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浦江 : 鄧廣銘傳略

鄧廣銘先生在宋代史學上的卓越建樹始于上世紀30年代后期。發表于1937年的《〈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一文，是他的學術成名之作。1938-1939年，他完成了《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和《稼軒詩文抄存》三部書稿，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國史學界的地位。至20世紀40年代，鄧廣銘先生在宋史學界的權威地位已經得到史學大師們的肯定。1943年陳寅恪先生在為《宋史職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評價說：“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1947年顧頡剛先生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對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史學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顧，其中在談到宋史研究的狀況時，將鄧廣銘先生列為這個領域最有貢獻的一位學者，稱“宋史的研究，鄧廣銘先生實有篳路藍縷之功”。至40年代末，宋代史學在中國新史學中可以說已經獨樹一幟。

在鄧廣銘先生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傳二譜，即《陳龍川傳》、《辛棄疾（稼軒）傳》、《岳飛傳》、《王安石》和《韓世忠年譜》、《辛稼軒年譜》。在1997年刊行的《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手冊》中，鄧廣銘先生在自己的“學術專長”一欄填寫的是“隋唐五代宋遼金史、歷史人物譜傳”。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學方向和學術成就的一個自我總結。他在追溯自己的譜傳史學情結時，說他自青年時代讀了羅曼·羅蘭的傳記作品后，就“動了要寫一組中國的英雄人物傳記的念頭”；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學系后，“我就發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馬遷寫《史記》那樣，用文學體裁寫歷史。”后來將他最終引上譜傳史學路子的，則是他的恩師胡適、

周一良教授在《紀念鄧廣銘先生》一文中寫到：“與一般史學家不同的一點是，他不但研究歷史，而且寫歷史。……當代研究斷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這一段歷史，又能寫這一段歷史。”我曾請周先生就這段話做一個詳細的說明，他解釋說，滿清一代學風樸實，尤其是乾嘉時代的學者，在史料考訂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沒有一個人寫歷史；現代史學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學者，許多人都能做出扎實的研究成果，但卻極少有人能夠寫出出色的歷史著作。這就是鄧廣銘先生的不同凡響之處。

衡量一位學者的成就和貢獻，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對學科的推動作用。鄧廣銘先生從教60年，為中國史學界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今天宋遼金史學界的中堅力量大都與他有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系，在這個領域建立了一個成功的學統。在他上世紀80年代擔任宋史學會會長以后，為推動宋代史學的繁榮和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人們公認，近30年來，中國大陸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個斷代史中是尤為突出的。

鄧廣銘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女兒鄧小南教授在和我談到她父親時曾說：“我覺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樣的學界領袖的。”“文革”以后，鄧廣銘先生的學術地位和崇高聲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樣為史學事業做出更大貢獻，他充分把握了這種機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歷史系“文革”之后的首屆系主任，義不容辭地肩負起北大歷史系的“中興”大業。他四處網羅人才，讓長期被當作翻譯使用的張廣達回來做專業研究，從山西調來王永興，從社科院調來吳榮曾，從中文系調來吳小如。又與王仲犖教授商定，要將他也調來北大，幾經周折，山東大學執意不肯放人，只是說：“放王仲犖也可以，拿你們鄧廣銘來換！”當時還曾商調漆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罷。今日北大歷史系能夠重振雄風，鄧廣銘先生的“中興”之功實不可沒。

創建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鄧廣銘先生晚年的又一貢獻。按照他當時的設想，是想仿照傅斯年辦史語所的做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來讀書和研究，互相探討問題。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心的建立確實為北大歷史系儲存了一批優秀的人才，今天他們已經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一支生力軍。鄧廣銘先生晚年在他的《自傳》中這樣寫道：“經我的倡議，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內，在此中心培育出許多名杰出學人，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我晚年極感欣慰的一樁事。”學術研究是一項薪火相傳的事業，鄧廣銘先生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傳給了后來人。若是單從成就和貢獻著眼，恐怕是很難真正理解一位學者的。學者的個性隱藏在他的學術品格之中。

這要從鄧廣銘先生的學術態度說起。從建國前過來的那一代歷史學家，一般來說都經過實證史學的嚴格訓練，史料功底相當深厚。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在鄧廣銘先生來說，是從心底里服膺的。新中國建立后由于政治對學術的介入，實證史學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史料被人蔑視，考據遭人嘲笑，歷史學家聲稱要“以論帶史”。即使在這種學術氛圍中，鄧廣銘先生仍始終堅持實證史學的優良傳統。1956年他在北大歷史系的課堂上公開提出，要以年代、地理、職官、目錄為研究中國史的四把鑰匙。兩年后“四把鑰匙”說就在“雙反”運動中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史學方法遭到清算，有人質問說：“為什么單單丟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鑰匙──馬列主義？”并說：“四把鑰匙的實質就是取代、排斥馬列主義這把金鑰匙。”他為此受到很大壓力，一度被剝奪了上講臺的資格。若干年后才由郭沫若和胡喬木為“四把鑰匙”說平了反。

章學誠《文史通義》最為推崇的是這樣兩種學術造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鄧廣銘先生在為北京大學出版的《鄧廣銘治史叢稿》一書所作的自序中，用這兩句話來概括他畢生的學術追求，他認為一位歷史學家“一是必須具備獨到的見解，二是必須具備考索的功力。”我們不妨說，這是鄧廣銘先生對他半個多世紀的史學研究生涯的一個自我總結。

一個學者有點學問并不難，學問淵博也不甚難，難得的是有見識。“獨斷之學”要求學者不但要有見識，而且要見識卓越，見識特出。鄧廣銘先生素以史識見長，體現在他的論著中的個性化特征極為明顯，原因就在于他從不人云亦云，總是能夠獨樹一幟，自成一說。譬如關于岳飛《滿江紅》一詞的真偽問題、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臘的問題、《辨奸論》的作者問題等等，他都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獨到見解。實話實說，他的觀點并不見得都是對的，有的時候或許不無偏頗，然而他所研究的問題大抵都能自成一說，這就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了。

鄧廣銘先生的治學路子可以歸結為“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是胡適極力倡導的史學方法。不過這話說著容易，做著極難。我們平常司空見慣的是這樣幾類歷史學家，一類是“小處著眼，小處著手”，學問固然很扎實，但器局終究狹隘了些；另一類是“大處著眼，大處著手”，雖然排場，雖然時髦，到底只是花架子而已；再有一類則是“大處著眼，無處著手”，嚴格說來，這一類是不能算作歷史學家的，但或許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中還能找到他們的名字呢。一個歷史學家，若能真正做到“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離大師恐怕也就相去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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