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齊聚暢談：以“四大全球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編者按】日前，“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以‘四大全球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學術交流活動在上海外國語大學舉行。會議由高校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高校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外國語大學分中心、上海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承辦，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文匯報》理論評論部、《思想理論教育》雜志社協辦。今刊發部分專家發言，以饗讀者。

精準發力，推動倡議落地

尹冬梅（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關鍵節點。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為我們研判國際形勢、明確未來任務提供了根本遵循。全會深刻指出，盡管新一輪科技革命重塑全球版圖，我國具備諸多有利因素，但單邊主義抬頭、大國博弈加劇，全球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在此背景下，全會提出“完善國際傳播體制機制，全面提升國際話語權”，強調要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引領國際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發展。這不僅是國家戰略，更是高校特別是外語類院校義不容辭的時代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兼具科學性與道義性。它們順應歷史發展規律，彰顯大國責任擔當，既是動蕩世界的“穩定器”，更是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指路明燈”。

面對新形勢，外語類院校應從三個維度精準發力，推動倡議落地：一是堅持“學深悟透”，筑牢思想根基。全面深入領會全會精神，是開展一切學術與實踐工作的前提，需準確把握中國方案的深刻內涵。

二是推動“學術落地”，深化區域國別研究。要將“四大全球倡議”的宏大敘事與不同國家、地區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通過深入的區域國別研究，使倡議內涵具象化、可操作化，為解決全球問題提供學理支撐。

三是聚焦“人才賦能”，構建培養矩陣。落實倡議，關鍵在人。高校應構建“問題-素養-培養-檢驗”的動態矩陣：即針對落實倡議需解決的具體問題，界定人才核心素養，通過教學改革精準培養，并科學檢驗素養達成度。這一矩陣應是開放動態、不斷優化的，以確保教育供給與國家戰略需求高效匹配。

深刻領會“四大全球倡議”

隋笑飛（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副院長）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大原創性思想，在這一旗幟下，總書記先后提出“四大全球倡議”，標志著人類命運共同體從理念主張發展為科學體系、從美好愿景轉化為豐富實踐。

以“四大全球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深刻領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價值和時代意義，這一重大理念不僅開辟了國際關系理論發展新境界，更凝聚了國際社會廣泛共識；要深刻領會“四大全球倡議”的深刻內涵和實踐指向，倡議聚焦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個維度，各有側重、相互促進，構成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要深刻把握“四大全球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全球發展倡議夯實物質基礎，全球安全倡議營造穩定環境，全球文明倡議凝聚精神力量，全球治理倡議完善制度保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強勁動力和重要依托。

深化學理闡釋與實踐轉化

王榮華（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四大全球倡議”是立足時代特征、汲取人類智慧結晶的重大創新成果。它從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個維度，系統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一時代命題，為變亂交織的國際局勢提供了寶貴的確定性，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探討這一關乎人類文明走向的宏大課題，必須跳出一時一域的局限，堅持全球視野與歷史眼光，將偉大建黨精神這一“精神之源”轉化為應對新時代風險挑戰的強大武器。

推進相關研究與實踐，上海市教育發展基金會關鍵在于發揮好三重作用：

第一，做學術研究的堅定支持者。要充分利用上海作為黨的誕生地的紅色資源優勢，支持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的協同攻關。既要深耕基礎理論，更要聚焦前瞻性、戰略性和儲備性研究，產出高質量學術成果。

第二，做核心理念的積極推動者。要通過多樣化的載體，推動理論成果向社會傳播、向校園滲透、向青少年普及。對外要發出響亮的中國聲音，以開放姿態借鑒人類優秀成果，在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前提下，提升國際傳播效能。

第三，做跨界融合的有效連接者。要構建產教融合的生態網絡，將理論研究融入教育體系，服務國家戰略。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精神，崇高的事業需要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支撐。面向未來，我們要以全會精神為指引，匯聚專家智慧，繼承初心、擔當使命，在促進中國教育事業高質量發展中，為共建美好世界貢獻獨特的理論力量與實踐智慧。

文明概念的哲學辨析與時代重構

韓慶祥

文明問題宏大深邃，歷來是多學科探討的核心。然而，因其外延廣闊且內涵流動，學界對“文明”的確切定義及流變尚未達成共識，“文明”與“文化”常被混淆，遮蔽了二者的本質差異。因此，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綜合運用中西對比、縱橫結合及詞源學考據等方法，從哲學高度系統厘清中國、西方及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文明概念，是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嶄新路徑。

