少村子，殺了多少老百姓，難道我看不見？我是中國人，看著自己的同胞被你們這樣殺、那樣燒，難道就該跪著謝謝你們？中國人拿起槍反抗，就是天經地義。”

說話時，她緊盯著翻譯的嘴巴，生怕對方故意少翻、錯翻一個字。日本軍官聽不懂中文，但從她的語氣和眼神，已經感受到了那種不服和蔑視。繼續追問，她依舊不肯交代任何關于組織的情況，只反復強調一個立場：抗日，是她唯一的選擇。

當話術和威逼都不起作用，敵人轉而動用酷刑。馬鞭、木棍、上刑具，一招一式都試了個遍。在趙一曼左臂未愈的傷口上，加重打擊，疼得她幾次昏死過去，醒來后又繼續被拖進審訊室。就算這樣，她嘴里吐出的仍然是對侵略者的控訴，而不是組織的秘密。

敵人一邊拷打一邊評估：這女人硬得很，軟硬不吃。從身份特征判斷，他們認定她是“滿洲重要女共匪首領”。為了從她嘴里摳出哪怕一點有用的信息，日方決定先讓她在哈爾濱市立醫院治療，等待傷勢有所緩和，再繼續審訊。

在哈爾濱市立醫院，她被三重看守：日本憲兵、偽警察和醫院方。就在這樣嚴密的防備下，她仍然設法爭取到護士和少數看守的同情。在一個看似偶然、其實準備多時的機會里，趙一曼脫離看守，趁夜逃出醫院，向賓縣一帶嘗試轉移。遺憾的是，途中被敵人再次追上，遭到逮捕，這一次則被押到哈爾濱偽警察廳拘留所。

第二輪審訊比第一次更狠。各種酷刑輪番上陣，指甲下釘竹簽、懸吊、毆打……這些后來在相關檔案資料中都有記錄。趙一曼依然沒有吐露任何抗聯情報。敵人已經意識到，從她嘴里拿東西希望不大，便決定將她押回珠河，以所謂“反滿抗日首犯”的名義執行死刑。

1936年8月2日，押解她的火車緩緩開往珠河。押解人員一度表現出某種“寬容”，給了她紙和筆。就是在這個顛簸的車廂里，她寫下了兩封著名的遺書。

第一封信里，字里行間，對兒子的愧疚、對未盡母職的遺憾，壓過了對死亡本身的恐懼：

“寧兒：母親對于你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母親和你在生前是永遠沒有再見的機會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寫完，她覺得仍有話未說盡，咬著牙又寫了第二封，更加直白地把命運、斗爭和孩子未來連在一起：“母親的死不足惜，可憐的是我的孩子，沒有能給我擔任教養的人……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學習，就是母親最后的一線希望。”

當天下午，在珠河郊外的刑場上，一個31歲的女共產黨員在槍口前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倒在冰涼的土地上。那一年，陳掖賢七歲。

在那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孩子甚至不知道母親究竟是怎么死的、為什么死。

三、一封遺書與一個兒子

趙一曼犧牲后，她的丈夫陳達邦繼續在東北戰場輾轉，直到1942年才回到國內其他解放區，從各方打聽妻子的下落。輾轉查證，他終于確認，妻子早在1936年被敵人殺害。

解放戰爭結束后，新中國成立。陳達邦進入新中國政務院參事室工作。在一次整理相關抗日烈士材料時，他看到了一份寄給“寧兒”的遺書復印件——那筆跡、那口吻，他一眼就認出是趙一曼。他沒有多說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內容抄在自己的本子上，等了許多年，才把這份文字交到兒子手里。

這個時間節點，大約在1950年代初。那時的陳掖賢，已經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之前，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母親“在東北犧牲”，卻不知道母親是誰，更不知道她在刑場上經歷過什么。

當他坐下來，慢慢讀完那兩封信時，整個人都震在那兒，半天說不出話來。身邊的親人勸他：“掖賢，人已經不在了，你媽當年那樣走，也是光榮。”他卻像沒聽見，只反復捧著紙張，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次，陳達邦看見他捂著胳膊，表情有些古怪，問：“你干什么呢？”陳掖賢低聲回答：“我在手上刺三個字。”他用鋼針在自己的手臂上，一點一點刺下“趙一曼”三個字，痛得滿頭是汗，也不叫一聲。有人罵他“糊涂”，他只回了一句：“不疼，該記的總要記。”

