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他率諸暨建德暴動，屢敗屢戰，堅韌如山，終遇難

卓蘭芳，學名實和，字培卿，1900年3月出生，浙江奉化縣松岙村人，私塾先生家庭出身。

他11歲就讀于慈溪錦堂師范小學部，14歲考入寧波省立第四中學。由于他對學校教育不滿，17歲那年被學校當局開除出校。

不久，父親去世，他為生活所迫踏上了教師崗位，先后在奉化松溪小學、鄞縣四都花廳小學、鎮海龍山小學、寧波佘使君廟北隅小學和寧波毓秀女校任教。

這一期間正是北洋軍閥統治，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熱。卓蘭芳因小學教師薪金微薄，難以養家糊口，逐漸對社會的貧富懸殊產生不滿。正在這時，爆發了五四運動。在同鄉好友卓愷澤的啟發與開導下，他認識到人民生活的困苦，主要是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壓迫和剝削，開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志改造舊社會。

1924年春，共產黨員張秋人來寧波建立中共寧波小組和團寧波支部。卓蘭芳在寧波黨、團組織的教育培養下，懂得了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同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受寧波黨、團組織的派遣前往和豐紗廠從事工人運動。

他利用工人上下班在甬江擺渡的機會，攙扶童工和帶小孩的女工上下船。沒幾天，他就和工人們搞得很親熱，人們尊敬地稱他“卓先生”。

卓蘭芳常以了解工人的疾苦來啟發他們的覺悟。資本家慣以延長工作時間、克扣工資、罰款、甚至開除出廠等手段榨取工人的血汗，女工方阿秀問卓蘭芳：“卓先生，老板有財有勢，我們和他說理斗爭，他停我們工怎么辦？”

卓蘭芳開導說：“沒有我們工人做工，老板也活不成。只要我們工人團結得像兄弟姐妹一樣，就不怕老板停我們的工。”他以一根筷子易折斷，一束筷子折不斷的例子，啟發工人懂得團結起來力量大的道理。

在江北岸濟公殿，卓蘭芳開辦了一所工人夜校。開學這天，他在黑板上寫下“日出東方一點紅，太陽升”十個大字，領著工人們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并解釋說：“‘紅’，就是共產黨；‘太陽’，就是光明。共產黨來了，我們人間就會沖破黑暗見光陽。”上夜校的工人越來越多，這就為組織工會奠定了基礎。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寧波黨、團組織發動各界群眾聲援上海工人的斗爭，指派卓蘭芳和陳鴻等人深入到和豐紗廠、鐵路機務處、郵政局、正大火柴廠等單位，發動工人罷工。斗爭實踐顯示了卓蘭芳的斗爭能力和組織才能，這年暑期他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同年秋，寧波和豐紗廠工會宣告成立，工人們歡欣鼓舞。但不久，資本家勾結軍閥當局，派兵查封了工會，并通緝卓蘭芳。

1926年1月，卓蘭芳回家鄉松岙從事農民運動。他以松溪小學校長的身份為掩護，在進步的小學教師和貧苦的農民、手藝工人中培養積極分子入黨，建立松岙黨支部。

松岙竹匠卓阿位就是卓蘭芳培養發展的一位黨員。他在楊村、馬頭、裘村、吳家埠等地也發展了一批新黨員，為開展農民運動準備了領導和骨干力量。

6月間，卓蘭芳先后在卓家祠堂、汪家祠堂召開農民大會。在會上，他首先向大家算了一筆地主豪紳的剝削賬，說明農民為什么受苦的道理，號召農民團結起來鬧革命。當場有不少人報名參加了農民協會。

他領導松岙農民與地主汪成仁、紳士卓慈沛進行斗爭，迫使他們不敢再抬高土地租價和強占海涂。這兩次斗爭使農會的威信大大提高，會員迅速發展到近2000人。由于松岙農民運動成績顯著，卓蘭芳被選為中共寧波地委委員。

在卓蘭芳等領導下，奉東、鄞東的農民運動迅猛發展，農會會員激增至2萬多人。

其時，軍閥當局在象山港邊的翔鶴潭村設有鹽局和稅關，橫征暴斂，欺壓群眾。卓蘭芳等人決定打掉鹽局和稅關。11月初，1000多個農民手拿鋤頭、鐵耙、龍刀、柴棍集合在翔鶴潭村將軍廟。

卓蘭芳一聲令下，農民們兵分兩路吶喊著沖向鹽局和稅關。有個鹽官拔出手槍威嚇，被農民卓阿金一棍打落手槍，其余農民一擁而入，繳獲了幾支步槍。沖向稅關的農民也捕獲了稅關頭目，繳獲了數支步槍。