回溯漢語傳統，“文化”與“文明”同源異指。“文化”指涉人類歷史實踐中的一切具體創造，體現特定族群的生活與思維方式；“文明”則是對“文化”的辯證揚棄，是經過歷史篩選的結晶。若說文化側重“實然”的存在，文明則側重“應然”的價值，代表普遍意義的進步與崇高。中國傳統語境下的文明，蘊含“化文為善、化人為善、化物為善”的倫理取向，強調通過禮樂教化完善人性與社會秩序，具有鮮明的道德理性色彩。

視線轉向歐洲，文明概念演變圖景迥異。近代早期，德國注重強調精神修養的“文化”，與英法標榜物質禮儀的“文明”存在顯著差異。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與“西方中心論”霸權確立，這種內部差異逐漸消弭。西方世界趨向單向度文明觀，將自身現代化模式視為唯一標準，以此確立其在世界歷史中的優越地位。

馬克思主義文明觀正是在對上述傳統的批判繼承中形成的。青年馬恩受德國古典哲學影響，帶有濃厚人本主義色彩。隨著歷史唯物主義確立，晚年馬恩實現視角轉換，深刻揭示資本主義文明背后的剝削本質，徹底批判并超越了資產階級狹隘文明觀，辯證指出資本主義文明既是歷史進步，又包含野蠻對抗的雙重屬性。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在強國復興征程中重構文明概念。這種重構非復古亦非西化，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在傳承中發展中華文明倫理特質，在批判中超越西方資本邏輯，廣泛借鑒人類優秀成果。這一過程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恩格斯文明觀，構建起既具中國特色又蘊含人類共同價值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了有力支撐。

用學術語言講清中國邏輯

王戰（上海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顧問）

中國要在國際舞臺上掌握話語權，不能僅靠宣讀文件或生硬輸出概念，而必須構建一套能夠與世界對話的學術體系——這便是“世界中國學”的使命。其核心在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學術解讀，并針對中外共同關注卻未達共識的重大問題展開研究。

首先，要從文明根源上回應“西方中心論”。針對湯因比關于中華文明為何能延續至今的追問，答案深藏于我們的文字之中。作為象形文字，漢字不僅承載了豐富的意象，更決定了中國人“由此及彼”的關聯性思維邏輯；這與西方字母文字抽象的、由表及里的邏輯截然不同。這種獨特的語言與思維載體，加之地理屏障，使中華文明在數千年中保持了相對獨立的傳承，未被西方話語體系完全同化。

其次，要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以“三教合一”為例，這并非簡單的宗教并列，而是一種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道教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儒教解決人與社會的秩序，佛教解決內心的安頓。這種文化架構不僅支撐了歷史上江南地區的繁榮，更為現代社會提供了區別于西方細分科學之外的融會貫通的世界觀。

最后，要在歷史與未來的維度上重塑自信。西方敘事往往通過淡化東方貢獻來神話自身文明，如掩蓋希臘文明經阿拉伯傳入西歐的路徑，或以工業革命貶低中國的“手工業革命”。然而，在文化創意產業成為新引擎的今天，相較于美國等年輕國家有限的文化資源，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積淀是無盡的寶藏。從《黑神話：悟空》的全球走紅可見，中國文化的厚度正是未來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面向未來，我們的目標不應止步于打造西方式的“全球城市”，而應致力于建設“全球文明城市”。通過扎實的世界中國學研究，打破西方話語霸權，用學術語言講清中國邏輯，這才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基石。

紅色文化的世界價值

韓喜平（吉林大學教授）

紅色文化，這一由中國共產黨人在波瀾壯闊的歷史征程中，攜手億萬中國人民共同鑄就的精神豐碑，不僅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文化圖騰，更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璀璨結晶。它不僅是一段歷史的記錄，更是一種活的靈魂，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沉淀出的寶貴精神財富和獨特文化形態。其深厚的歷史底蘊與時代價值，不僅限于推動中國社會的內部進步，更在廣闊的時空維度上具有深遠的世界意義。

