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木察格的雪》中的自然敘事與文明互鑒

（來源：內蒙古日報）

轉自：內蒙古日報

◎馮永平

　　當一場50年一遇的暴風雪封鎖了塔木察格草原的天地界限，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筆下的世界卻并未因此淪為純粹的災難景觀。相反，在混沌的白色帷幕下，一幅更為深邃的圖景徐徐展開：中國石油工人與蒙古國牧民的軌跡在危機中交匯，一匹名為“大黃蜂”的普氏野馬后代以生命完成最后的守護。榮獲2025年度“中國好小說”稱號的《塔木察格的雪》這篇作品超越了自然災害的線性敘事，成為一則關于關聯性生存與文明互鑒的現代寓言。它巧妙地將“一帶一路”背景下基礎設施的“硬聯通”，轉化為人與人、人與動物、文明與文明之間情感與倫理層面的“軟連接”，并在“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宏大視野下，審慎凝視了傳統與現代碰撞時的陣痛、犧牲，以及于嚴寒深處悄然萌發的新生希望。

　　小說中的暴風雪，絕非靜止的背景。它自開端便以主宰者的姿態，成為統攝一切的自然偉力與命運幕布。天地混淆，路徑湮滅，“天空昏暗得仿佛沒有黎明就到了夜晚”，世界退回到一種近乎原始的迷失狀態。在這片由“又肥又急”的雪絮構成的混沌場域中，現代科技的確定性遭遇挑戰：北斗導航僅能提供最基礎的坐標，皮卡車在深厚的積雪中艱難蠕動。然而，正是這種日常秩序的短暫懸置，為一種新的、基于具體境遇的關聯倫理開辟了空間。風雪抹去了“石油工人”“牧民”等身份標簽，油田副主任老馬、牧民少年小布爾津、敘述者“我”，都被還原為“在風雪中求生存的人”。油田搶險、搜尋馬群、救援車輛這些行動，自然超越了職責劃分，演變為極限環境下的生命互助本能。那“放牧著羊群般的雪屑”的寒風，以其精妙的擬人化筆觸，將這種關聯性推向更為廣闊的維度：自然本身即是牧者，人類與牲畜都在同一股自然偉力的驅策下，于蒼茫中尋覓歸途與生機。小說觸及了草原生態的脆弱：“白災”之上，因黃羊大規模遷徙可能引發的“黃災”，預示著生態系統的脆弱平衡。然而海勒根那的敘事并未止步于預警，小說結尾那“即將返青”的草原，將個體的悲劇安放于自然永恒的循環韻律之中，暗示毀滅或許內蘊著一種殘酷的更新，嚴冬的肅殺深處，始終蟄伏著春日不可遏制的生命力。

　　在這場席卷一切的白色史詩中，公馬“大黃蜂”無疑是敘事的心臟與靈魂。它的存在，串聯起自然野性、文化傳承與生命倫理的多重意涵。作為一匹從冰河獲救的普氏野馬后代，“大黃蜂”自始便是一個“之間者”：血脈中奔涌著荒野的自由與不羈，命運卻將其納入人類文明的庇護與規約；它身處馬群，又因異質的血統長期被頭馬“黑虎”排斥，孤獨地徘徊于邊緣。這種堅韌而尷尬的生存狀態，精準地隱喻了任何文明轉型地帶，那些承前啟后者所必然承受的內在張力與身份焦灼。它的英雄敘事，并非古典意義上的天賦榮耀，而是一部通過極致奉獻來贏得歸屬的悲壯詩篇。在狼群圍攻的生死關頭，它取代年邁的“黑虎”挺身而出，以傷痕換取族群的生機。這既是力量的較量，更是一場莊嚴的倫理交接：舊秩序的代表悲壯謝幕，而融合了原始野性與守護忠誠的新生力量，以其鮮血證明了自身價值，獲得了群體的深刻認同。最終，在暴風雪的無情圍困中，“大黃蜂”以頭馬之職完成了生命的絕唱：它護佑孕馬，直至在找到最后一小片草根之地后力竭而亡，身旁誕生了新的金色馬駒。它眼中那反復被摹寫、終至熄滅的如火焰般的光芒，象征著一種不屈的生命意志與守護精神。它的死，不是敗退，而是能量耗盡、職責已盡的莊嚴完成。通過“大黃蜂”的悲劇弧光，小說構建了一種超越物種的關聯性生命倫理：個體的尊嚴與價值，深植于其對群體的責任、對未來的托付之中。這與石油工人老馬在發燒中仍秉持的“鐵人精神”，在敘事深處形成了深刻的倫理互文——二者都以一種近乎本能的堅韌，詮釋了在不同文明語境下，對于“職責”與“奉獻”的共同理解與價值認可。

