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王家烈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老蔣調走離開貴州？

1935年的秋風里，一列火車況且況且地開出了貴陽站。

玻璃窗上倒映出的影子，早已沒了往日的威風，只剩下一個身形佝僂的中年人，在那兒發呆。

這人就是王家烈，那個曾經在貴州呼風喚雨的“土皇帝”。

這會兒，他手里的兵權剛被擼個干凈，兜里揣著一張去南京當“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的委任狀。

明眼人都知道，這名頭聽著響亮，其實就是給落魄軍閥準備的冷板凳，坐上去就別想再起來。

看著窗外越來越遠的熟悉山水，王家烈心里估計比這深秋的枯草還要涼。

他怎么琢磨也想不明白：同樣是在西南這塊地界上混，同樣是手里有槍的草頭王，憑什么云南的龍云能穩如泰山？

憑什么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能跟南京那邊叫板？

怎么偏偏輪到自己，就成了蔣介石案板上那塊最好切的肥肉？

很多人說這是命，是大勢所趨。

這話不假，但在大勢壓下來之前，這位“貴州王”到底走錯了哪幾步，才把自己輸得底掉？

頭一個讓王家烈頭疼甚至睡不著覺的，就是家底兒太薄。

在那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年代，軍閥想立足，這就兩樣東西：槍和錢。

可偏偏在貴州，王家烈拉起來的這支“黔軍”，那成色簡直沒法看。

那時候老百姓嘴里有句順口溜，嘲笑他們是“雙槍兵”——一桿煙槍，一桿步槍。

這可不是瞎編排，是實打實的光景。

貴州這地方大煙泛濫，軍費發不出來，干脆就發土煙膏子抵賬。

當兵的一個個抽得面黃肌瘦，走起路來都打晃，哪還有半點當兵的樣子？

這就造成了一個極其尷尬的局面：雖說王家烈是一省的老大，但他手底下這幫人，別說跟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碰一碰，就是跟隔壁云南的滇軍、廣西的桂軍比，那也是被甩出好幾條街的貨色。

還有個事兒特別能說明問題：有一回內斗，王家烈跟自己的副手侯之擔干起來了。

按常理，正職收拾副職那是手拿把攥的事兒。

結果呢？

王家烈的人馬一觸即潰，戰斗力居然連副手都不如。

這好比一家大掌柜，連手底下的二掌柜都鎮不住，這把交椅還能坐得穩嗎？

這種娘胎里帶出來的“軟骨病”，注定了王家烈在面對外來強敵時，腰桿子硬不起來。

他就像個守著破房子的房東，外頭稍微有點風吹草動，他就得擔心房梁會不會砸下來。

這種骨子里的不自信，讓他對蔣介石得了一種怪病——既怕中央軍來吞并，又怕沒了中央軍自己扛不住。

如果說底子潮是慢性病，那1934年的風云突變，就是直接要把命的急癥。

那年10月，中央紅軍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利，開始了戰略大轉移。

紅軍一路往西挺進，哪怕是在長征路上，那戰斗力也不是黔軍這幫“雙槍兵”能比劃的。

這事兒在蔣介石眼里，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

南京那邊玩權術那是祖師爺級別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紅軍要追，但借著追剿的名義，把中央軍插進貴州，順道把不聽話的地方實力派給收拾了，這才叫真正的高招。

于是，一紙令下，搞了個什么“會剿計劃”，逼著王家烈配合中央軍一起動手。

這時候，擺在王家烈面前的是道送命題：打，還是不打？

不打，怎么防？

他硬著頭皮試了一下。

紅軍進了貴州，利用國民黨內部各懷鬼胎的矛盾，打得那叫一個靈活。

黔軍那些抽大煙的兵哪見過這種陣勢？

基本上是一觸即潰，連個像樣的抵抗都沒有。

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紅軍沒按國民黨想的那樣去湘西，而是突然掉頭，破了烏江天險，直奔黔北。