戰斗結束后，卓蘭芳把兩處繳獲的14支槍分發給各村農民協會，繳獲食鹽廉價賣給農民，鹽款充作農民協會的經費。

11月下旬，上海區委派羅亦農來寧波指導工作，要寧波地委加強對工農群眾運動的領導，以配合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卓蘭芳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與奉化各地黨支部和農會負責人商議，決定大鬧奉化知事府。隨后，他帶了幾名骨干進城，與國民黨奉化縣黨部黨務委員卓子英（中共黨員）進行了具體部署。

1927年元旦，3名學生在張貼標語時被警察捉去。卓蘭芳立即帶領幾名骨干沖進縣衙門，叫縣知事沈秉誠出來答話。

沈秉誠慢悠悠走出內室，拖著官腔說：“什么事？你們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我叫卓蘭芳，松岙人。你們為什么要抓學生？”

沈秉誠一聽，知道是奉東農運領導人，就喝令手下：“把他們綁起來！”

卓阿位搶先用手槍頂住沈秉誠的脊梁骨，大喝：“誰敢動！”警察驚呆了，只得眼看著卓蘭芳等人救出學生，押著沈秉誠走出衙門。

走出縣衙，卓蘭芳等人丟下發抖的沈秉誠，趕往紅墻外市民大會會場。大會在卓子英主持下，正在列數沈秉誠罪惡。群眾叫嚷著要捉拿沈秉誠問罪。沈秉誠嚇得魂不附體，帶著隨從往北門潛逃。農協會員追到西家畈涼亭將其抓獲，扭送到會場。眾目睽睽之下，沈秉誠低頭認罪了。

1月13日，卓蘭芳出席奉東忠義區農民協會成立大會。他在會上說：“我們要徹底翻身，就必須組織起來，壯大我們的力量，依靠自己救自己。”會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卓蘭芳感慨地對農會負責人說：“以后我們的工作更多，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會接踵而來，那就更有意義了。”

2月14日，卓蘭芳參加上海區委農委會議，匯報了奉東農運情況。返回寧波后，寧波地委派他和竺清旦同赴余姚指導工作。

他們在庵東鹽場，采用訴苦的方法，啟發鹽民的覺悟，于3月22日建立了余姚鹽民協會。3月24日，卓蘭芳主持召開鹽商代表會議，代表鹽民向鹽商們提出3條要求：一、不準克扣鹽民的食鹽數量；二、去掉洋尾（鹽商付給鹽民的鹽款，每元大洋作一元零九分計算，虛加九分洋尾）；三、廢除蓬長制（后改為鹽民可隨時撤換蓬長）。

經過據理力爭，終迫使鹽商接受了條件。庵東鹽場斗爭取得勝利后，卓蘭芳又風塵仆仆地趕往慈溪觀城，去指導農運工作。

正當工農群眾運動如火如荼地蓬勃發展時，4月11日，寧波發生反革命“清黨”事件，國民黨寧臺溫防守司令王俊派兵四處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卓蘭芳連忙趕回奉化，通知黨員干部疏散隱蔽，使奉化黨組織和農民協會減少了損失。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卓蘭芳被選為省委委員兼農民部負責人。隨后，他去諸暨、富陽等地發展黨的組織。

9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張秋人在杭州被捕。黨中央派夏曦來杭州召開浙江省委會議，貫徹黨的八七會議精神。10月，黨中央在致浙江省委的信中指出：“浙江省委應馬上準備廣大的農民暴動”，“要毫不顧恤的實行紅色恐怖”。

為此，中共浙江省委制定了從杭州灣到溫州地區的龐大的《浙東暴動計劃》，卓蘭芳被指定為奉東忠義區暴動點負責人。正當他奉命行事時，中共浙江省委突遭破壞，省委主要領導成員王家謨、貝介夫等被捕，浙東暴動計劃夭折。

11月下旬，黨中央派夏曦等人重組浙江省委。12月，新省委成立后，在杭州無法立足，暫遷寧波。省委在“左”傾思想指導下，主張繼續搞武裝暴動，決定以奉化、三北、寧海、浙西等地為暴動重點，派卓蘭芳以省委特派員身份指揮奉化暴動。

卓蘭芳主持召開奉化區委會議，研究暴動計劃。不料，奉化暴動消息泄露。1928年1月4日，鄞東大咸鄉的豪紳向寧波國民黨當局請兵進剿蘆浦，破我機關兩處，捕去區委委員1人和農民10人。奉化暴動還未開始，即受挫折。

