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最大輸家？歐盟印度簽訂自貿協定，德媒：中國將損失數千億

在閱讀本文之前，誠摯邀請您輕點“關注”按鈕，這不僅便于您隨時參與深度交流與內容分享，更能為您帶來更具沉浸感的閱讀體驗，衷心感謝您的持續支持！

1月27日，印度首都新德里迎來歷史性時刻——歐盟與印度正式締結“超級自由貿易區”協定。這場橫跨近二十載的艱苦磋商終于畫上句點，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與印度總理莫迪并肩出席簽字儀式，現場掌聲雷動。

該自貿安排輻射人口達20億，囊括全球約25%的經濟總量，協議甫一落地，雙方即以高規格宣傳造勢。然而，在盛大的慶賀聲浪之下，潛藏的結構性矛盾與執行隱憂，遠比紙面條款所呈現的更為深重。

就在協議簽署前一日，新德里隆重舉辦共和國日大閱兵。馮德萊恩與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作為特邀貴賓列席觀禮。當烈火-5遠程彈道導彈車組緩緩駛過檢閱臺，當駱駝騎兵邊防部隊踏著沙塵列隊而行，兩位歐洲領導人臉上并未流露由衷贊嘆，僅以克制而得體的神情予以回應——這份沉默，實為換取協議達成所必須承受的戰略讓步。

協定文本篇幅浩繁，但主干邏輯清晰明確：歐盟承諾在七年過渡期內，對印度輸歐商品實施零關稅覆蓋率達99.5%，并額外撥付5億歐元專項資金，定向扶持印度綠色能源與低碳基建；作為對等安排，印度將下調部分工業制成品、農產品及服務領域的準入門檻，為歐盟資本開辟若干關鍵市場通道。

簽約現場歡聲如潮，但部分歐洲智庫與行業分析師迅速完成推演：預估中國或將因此面臨數千億歐元規模的出口份額收縮。他們將其解讀為歐盟系統性推動“印度替代中國”的供應鏈重構戰略。然而，這一判斷嚴重低估了現實運行的復雜性，忽視了協議背后尚未填補的制度鴻溝與執行斷層。

德國決策圈素以精密務實著稱，其內部普遍將此次合作視為一場理想化的零和博弈。邏輯鏈條看似嚴整：印度坐擁充沛勞動力資源，疊加歐盟零關稅準入紅利，本由中國主導的歐洲紡織、電子元器件、基礎化工等品類出口份額，或將被印度工廠迅速蠶食；與此同時，歐盟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精密儀器等優勢產品，亦可借勢打入印度市場，擠壓中資企業的本地化空間。

單從協定中幾項量化指標來看，確具視覺沖擊力。例如，印度明確承諾將乘用車進口稅率由現行最高110%階梯式下調至10%，并特別為歐盟品牌設立每年25萬輛的專屬配額通道。

另據條款，原適用150%高額關稅的葡萄酒及蒸餾烈酒，也將分階段大幅減讓。這對正遭遇中國新能源車企強勢沖擊、在本土市場承壓已久的大眾、寶馬、梅賽德斯-奔馳等德系制造商而言，無疑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但此類樂觀預期缺乏扎實根基。首當其沖的是25萬輛配額的實際意義極為有限——印度全國年新車銷量已突破440萬輛，14億人口基數下，該配額僅占整體市場的不足6%，實質上僅為歐盟車企打開一道窄縫，遠未構成戰略級通道。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前歐系品牌在印度乘用車市場的占有率尚不足4%，既難撼動鈴木、現代等深耕數十年的日韓陣營，亦無法抵御比亞迪、長城、吉利等中國新勢力依托本地化產能與智能網聯技術發起的迅猛攻勢。

其次，“中國損失數千億歐元”的推論，建立在一個根本失實的前提之上：即印度制造業能在短期內復制中國深圳、蘇州等地所形成的全鏈條協同能力、極致交付節奏與穩定品控體系。

任何曾在印度設廠運營的企業管理者都清楚，這一設想近乎空想。印度在基礎設施聯通性、產業集群成熟度、物流響應時效、熟練技工儲備等核心維度，與中國仍存在代際差距。

除制造能力短板外，“追溯性征稅”機制堪稱懸于所有外資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不是坊間傳言，而是印度商業實踐中反復驗證的制度風險，已被國際媒體廣泛冠以“跨國企業高危區”之稱。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當屬英國沃達豐。2007年，該公司滿懷信心進軍印度電信市場，五年后，印度稅務當局突然頒布溯及既往的稅法修正案，授權可向前追溯征稅長達半個世紀。

盡管沃達豐最終于2020年贏得國際仲裁勝訴，但累計虧損已逾200億美元，核心資產大幅縮水，商業元氣嚴重受損，損失不可逆。

凱恩能源的經歷同樣觸目驚心。印度政府向其追索16億美元歷史稅款，并立即凍結全部在印資產。走投無路之下，該公司被迫啟動全球資產保全行動——在巴黎查封印度政府房產，在加拿大申請扣押印度航空客機，直至2021年艱難達成和解。此時，凱恩能源早已傷痕累累，最終不得不接受并購重組以求存續。