到了1935年開年，紅軍拿下了遵義，緊接著又在遵義南邊，把王家烈配合中央軍薛岳、吳奇偉搞的反攻打得落花流水。

這一仗打完，王家烈是真慌神了。

他發現自己掉進了一個死胡同：靠自己那點人馬，根本擋不住紅軍的鋒芒。

如果不放中央軍進來，自己的地盤可能直接就被紅軍給端了；可要是放中央軍進來，那就是引狼入室。

在求生欲的驅使下，他只能選擇喝毒藥解渴——把希望寄托在中央軍身上來保命。

可這筆賬，蔣介石算得比他精明一萬倍。

當薛岳、吳奇偉帶著全副武裝的中央軍大搖大擺進了貴州，把貴陽這些要害地方一占，王家烈這才猛然驚醒：在自己的省城里，客人的槍桿子居然比主人還要多。

緊接著，蔣介石亮出了他在混戰年代屢試不爽的“連環套”：一只手揮大棒，一只手遞甜棗。

頭一招叫“釜底抽薪”。

蔣介石利用中央政府的名義，直接把王家烈的財路給斷了。

對于一支靠大煙養著的隊伍來說，斷了錢糧就等于斷了氣。

王家烈在經濟上立馬感覺脖子被人掐住了，氣都喘不上來。

第二招叫“挖墻腳”。

既然你王家烈發不出餉，那我來發。

蔣介石開始對黔軍內部搞分化瓦解。

王家烈手底下的師長像何知重、柏輝章這些人，面對蔣介石送來的高官厚祿和白花花的大洋，幾乎連眼都沒眨就投過去了。

這就叫現實。

跟著王家烈，前途一片黑，還得受中央軍的氣；跟著蔣委員長，不光有正式編制，還有真金白銀。

這道選擇題，對于手下那幫師長來說，簡直太好選了。

也就短短幾個月功夫，王家烈發現自己不光成了窮光蛋，連說話都不好使了。

他的命令連省政府大門都出不去，以前的老部下紛紛反水，看他的眼神里，早就沒了敬畏，全是在算計怎么把他賣個好價錢。

估計有人會納悶：這時候就沒人拉王家烈一把嗎？

這就得說王家烈的另一個悲劇了——他在地緣政治上成了孤家寡人。

當時的西南，雖說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還有云南的龍云都跟蔣介石不對付，按理說大伙兒應該抱團取暖，畢竟唇亡齒寒的道理誰都懂。

在1934年紅軍剛進貴州那會兒，廣西那邊確實動過心思，想聯絡王家烈搞個“湘桂黔大聯盟”，一塊兒抵制中央軍進來。

但這想法，最后也就是過過嘴癮。

為啥？

因為在李宗仁、白崇禧這種強力軍閥眼里，王家烈實在是太爛泥扶不上墻了。

搞政治，講究的是利用價值。

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就算你幫了他，關鍵時刻他也起不到反蔣的作用，搞不好為了自保還能把你給賣了。

與其把資源浪費在王家烈這號人身上，還不如把自家的廣西大門守好。

所以，當王家烈在貴陽被中央軍逼得走投無路、最需要外援的時候，周邊的桂系和滇系都選擇了在旁邊看戲。

那態度明擺著：貴州這塊肥肉，蔣介石想吃就讓他吃吧，只要別把油濺到我身上就行。

面對中央軍壓倒性的優勢，面對眾叛親離的爛攤子，王家烈手里最后一點談判的籌碼也輸了個精光。

他曾經試圖裝孫子來保住位子，但蔣介石要的不是聽話的傀儡，而是要實實在在把貴州攥在手心里。

當得知自己被徹底調離貴州的消息時，史料上說，王家烈的心“像是被大石頭狠狠砸了一下”。

他看著地圖上這片經營了多年的老窩，看著中央軍的旗子插滿了貴陽城頭，那種從云端跌進泥坑的落差，讓他滿肚子火卻又一點招兒都沒有。

他只能捏著鼻子認了那個有名無實的“中將參議”頭銜，踏上了東去的火車。

回頭再去品王家烈的敗局，其實根本不是因為哪一場仗沒打好。

他的完蛋，在于在一個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里，作為一只沒什么戰斗力的綿羊，卻霸占了一塊水草豐美的草地（戰略要地貴州）。

當獅子（紅軍）和老虎（蔣介石）同時盯上這塊地盤的時候，他既沒有獠牙去搏命，也沒有強壯的朋友來幫忙。

他天真地以為聽南京的話就能保全自己，卻忘了政治斗爭中最殘酷的一條鐵律：妥協換不來活路，拳頭硬才是唯一的通行證。

當他的“雙槍兵”連土匪都收拾不下來的時候，當他還要靠販賣大煙來維持軍費的時候，那張去往南京的單程車票，其實早就已經給他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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