省委唯恐該處因遭受打擊而停止暴動，乃連函催促奉化繼續暴動，并派省委委員沈本厚前往督促。在這種情況下，卓蘭芳等人再次商議，決定于1月10日晚上起事，奪取奉化城。可是，這天晚上，到者僅20余人，暴動決定推遲一天行動。

1月11日下午，農民軍干部卓阿德率領農民軍32人，在湖頭渡一帶先行動起來。此時，卓蘭芳已聞國民黨大批軍隊將至，遂決定停止暴動。

1928年3月14日至16日，卓蘭芳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浙江省委擴大會議（即三月擴大會議），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出席指導。會議總結了奉化暴動失敗的教訓，討論并通過了《浙江黨部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

4月1日，省委從寧波遷回杭州。4月22日，卓蘭芳以省委特派員的身份主持召開了浙西黨的代表會議，傳達了省委三月擴大會議精神，成立了中共浙西特委，他兼任特委書記。

5月，黨中央決定卓蘭芳任省委書記。這段時間里，在他參與和主持下，先后發出《省委芳字通告》第1至11號，部署全省的反帝斗爭、宣傳教育、職工運動、秋收抗租等各項工作并以省委名義發出指示信，糾正浙西各縣組織的盲動主義傾向。

他還多次深入到浙西，加強黨的建設，幫助建立龍游、富陽、義烏等縣委；貫徹黨的六大精神，幫助基層干部明確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等等，從而使全省各地革命斗爭有了新的起色。

1929年4月，黨中央決定暫時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加強對地方巡視。卓蘭芳任黨中央巡視員，先后到浙東、浙北、浙西巡視指導。11月9日，他向黨中央寫了長達3萬多字的《巡視浙西的報告》，指出黨內的工作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改進的意見和措施。

1930年，負責中央工作的同志“左”傾盲動情緒又有抬頭，命卓蘭芳繼續武裝暴動。4月初，卓蘭芳化名李品三，以中央巡視員身份，隨帶《中央通告》第70號來到諸暨。

他聽取了北區發動群眾、開倉分糧的斗爭情況匯報后，又深入到東區、西區、南區，對各支部工作現狀和社會情形作了詳細調查，分析了階級力量的對比，決定發起諸暨暴動，富陽等縣配合行動。

暴動前夕，他在給諸暨縣委書記何達人的信中，要求何達人“如遇緊要關頭，要放大魄力，當機立斷，切不可遲疑不決”。

4月下旬，在卓蘭芳領導下，諸暨暴動開始了。農民軍臂纏紅布，肩扛土槍土炮，手拿樸刀、龍刀，勇猛地戰斗。各區農民軍按預定計劃攻下了幾個市鎮后，隊伍已擴大到3000多人。國民黨當局忙調杭州等地省防軍進行圍剿，原被農民軍打散的警察、鹽兵和地主武裝也卷土重來。農民軍與國民黨軍隊浴血戰斗了五六天，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

諸暨暴動失敗后，本應總結經驗教訓，改變策略。但是，上級仍命令卓蘭芳組織以建德為中心的浙西暴動，他只好勉為其難地執行。

7月6日，建德農民軍打出中國工農紅軍第13軍的番號，封鎖了從建德到蘭溪的水陸交通，收繳了警察所的武器，打敗了駐防本地的省防軍、緝私營等國民黨軍隊。因浙西其他各縣的暴動先后失利，國民黨當局急調蘭溪、浦江等地軍警增援，建德農民軍勢單力薄，也終于失敗。

浙西暴動失敗后，全省白色恐怖更加嚴重，卓蘭芳仍然堅持在杭州秘密活動。1930年9月8日下午，他去江干區參加秘密會議后，途經板兒巷時不幸被捕，關押在柴木巷拘留所。

國民黨浙江省政府秘書處第四科科長何秉達備了香煙茶水，對卓蘭芳企圖勸降，遭到卓蘭芳義正詞嚴的拒絕。不久，卓蘭芳被轉押到浙江陸軍監獄。

國民黨法官裝模作樣說：“卓先生，你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論法律，你是九死一生的。但你可放心，政府很器重你，只要你有點自省之意，不但不會加害，而且要大大重用。”

卓蘭芳說：“不必多說廢話，我是不會滿足你們的要求的。”

審訊者見利誘不成，就用嚴刑威逼，要他招供出各地共產黨負責人。卓蘭芳斬釘截鐵地回答：“外面有千千萬萬共產黨員，你們想從我口中得到什么，辦不到！”

10月5日，卓蘭芳被綁赴刑場。一路上，他昂首挺胸，從容不迫，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英勇就義，時年3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