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球女郎是賽場的點綴

他們說，臺球女郎是賽場的點綴，是擊球間隙的風景，是嚴肅競技中一抹柔軟的注腳。這些描述或許定義了公眾眼中的輪廓。但當我無數次俯身于那張墨綠色的絨面球臺，感受無數道目光從各個角度穿刺而來，卻必須保持姿勢的精準、笑容的恒定、存在感的恰到好處時，我所經歷的，遠非一場關于美麗的展示。我所承載的，是一種關于“在場”與“消失”的、精密的悖論：越是成為視覺的焦點，那個真實的自己，便越是必須隱入那道被規定的弧線之后。

這份苦楚的核心，在于一種“被量化的存在”。在臺球桌上，球的走位可以用角度計算，桿法的力度可以用數學衡量，勝負可以用比分判定。而臺球女郎的存在，同樣被一套隱形的參數所定義——微笑的弧度，站立的姿態，行走的節奏，與選手和觀眾互動的分寸。我必須將自己精確地嵌入這套參數之中，成為賽場秩序的一部分，成為可以被預測、被期待、被消費的視覺元素。每一次出場，都是一次對這套參數的重新確認；每一次成功，都是一次將自我進一步客體化的勝利。我越是符合標準，真實的我就越是退居幕后。

進而，這種被凝視的狀態成為我辨識“目光質地”的殘酷訓練場。在那些持續數小時的賽事中，無數道目光掠過我的身體。有些目光專注于比賽，我只是他們余光中的模糊背景；有些目光帶著專業的審視，將我作為賽場分析的一部分；有些目光則赤裸地、不加掩飾地，將我簡化為欲望的符號。我需要在這種目光的叢林中，精準地分辨、應對、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對專注者，我只需安靜存在；對審視者，我保持專業姿態；對物化者，我用禮貌的距離劃定不可逾越的邊界。這種持續的分辨與應對，是對心力最隱秘的消耗。

因此，臺球女郎的苦楚，對我而言，不是一句可以被輕易同情的職業抱怨。這是一份關于“可見度價格”的、持續的私人賬本。它記錄了我用身體的在場換取的酬勞，也用被凝視的深度丈量著自我被侵蝕的程度。每一次換上那身規定的服裝，每一次走向那張綠色的球臺，我都知道，我將以部分自我的暫時消失，換取那個被允許存在的、職業版本的我的登場。這種交換，是這份契約的默認條款，也是它最深的諷刺——我越是成功地成為那個被期待的形象，那個真實的我就越是成功地被藏匿于可見之外。

我明了，這是我選擇的職業，我接受它的規則與代價。但這接受，不妨礙我在賽后空無一人的場館里，獨自站在那張球臺前，撫摸那墨綠色的絨面，回想那些目光不曾抵達的角落。不妨礙我在卸下妝容的深夜，對著鏡子輕聲問那個被藏匿了一整天的自己：你還好嗎？不妨礙我在每一次職業版本的完美表演之后，重新確認那個真實的、無人知曉的我，依然完好地存在于所有被凝視的版本之下。

當最后一局結束，燈光熄滅，人群散去，我脫下那身職業的皮膚，換回自己的衣物。鏡子里的那個人，笑容終于可以松弛，眼神終于可以疲憊。那個被看見的“臺球女郎”消失了，而那個被忽視的“我”，重新完整地、安靜地，站在自己面前。那張墨綠色的球臺，見證過無數精準的擊球，也見證過無數被藏匿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