　　《塔木察格的雪》的敘事背景，置于中國企業在蒙古國參與合作開發的宏觀圖景之下，但小說的深刻之處，在于它將“一帶一路”倡議所倡導的“互聯互通”與“共同發展”理念，細膩地溶解于充滿煙火氣的日常互動與緊急應對之中，構建了一種去除了宏大敘事外殼的在地化鄰里倫理。以老馬為代表的中國石油人，其形象被巧妙地重構為“社區共建者”與“文化鄰居”。他們的工作清單上，不單單包括石油開采，更延伸至為牧民拉通電網、為學校修繕教室、協助鄉鎮建設醫務室乃至參與草原滅火。這些舉措，若僅從項目名錄審視，或可歸為企業社會責任；但在小說的肌理中，它們轉化為一種基于長期共處與相互理解而產生的、近乎本能的關懷。老馬那句樸素的“我們要的是國家聲譽”，在實踐中具象化為珍視口碑、信守承諾的持久交往倫理。這種倫理關系，在老馬與少年小布爾津的忘年交中得到了最具溫度的呈現。他們的交往超越了簡單的物質往來：老馬深切關心少年的學業與未來，甚至不惜在風雪夜善意地謊指方向，只為將他引回安全的駐地；小布爾津則視老馬如親人，欲以家中最珍貴的馬匹相贈以表達至誠的感激。這是一種基于真誠尊重與情感投注的擬親緣聯結。而敘述者“我”——一個在海拉爾城里長大、不通騎射卻通曉蒙古語的蒙古族青年——則扮演了文化中介與雙重觀察者的角色。他的存在，本身即象征著當代民族文化身份的流動性與復雜性，他通過攝影鏡頭重新發現和連接草原傳統，也通過具體行動參與到這場跨文化的對話與共建之中。小說中諸如為牧民安裝馬桶和集中供暖這樣看似微末的細節，恰恰是文明互鑒最生動的注腳。技術的介入沒有表現為居高臨下的改造，而是具體而微地紓解了“白屁股凍成青蘿卜”的切實苦楚，體現了對個體生命尊嚴的細致體恤。這種敘事策略，使得“國際合作”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褪去了抽象的概念外衣，變得可感可知，如同雪夜里遞來的一把鐵鍬、板房內默默增添的一床被褥，以及少年眼中對中國未來的那份明亮憧憬。

　　海勒根那的敘事藝術為深邃主題賦予了沉靜磅礴且極具民族特色的形式。語言富有蒼涼詩意與曠達氣質，又融入現代小說的細節刻畫與情感節制。最顯著的情感特征是“含蓄”與“內斂”。在巨大悲傷面前，人物情感表達收斂而厚重。小布爾津找到“大黃蜂”遺體時，先蹲下撫摸、為它合眼，眼淚才“簌簌地流下”。老馬的安慰僅一句：“為它驕傲吧，它盡了職，是匹好公馬。”這種極致的含蓄背后，是草原民族在嚴酷自然環境中淬煉出的對苦難與死亡的深刻理解——悲傷被內化與升華，轉化為沉默的敬意與繼續前行的力量。小說結尾的處理尤為精妙且富有哲學意味。在生命凋零的悲劇頂點，筆鋒轉向自然永恒律動：“這場春雪過后，馬群身下的草原即將返青……”這并非稀釋悲情，而是展現更遼闊、與自然節律相通的生命觀照。個體犧牲被納入自然生生不息的循環，獲得超越性意義。希望的胚芽，既在新生小馬駒身上，也在即將破土而出的無邊綠意中。

　　《塔木察格的雪》最終抵達的，是一種于逆境中主動構建關聯、在差異中尋求共生的文明啟示。在全球性變遷如同無形風雪席卷的今天，這篇小說以其文學的敏銳告訴我們，真正的韌性或許并非源于孤立的堡壘，而是源于風雪中毫不猶豫伸出的援手，源于不同背景的生命之間基于具體境遇的理解與情誼，源于每一個體為其所愛所信盡“職”盡責而迸發的精神火焰，也源于對自然韻律深切的敬畏與順應。“大黃蜂”的犧牲，誠實地揭示了守護與轉型所必須支付的沉重代價。然而，那匹蹣跚新生的小馬駒、少年眼中愈發澄澈堅定的光芒、工友們鄭重許下的諾言，以及深埋于冰雪之下、等待破土而出的無邊綠意，共同標識了希望與延續的可能。它們仿佛在蒼茫的雪原上，共同定義了一條“文明的雪線”。這條線測量的并非嚴寒的物理極限，而是一種文明所能抵達的倫理高度與情感溫度：當發展進程能夠悉心傾聽不同文明的脈搏并以呵護生命尊嚴為尺度，當技術應用蘊含著對地方性知識與生存智慧的尊重與融合，當個體的命運自覺融入更廣闊的共生網絡并甘于為之盡責，那么，即便置身最嚴酷的境遇，人類依然能夠共同守護并耕耘出一片承載著理解、尊嚴與未來期許的“精神的向陽坡”。這，正是《塔木察格的雪》這部優秀的作品，以其獨特的文學質地、深邃的人文關懷與鮮明的時代對話性，留給我們的珍貴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