回望歷史深處，紅色文化的底色是由無數革命先烈的熱血染紅的。紅色文化蘊含強烈的愛國情懷、不畏犧牲的奉獻精神以及崇高的革命理想主義，深深植根于中國人民反抗封建主義枷鎖與帝國主義鐵蹄的壯烈斗爭之中。從嘉興南湖的一葉扁舟到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從二萬五千里的漫漫長征到抗日戰爭的烽火狼煙，紅色文化是在爭取和平、實現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偉大實踐進程中，一步步淬煉成鋼、逐步形成并蓬勃發展的。這種精神，是面對強敵敢于亮劍的勇氣，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

時光流轉至建設與改革的年代，紅色文化并未隨硝煙散去，反而歷久彌新，升華為推動中國乃至世界發展的磅礴動力。正是這種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精神氣質，支撐著我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書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持續穩定的“兩大奇跡”。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到載人航天精神、脫貧攻堅精神，紅色文化構成了中國創造奇跡不可或缺的精神密碼，展現了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與民族凝聚力。

在價值倫理層面，紅色文化具有鮮明的超越性。它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和剝削，摒棄了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深刻指明了人類文明發展應當遵循的公平、正義、自由、平等的重要原則與必然方向。它始終堅持人民至上，致力于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種價值追求超越了資本邏輯的狹隘性，站在了人類道義的制高點。

尤為重要的是，紅色文化所推動的中國式現代化，為世界現代化版圖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成功開辟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它打破了“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向世界證明了每個國家都能找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路徑。紅色文化中蘊含的“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智慧，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一脈相承，為解決人類面臨的貧困、沖突、發展不平衡等共同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因此，紅色文化的世界價值不僅在于它見證了中國的崛起，更在于它正以獨特的東方智慧與精神偉力，有力地推動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引領世界走向更加光明與公正的未來。

全球技術治理議題的緊迫性

桑玉成（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由技術重塑社會、重塑人類的時代。再具體些說，技術正在重塑國際格局、重塑國家的角色、重塑人類的工作和生活。人工智能、基因編輯等這些曾經存在于科幻小說中的詞匯，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深度滲透進人類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與技術本身的狂飆突進相比，全球治理的很多核心問題，都顯得滯后，存在著嚴重的沖突和挑戰。

全球技術治理議題的緊迫性源于一個根本性的時代悖論：技術的全球性、革命性影響與治理的國別性、局部性、滯后性之間存在巨大鴻溝。這一悖論的形成，有著深刻的歷史與現實背景。在今天，特別需要強調推動國際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意義。必須明確國家、政府、國際組織、科技公司、技術社群等在治理體系中的角色與責任。有效的全球技術治理不能只是少數發達國家和科技精英的“閉門會議”，必須高度重視并著力解決國家之間和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問題。通過技術轉移、能力建設、數字公共產品援助等方式，確保發展中國家能夠參與全球技術治理進程，并從中受益。

全球技術治理是人類在21世紀面臨的一場宏大而緊迫的集體行動考驗。它考驗的不僅是我們的智慧，更是我們的遠見、勇氣與合作精神。我們無法，也不應阻止技術的進步，但我們必須學會駕馭其行進方向。

把握“十五五”時期的外部環境

陳東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在深入學習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背景下，展望“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呈現出深刻的辯證特征：一方面面臨大國博弈加劇、單邊因素增多的風險挑戰；另一方面具備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有利外部環境的諸多條件。理解這一環境，需將長周期歷史邏輯與短階段現實博弈相結合，從以下三個維度把握其底層邏輯。

首先，“十五五”時期處于二戰后第三個歷史周期的中段，競爭與治理是其主要特征。縱觀二戰后歷史，如果以35年左右為一個周期，前兩個周期分別對應“戰爭與革命”及“全球化與協同”時代。而自2015年至2050年的第三個周期，受數字智能綠色產業變革與大國競爭疊加影響，進入了“競爭與治理時代”。“十五五”正處該周期中段，呈現三大顯著特點：大國地緣政治經濟競爭成為主要矛盾；“經濟安全化”取代“經濟全球化”成為主要經濟體政策取向；如何防止競爭升級為新冷戰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時代之問”。