諾基亞的遭遇則更具悲劇色彩。2013年，當其計劃將手機業務整體出售給微軟之際，位于金奈的全球最大手機生產基地突遭印度稅務部門查封，理由是涉嫌拖欠3.7億歐元稅款。該工廠被封存整整五年，如今唯余銹蝕產線與叢生荒草，昔日全球制造標桿淪為廢棄工業遺址。

類似案例不勝枚舉：福特在印度累計虧損超20億美元后黯然離場；通用汽車終止本地生產并退出市場；挪威電信巨頭Telenor甚至選擇“白送”印度業務，只為快速抽身。

這些血淚教訓共同指向一個殘酷現實：在印度，書面合同的法律效力常遜于行政裁量權，稅務官員的自由裁量空間，往往凌駕于成文法條之上。馮德萊恩口中“史無前例的卓越協定”，極有可能演化為歐洲企業在南亞大陸的新一輪試煉場。

既然風險如此突出，歐盟為何仍執意加速推進？深層動因直指華盛頓——源于特朗普政府重啟的極限施壓式貿易政策。

當前，美國正以加征關稅為杠桿，持續向歐盟施加政治與經濟雙重壓力。歐盟亟需構建一個兼具出口承接力、資源供應穩定性與地緣安全可靠性的戰略備份節點，而印度，成為其別無選擇的唯一選項。

由此催生出極具反諷意味的“三角循環嵌套”格局。依據2024年權威統計數據，印度對中國貿易逆差高達992億美元；在其1556億美元總進口額中，中國制造占比穩居首位。

這意味著，大量標有“印度制造”標簽銷往歐洲的產品，其核心上游環節實則牢牢錨定在中國：印度出口的仿制藥片，活性藥用成分（API）多源自石家莊或滄州藥企；印度組裝的消費電子終端，關鍵電容、OLED模組、電源管理芯片等，大多產自東莞、深圳、合肥的成熟產業鏈集群。“印度制造”的表象之下，實為“中國技術+印度組裝”的深度耦合模式。

歐盟本意在于借力印度實現對華供應鏈脫鉤，結果卻可能催生一種更隱蔽的依存形態——中國提供高附加值零部件與核心技術模塊，經印度完成終端集成與合規認證，再轉口輸送至歐洲。中國非但未被邊緣化，反而進一步鞏固了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中樞地位，歐盟則以更高成本維系著對華技術依賴。

對此，中國商務部于1月28日作出簡明回應，既未表達強硬反對，亦未渲染危機情緒，僅強調“全球貿易體系正加速邁向多極均衡新格局”，并重申“中國產業升級將持續深化高質量發展路徑”。

這份從容底氣，根植于中國制造業構筑的技術護城河——當今全球產業競爭的核心，早已超越勞動力成本比拼，轉向系統集成效率、數字孿生能力、綠色工藝標準與創新迭代速度的綜合較量。在上述維度，中國已形成難以復制的先發優勢與網絡效應。

當下格局呈現出鮮明張力：一邊是各國政要通過外交協議試圖人為重塑供應鏈地理版圖；另一邊，資本流向、訂單配置與產能布局始終遵循效率優先、風險可控、回報可期的底層邏輯，絕不會因一紙條約而輕易轉向。

這份歷經二十年拉鋸才最終落定的自貿協定，表面看是歐印雙雄的戰略握手，內里卻交織著制度適配難題、產業能力錯配與地緣博弈暗流，極有可能在落地過程中不斷變形、縮水乃至局部失效。

對中國而言，無需過度解讀所謂“千億級出口流失”的短期擾動，更宜保持戰略定力，靜待觀察：歐洲高端制造如何應對印度電力供應不穩、港口擁堵頻發、鐵路運力不足等硬約束；歐洲企業又將怎樣化解印度稅務稽查隨意性強、司法程序冗長、政策朝令夕改等軟性挑戰。

須知，在全球經貿體系中，最難逾越的并非關稅清單上的數字壁壘，而是國家間長期積累的信任赤字。印度政策連續性缺失、監管透明度不足、稅收執法不確定性高等系統性風險，才是歐洲企業真正需要直面的生存課題。若這些基礎性問題得不到實質性改善，再宏大的自貿藍圖也終將淪為空中樓閣。

此刻，簽約儀式上的香檳泡沫已然消散，真正的壓力測試方才啟幕。歐印合作究竟是開啟共贏新局，抑或滑向雙輸困局？歐洲資本能否成功規避印度特有的“制度陷阱”？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樞紐角色，是否會因此發生本質性松動？一切結論，尚需時間與實踐的雙重檢驗。

總體而言，歐盟—印度超級自貿區的誕生，無疑是重塑21世紀全球經貿秩序的關鍵變量之一，但它無法顛覆全球供應鏈運行的根本法則。

印度制造業的結構性短板、政策環境的高波動性、歐洲企業的認知偏差，疊加中國在全產業鏈縱深、數字基建強度與創新轉化效率上的復合優勢，共同決定了這場高調合作注定充滿變數與懸念。

誰將成為最終贏家，取決于各方后續的務實行動力、風險管控力與規則適應力，而非簽署當日的掌聲與宣言。

信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