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會戰前三次都勝利了，為什么第四次卻失敗了？力量懸殊太大！

一九四四年五月八日清晨，湘江北岸霧氣正濃，偵聽班的李文杰抬頭望向江對岸密密麻麻的槍火，他壓低聲音沖排長說了一句：“鬼子的大隊人馬，這回是真撲過來了。”這句并不夸張的話，道破了第四次長沙保衛戰的兇險開局。七年的拉鋸，讓長沙像一面試金石，先后三遇狂飆卻倔強挺立，如今卻迎來最洶涌的一波攻勢。

第一、二、三次會戰的佳績曾讓外界誤以為長沙堅不可摧。可若把顯赫戰報拆開看，便能發現勝利的結構：兵力對比、地形優勢、情報先機，以及薛岳“天爐”合圍之術。簡單說，是在犧牲慘重的前提下，以數量優勢和熟悉地形，把日軍一步步拖進甕城，再行合圍。三場勝負記錄并非偶然，卻也建立在嚴格的前提——“起碼兩倍兵力”、穩定補給以及空隙可退的縱深。

第一次長沙會戰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下旬打響。日軍投入約十二萬精銳，國軍在湘北堆來二十四萬。以兩個師團對一個軍的配置，加上新墻河、撈刀河的天然隔斷，日軍雖然幾度憑裝甲突破，卻始終無法形成包圍。半個月后，他們帶著兩萬多的減員狼狽退去。此役給全國帶來了寶貴信心，也讓薛岳“天爐戰法”聲名鵲起。

時間推進到一九四一年元月的第二次對決。彼時日本陸軍在南洋啟動南進戰略，資源被分散，長沙正面仍只有十二萬兵力。國軍可用部隊略減，但尚有二十余萬。日軍改打“密集突破”，連夜強攻長沙老城。城頭插過太陽旗，卻只維系了三天。薛岳將兵分三路，借夜色突擊日軍側背，“打空心湯圓”戰術見效，迫使敵軍自撤。戰果有限，卻守住了城。

同年十二月，第三次再戰，日軍兵力只剩十萬出頭，而國軍在芷江、衡陽、岳陽一線集中起近三十萬，其中不乏經武漢、宜昌血戰洗禮的主力師。此時的日軍已疲態畢露，戰役進一步驗證“二比一守、三比一攻”的硬杠杠。十多天的伏擊與反穿插后，日軍被打殘近三分之一，只得全線收縮。全國報章頭版齊刷刷用大字寫下：長沙又守住了。

就是這份紀錄，讓許多人在后來嚴重低估了一九四四年的危機。實際上，第四次長沙會戰屬于日軍“大陸交通線作戰”，也稱“一號作戰”。這一年，美國海軍已將太平洋戰場推到馬里亞納群島，日方急需打通華北—華南—越南的鐵路走廊，為南洋輸血。于是，華北、華東、關東軍抽調出的精銳，外加偽軍輔助，總兵力高達三十六萬以上，集中于豫湘桂三省，分三個大突擊集團一路南下。

再看國民政府這邊。史迪威堅持“先打緬北后救中國”，把半數德械師團調往滇緬。留在湘桂的僅剩約二十五萬人，其中九成是倉促補充的缺裝部隊。編制表上每團一千二百人，實則到位不足七百；空餉頻仍，槍口有銹斑的不在少數，彈藥也只能維持“平射機槍每分鐘三發”的節奏。制空權則由日陸航牢牢抓在手里，美軍航空兵正忙著轟炸亞太島鏈，對內陸支援有限。

幾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日軍火炮口徑多為一百二十榴，國軍主力仍停留在七十五山炮；日軍坦克兩百余輛，國軍裝甲車僅能湊出三十來輛；彈藥日用配給約五百噸，而守城方日補給不足百噸。有人把第四次長沙會戰稱作“變相的甲午海戰”，不無道理：差距擺在那兒，單靠勇氣難填。

六月十八日晨，湘江以北硝煙沸騰，日軍五個師團渡江，沿撈刀河兩岸急進。薛岳固守突出部的計劃被迫修改，他只能邊打邊撤，爭取時間等待可能出現的援軍。電話線被炸斷后，有將校向他請示是否死守，電文寥寥：“守不住，就燒。”這八個字，后來被前線士兵口口相傳。

連續五晝夜，賀龍在平江方向迂回牽制，第九戰區主力則在湘潭一帶欲行圍攻。可當他們尚未成形，敵先頭裝甲團已撕開外圍陣地，長沙城陷入被包圍的陰影。到六月二十七日拂曉，日軍第十一軍磯谷廉介部自北門沖入城內。雨巷漫水，硝煙嗆人，守備官兵撐不住了，只得放火燒倉庫后向南撤。長沙終究還是“第四次”淪陷。

此役之后的兵力折損一目了然：國軍傷亡逾六萬人，被俘者更多；日軍雖也付出約一萬二千人的代價，但完成了戰略目標，鐵路大動脈向南貫通。以傷亡比衡量，日方依舊“昂貴卻贏”，中方“廉價卻失”。

有意思的是，直到戰后總結時，無論國軍還是美軍顧問，都把失敗首因歸結為“力量失衡”。如果說前三戰像拳擊賽，雙方體重級別相當，國軍還能憑靈活機動挽回局面；那么第四戰更像大象對猴子，場地沒變，規則卻被噸位改寫。天爐戰法再神，也燒不動傾巢而出的敵軍；長沙城墻再厚，也撐不住三十余萬重炮齊射。

更深層的教訓在于：單純的人數并不能掩蓋軍備裂痕。當重炮、裝甲、航空兵都失衡時，“兩倍兵力”就是一句空話。薛岳后來回憶說，如果當時哪怕再有一個德械師團、再多十天準備，長沙或可再度翻盤。可是歷史沒有如果，只有付出成本高昂的現實。

就在長沙城被攻克的同一天，桂林、衡陽也在炮火中搖搖欲墜。豫湘桂戰役終以日軍“南北呼應”告捷。長沙淪陷持續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才宣告結束，城市的第四度沉陷，也讓抗日戰場的風向徹底轉到戰略防御。長沙的硝煙散去，衡陽的槍聲卻仍在翻滾，勝負的砝碼已在雙方手里落定——重火力帶來的天平傾斜，不是一兩次局部勝利就能輕易搬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