在很多烈士后代身上，都能看到這樣一種心理：一方面，極度自豪；另一方面，又被一種無形的壓力牢牢纏住。家里提起母親時，大家都用“英雄”“烈士”這樣的詞，可英雄的兒子，卻從少年時代起就一直在缺愛、漂泊中長大。母親留給他的，是一個高不可攀的精神標桿，卻沒有留下日常生活里那些瑣碎而具體的教導。

這就造成一個很尷尬的落差：政治上，他明白什么是正確的路，明白“為國犧牲”四個字的分量；可生活上，他不會管錢，不會處理家庭矛盾，甚至不會照顧自己。工作上，他有課本、有教材、有組織的幫助；回到宿舍，他面對的是一屋子雜物和空空的肚子。

有意思的是，越是這樣的人，越不愿意給自己爭特殊照顧。

趙一曼犧牲后，黨和政府按照政策可以給烈士家屬發放撫恤金。陳掖賢卻堅持不要。他連“烈屬證”都沒有去辦過。有人勸他：“這是政策，是組織對你母親的照顧，也是對你的照顧。”他擺擺手，說了一句話：“我自己能吃飯，就不用拿這個。”

這似乎有些“擰”。一方面，生活困難到月底要借錢，另一方面，又死活不肯享受烈士家屬待遇。這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在他給孩子們留下的叮囑里，能看得更清楚：

“永遠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過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給組織和國家添麻煩，自己的事情自己辦。你的奶奶是你奶奶，你是你。”

話不多，卻很硬。他不愿讓孩子們在“烈士后代”這種身份標簽里長大，不愿讓后輩拿“奶奶是趙一曼”當成資本。不得不說，這里面有他的清醒，也有他骨子里那點倔強：既然母親是那樣的人，兒孫就更不能靠這個往前走。

從這個角度看，他在北京工業學校幾十年的普通教職工作，并不是對母親遺志的背離，而是一種在條件所限下的堅守。他講政治課，講革命傳統，談抗戰歷史，他比很多老師多的一點，是親眼看到母親遺書時的那種震動，是對日本侵略者刻在骨子里的痛恨，這些情緒并不會寫在教案上，卻會一點點滲進課堂。

然而，精神層面的堅定，并不能自動填平生活的裂縫。長期的精神疾病、家庭負擔、性格的孤僻和自我要求的高標準，交織在一起，像一個緩慢收緊的繩索，把人越勒越緊。1982年那次絕望的選擇，如果要給它找一個簡單的原因，很難。但如果把他的一生攤開來看，就會發現，從童年的失母，到成年后的精神疾病，再到中年后家境拮據、婚姻不順，種種因素層層疊加，把一個本可以活得更好的烈士之子，一點一點推到了懸崖邊。

陳掖賢去世時，年僅五十出頭。母親犧牲時三十一歲。母子兩代，一個死在侵略者的槍口下，一個死在自家簡陋房間的橫梁上，時代不同，方式不同，背后都透出一種難以言說的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他自己在生活里頻頻跌倒，卻仍然希望把母親的那條精神線延續下去。他把女兒送回趙一曼的出生地宜賓生活學習，就是希望孩子能在那片土地上，切身感受一個家族的根。他把母親的遺書復印下來，一份給女兒保存，叮囑：“別忘了你奶奶。”這話說得很平靜，沒有激昂口號，卻足見心中所想。

他的女兒陳紅后來把這幾封遺書當成傳家寶，小心翼翼地收著，有空就拿出來讀讀。對這一支后人來說，那幾頁紙不僅是歷史文獻，更像一面鏡子：鏡子里有31歲女戰士臨刑前的背影，也有一個中年教師在生活泥沼中掙扎的身影。

如果單獨看趙一曼，只會看到槍林彈雨、視死如歸；如果單獨看陳掖賢，只會看到一個生活能力極差、最終自縊的中年人。但把兩個人放在同一條時間線上，就能看得更清楚：戰爭年代的犧牲，留下的不只是光榮稱號，還有難以彌補的親情空缺；一個家族的悲壯，往往會跨越幾十年，落在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肩上，以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