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2日晚,本該是夜深人靜的時刻,山西卻很不太平。數百人沖進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的辦公樓,抄家、搶印章、抓人,鬧得雞犬不寧。
這群人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后,當晚就發出通告,宣布山西自此由他們掌權。不久后,山西省核心小組成立,領導班子也還是這群人。
而細看其中的幾個關鍵人物,會發現兩個很特殊的名字:陳守中、劉志蘭,他們是夫妻,并且都跟已逝的左權有親密的聯系:陳守中是左權生前的秘書,劉志蘭是左權生前的妻子。
他們倆是怎么走到一起?為何要參與動亂?最終的結果又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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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劉志蘭1917年出生于北京,早年接受過很好的教育,思想非常進步,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時正在北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她當選為“民先隊長”,號召、領導同學們上街抗爭。
本次運動喚醒了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劉志蘭也因此萌生參加革命的想法,不久便與同學浦安修一同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由于她家境優越,最開始很不習慣陜北清貧的生活,但她見到真有一群為了理想不顧己身的革命者后,還是深深觸動,選擇堅持下來。
她先是被安排進入干部培訓學校學習,畢業就分配至北方局婦委工作,同時也擔任陜北公學校教導員。
1939年初,劉志蘭去往太行山做宣傳,她站在大會講臺上滔滔不絕,那英姿颯爽的身影,引起了朱德的注意。朱老總想到,自己的好戰友左權一把年紀了尚未娶妻,便生出撮合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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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老總的安排下,劉志蘭與左權見了一面,本來劉志蘭以為對方是大老粗,結果見面后就改變了刻板印象。左權談吐不凡,加上閱歷帶來的成熟感,讓劉志蘭內心隨即生出一份好奇。
在之后的接觸中,劉志蘭知道了左權的真實身份,他是八路軍的副參謀長,曾在黃埔軍校第一期、莫斯科中山大學、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
能力強、有學識、有涵養,是組織的高級干部,還是男青年,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充滿了吸引力,所以劉志蘭很快確定自己的心思,兩人于1939年4月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婚后一年,兩人的女兒出生,經彭老總提議,起名為“左太北”。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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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戰爭年代容不下太多兒女情長,左權工作特別忙,百團大戰期間基本難回一次家。好不容易戰事暫緩,左權又預料到日寇會發起瘋狂反撲,只好忍痛將妻女送回延安。
臨行前,左權萬分不舍,特意請部隊的攝影師為一家人拍照,沒想到的是,這成了他們最后的合影。
1942年5月25日,左權為了掩護戰友撤退,不幸犧牲。劉志蘭聽說這個消息時,只感覺天都要塌了,多日以淚洗面。在朱老總等人的安慰鼓勵下,她才勉強收拾好心情。
作為一名革命女子,劉志蘭也有巾幗不讓須眉的一面,她很快在《解放日報》上撰文:
“為了革命我貢獻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所留給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崇高的犧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滅的深愛。我將學習你,繼承你的遺志奮斗……”感動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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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度過一段悲傷日子后,劉志蘭為避免觸景生情,決定脫離左權生前的圈子,就靠自己的能力繼續工作。6年后,劉志蘭才徹底鼓起勇氣開始新的生活,嫁給了左權生前的秘書陳守中。
對于這段婚姻,其實也沒什么可指責的,這年劉志蘭才31歲、左太北才8歲,她要生活,孩子也需要一個父親的角色。左權犧牲后,陳守中忙前忙后提供了很多幫助,兩人新的結合也得到了組織的祝福。
新中國成立后,陳守中在華北局工業部擔任副部長,劉志蘭在同一個單位工作。1957年,陳守中調去包頭,出任包鋼黨委書記。劉志蘭也跟著去了包頭,在包鋼干了三年。
1960年,夫妻倆一起調到太原。陳守中擔任太原市委書記,劉志蘭是山西省農工部副部長,級別都不低,日子過得很安穩。然而這種日子到1966年時就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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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江女士在北京點名山西省委有問題,這其實是想針對幾位中央層面的山西籍領導。時任山西副省長的劉格平正在北京學習,江女士點名讓劉回去“奪權”。
1967年1月6日,劉格平回到太原,當天就去拉攏張日清、袁振、劉貫一、陳守中。因為他有著所謂的指示,別人也沒辦法分辨真偽,隨即五人就成立了“山西省核心小組”,劉格平當組長,準備“奪權”。
陳守中是太原市委書記,要發動大事必須得到他的支持。他對此也躊躇不定,回去后跟劉志蘭說了此事。劉志蘭沒說反對,也沒說支持,但她根據這些年的經驗,表示事情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到底。陳守中思考過后,決定配合劉格平。
1月12日晚,劉格平召集核心小組成員和“造派”頭目開會,會后直接行動。數百人沖進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的辦公樓,辦公室全被查封,公章全被搶走。當晚發出《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宣布“奪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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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太原乃至山西都很亂。2月10日,山西省核心小組從密謀擺到了明面上,宣布正式成立并上報中央,小組成員有九人:劉格平、張日清、劉貫一、袁振、陳守中、徐志遠、陳永貴、劉志蘭、胡煒。
2月25日,中央批復同意,不過九人名單的最后一位換成了曹中南。而陳守中和劉志蘭依然是核心人員。
有了中央的名義,山西省革委會隨即成立,劉格平出任革委會主任,張日清為副主任。
但這個核心小組內部分歧很大,劉格平主張由地方干部出任下面各級革委會的主任,張日清卻希望讓軍分區和人武部的人當。兩派的矛盾很快激化為武斗,整個山西出現很多不好的事件。
眼看局勢亂到難以控制,中央決定出手干預,1967年4月至1967年7月,中央先后五次召開會議,要解決山西的問題。周總理在親自點名批評劉格平和張日清,核心小組的人也一個個被叫走,留在北京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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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這些人都遠離了政壇,陳守中和劉志蘭也被審查多年,直到1977年后政策松動,才逐漸恢復一些待遇。
陳守中1985年離休,與劉志蘭住在太原老宅。偶爾有人來拜訪,問起特殊事情那些事,陳守中不多說,劉志蘭更不會說。
不過劉志蘭有一點也很令人敬佩,她對左權始終有很深的感情,幫左權贍養父母,還將左權的養子撫養成人。
并且左權1932年時被王明等人扣上了“托派”的帽子并受到了留黨察看8個月的處分,往后的十年征戰生涯,這兩項都沒有被徹底摘除。劉志蘭晚年為了這些事一直在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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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她寫信給中央組織部希望能為左權平反,總政部答復她說,當年左權將軍犧牲時,中央以及所有領導人都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實際上已是平反。
1982年,劉志蘭再次給中央寫信,希望取消左權“留黨察看”的處分,這次有關部門終于出具文件,撤銷“留黨察看”處分,并且對左權受王明路線打擊迫害一事予以平反。
1985年,《左權傳》出版,劉志蘭特別邀請陸定一在序中說明左權被誣為“托派”一事的始末。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能做到如此,劉志蘭也算是一個奇女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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