其次，中美博弈在戰略相持中呈現“非戰式競贏”與“戰略性脫鉤”雙重維度。“十五五”期間，中美綜合實力差距有望波動收窄，博弈將圍繞關鍵戰略通道、資源、創新要素及第三方主體展開。美方一方面推進科技經貿領域的“戰略性脫鉤”；另一方面采取“非戰式競贏”，意在推遲“攤牌”節點，為自身復蘇爭取時間。未來中美關系的穩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方在稀土之外構建更具威懾力的經濟工具箱，以及雙方能否明確國家安全的邊界。

最后，“全球中國”與“全球南方”正成為重塑國際秩序的關鍵力量。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在器物層面成為世界經濟引擎，更在精神層面展現了歷史主動，激勵了“全球南方”群體的崛起。通過“四大全球倡議”這一公共產品，中國將“全球南方”團結起來：在戰略上，提升南方國家的戰略自覺，糾正國際體系的不公；在精神上，倡導多元共生的文明理念，打破西方對現代化話語的壟斷。這不僅增強了非西方國家的文化自信，更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堅實的中國力量。

四重學理邏輯與傳播優化路徑

丁潔（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國際關系研究中心主任）

推動“四大全球倡議”的國際傳播是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的核心課題之一。當前國際輿論場后霸權規則重構、全球南方話語覺醒、國際認知分層異質的三重變遷，凸顯了研究的緊迫性。

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實踐框架，“四大全球倡議”已獲國際共識。其蘊含四重學理邏輯：全球發展倡議以普惠物質配置重建秩序合法性；全球安全倡議提供包容性安全方案；全球文明倡議以交流互鑒反駁文明沖突論；全球治理倡議標志著中國從規則“接受者”轉向“共建者”。傳播優化需聚焦四路徑：敘事再編碼實現政策話語向生活話語轉化；符號化建構未來秩序愿景；對南方國家共建共同敘事，對西方開展溝通敘事；以標志性項目將理念轉化為實踐認同。傳播核心是范式轉型，通過敘事對象、形態、機制、價值框架的轉變，從單向輸出邁向敘事共同體構建。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四梁八柱，“四大全球倡議”傳播的終極使命是促進世界對中國理念與人類共同價值的認同。

“治理現代化”的敘事創新

郭可（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在全球“百年未遇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如何通過創新“治理現代化”敘事，突破國際傳播困境，重塑政黨形象？

面對西方認知滯后、意識形態偏見及利益沖突，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以“治理現代化”為切入點，提供了打破敘事壁壘的契機。以中國硬實力來拉動國家整體軟實力的提升有四大創新路徑：一是以“治理”這一通用語言來替代對抗性話語，超越意識形態分歧；二是通過脫貧攻堅、生態保護等高可視度的治理績效，來凸顯我黨的執政能力；三是構建法治型、效能型、回應型、創新型政黨敘事矩陣，全面提升我黨國際影響力；四是推動“中共學”知識體系建構，實現從官方輸出到多元主體參與的轉型。我們應以“治理現代化”為突破口，通過績效實證、敘事轉型與知識體系創新，把中國共產黨的治理經驗成功轉化為全球治理的公共知識產品，最終實現從“被定義”到“定義者”的國際形象躍升。

貫穿“以人為本”的主線

王巖（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南航基地執行主任）

“四大全球倡議”貫穿“以人為本”的主線，是中華文明“民為邦本”智慧的現代轉化，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國際延伸。

這一理念深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跨越千年仍具生命力。從孔孟仁政到天下為公，民本思想構成“四大全球倡議”的文化根基。全球發展倡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全球安全 倡議致力“安居樂業”，全球文明 倡議推動“相知相親”，全球治理 倡議明確“以人為本”。作為中國共產黨根本宗旨的體現，以人為本從國內延伸至國際。全球發展倡議關注減貧、糧食安全等民生領域，全球安全倡議促進世界安危與共，全球文明倡議推動交流互鑒，全球治理倡議堅持共商共建共享。以人為本更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核心。“四大全球倡議”通過踐行和平、發展、公平等價值，打破零和博弈思維，將各國人民利益緊密聯系，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精神紐帶。實踐中，“四大全球倡議”已取得顯著成效，讓各國人民切實受益。

原標題：《專家齊聚暢談：以“四大全球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于穎

本文作者：尹冬梅 隋笑飛 王榮華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