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春,華北平原的寒意尚未褪去,一輛吉普車在坑洼的土路上顛簸前行,車里的陳士榘拉著地圖,對副官低聲囑咐:“橋梁要在汛期前全線貫通,時間緊,但質量一分也不能讓。” 彼時,他已是全軍惟一的工程兵司令員,肩頭兩杠三星熠熠生輝。誰也沒料到,十一年后,他將在黨的九大名單里占得一席,而這份榮譽背后,正是三條早已醞釀的遴選原則在發揮作用。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黨政軍各條戰線劇烈震蕩。許多久經考驗的老干部被迫靠邊,中央委員大規模換血幾成定局。1969年4月1日,九大在北京開幕。170名中央委員與109名候補委員的名單里,軍人比例飆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外界更關注的是:哪些人能闖過政治風浪、穩穩站上這張名單?
要理解陳士榘為何能被提名,得先翻出軍委辦事組在會前內部擬定的“遴選條件”備忘錄。文件不長,卻字字千鈞:其一,看眼下崗位;其二,量資歷深淺;其三,重個人本領。通俗點說——你得有位置、有資格,還得真能干。簡單,卻在混沌年月里為選人立下了一把硬尺子。
先說第一條:現任職務。九大召開前,中央明確軍方需占約三分之一席位。各大軍區、總部、軍兵種主官幾乎自動進入視野。陳士榘自1950年起就主持創建工程兵,1955年授上將軍銜,負責過鴨綠江大橋、京承鐵路加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配套工程等重大項目,被視為“技術型統帥”。如此顯眼的崗位,為他叩開了大會大門。
再看第二條:資歷。陳士榘出身井岡山紅軍,20歲時便爬雪山、過草地,長征途中任紅一方面軍參謀。抗戰八年,他在晉察冀邊區與聶榮臻并肩,負責作戰籌劃;解放戰爭又在東北野戰軍擔綱參謀長,遼沈、平津兩大戰役調度如行云流水。三次大的歷史關口,他都踩在節拍點上,資歷深得不能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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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才能。工程兵這個兵種并不在聚光燈下,卻是國防建設不可或缺的基石。資料顯示,1964年我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的坑道施工,正是陳士榘團隊日夜鏖戰半年完成。毛澤東聽取匯報時曾笑言:“你們這個兵,也能‘打洞打出個原子彈’。”硬核專業功底,加上指揮若定的老派作風,讓陳士榘在將星云集的名單里顯得別具分量。
有意思的是,在九大之前,他從未躋身中央委員行列。原因不復雜:八大時,軍隊在中央職位上的席次有限,優先保障了元帥、大將和少數實權上將。陳士榘雖資歷顯赫,卻“卡”在工程兵這一冷門序列。九大席位激增,加上三條原則,才讓他名正言順走上了那張票箱前的臺階。
回頭一看,九大名單中的軍旅面孔密集:葉劍英、徐向前、黃永勝、吳法憲等名將悉數在列;陳士榘并不最顯眼,卻是少見的“武工結合”代表。大會閉幕后,他返回位于阜外大街的工程兵司令部,第一件事仍是批示加快成昆鐵路危巖加固。助手提醒他:“首長,您如今是中央委員了。”他擺擺手:“工程拖不得,這比名頭更要緊。”
不得不說,那三條原則固然開拓了陳士榘的上升通道,卻也留下爭議——何為“現任要職”,如何評定“才能”,在混亂年代難免帶入個人好惡。也正因如此,1973年的十大在人事布局上再次調整,軍人席位開始回落,一些政壇老驥才得以回歸,格局又生波瀾。
至于陳士榘,他始終沒離開施工一線。1975年汛期,淮河特大洪水來襲,六十多歲的他冒雨奔走在堤壩之間,指揮筑堤加高。有人勸他回北京休息,他反問:“我不盯著,弟兄們能安心嗎?”這種把“崗位”視為生命的精神,正是那年九大選人時看重的第三條——個人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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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他因多年勞累積疾逝世,終年六十七歲。訃告里一句評價頗為精準:兼謀略與技術,集老紅軍與現代工程于一身。試想一下,如果1969年的那份原則缺了任何一條,陳士榘極可能被湮沒在將星如云的名單背后,工程兵也未必有如今的體量。
九大過去半個多世紀,當年會場內外的喧囂早已散去。那張名單上,不少名字在后來的風波里起落沉浮,而陳士榘留給人的,卻是河道、隧洞、地基上那一排排堅實的混凝土。比起稱號,這或許才是他真正的“中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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