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號陶瓷大師：讓吳冠中甘拜下風，卻為何搶別人的饅頭

1952年，新中國剛成立沒多久，北京飯店的國宴上出了一件極其尷尬的事。

郭沫若拿著手里的盤子，臉都綠了。

堂堂“瓷器之國”，招待外賓用的全是外國貨。

這事兒往小了說是沒面子，往大了說那是打臉。

郭老是個急脾氣，轉頭就找周總理匯報。

總理也沒含糊，當場拍板：搞我們自己的“建國瓷”。

這一拍板，直接改變了一個叫祝大年的人的命運。

那時候為了這套瓷器，成立了個專門的委員會，也是郭沫若掛帥。

為了公平，搞的是全國“盲選”，誰都可以投設計稿，名字糊上，只看東西。

兩百多份設計稿像雪片一樣飛來，評委們挑花了眼。

最后，在一堆方案里挑出了兩套最絕的：一套是中式的“青花斗彩牡丹”，看著就富貴；另一套是西式的“青花海棠”，洋氣又不失傳統。

等到揭開名字一看，全場安靜了。

這兩套風格完全不同的頭獎作品，竟然都是祝大年一個人畫的。

這哪是運氣，這簡直就是降維打擊。

咱們現在看那套瓷器，可能覺得就是好看。

但在當時，祝大年的腦回路跟別人完全不一樣。

別人的設計稿恨不得把所有炫技的活兒都整上去，什么顏色艷麗搞什么。

祝大年不這么想，他那是奔著實用去的。

他當時就看準了一點：釉上彩雖然好看，但是含鉛，有毒；釉下彩雖然難燒，但是安全。

這東西是要進嘴的，好看不能當飯吃，但有毒真能要命。

就沖著這個超前的安全意識，他贏麻了。

為了這批瓷器，他直接把自己釘在了景德鎮。

那一年他啥也沒干，就盯著窯口。

成型、還要畫、還要燒，稍微有點瑕疵就砸碎了重來。

一年后，祝大年帶著7000件成品回北京交差。

周總理看了那是相當滿意，專門在前門全聚德請他吃了頓烤鴨。

這頓飯吃得怎么樣沒人知道，但祝大年這股子“死磕”的勁頭，算是徹底刻在他骨子里了。

你說這人是個大師吧，在生活里他又像個“低能兒”。

1973年，他和吳冠中、黃永玉這幫老哥們去長江寫生。

到了南京紫金山，幾個人餓得前胸貼后背，進了一家食堂。

那時候也是寸，人多，服務員半天不上菜。

結果隔壁桌的饅頭先上來了。

祝大年的閨女后來回憶說，當時就看她爸跟魔怔了一樣，還沒等人家客人坐下，抓起隔壁桌幾個饅頭，背著畫夾撒腿就跑。

一邊跑一邊啃，那個背影，根本不像個名滿天下的藝術家，就像個逃課去玩泥巴的野孩子。

在祝大年眼里，少吃一口飯死不了人，但少畫一筆，就像少呼吸了一口氣。

那次寫生也是神了。

黃永玉是個“社牛”，畫畫的時候嘴不停，跟圍觀群眾侃大山；吳冠中那會兒耳朵不好，旁邊人說啥他都聽不見，就在那死畫；祝大年呢，是個“雕塑”。

他往那兒一站，幾個小時都不動窩。

有時候拿個望遠鏡看半天，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特務。

最絕的是在蘇州。

那天下了暴雨，所有人都跑去躲雨了，就祝大年一個人還在那撐著傘。

你要以為他是給自己撐傘，那就錯了。

他是給畫撐傘，自己渾身濕透，雨水順著臉往下流，他連擦都不擦一下。

吳冠中后來提起這事兒都服氣，說自己為了畫畫能讓老婆在后面撐傘，已經是夠癡了，但跟祝大年一比，自己那點苦行僧的道行簡直就是小兒科。

這種瘋勁兒，一直持續到他晚年。

1979年，北京首都機場要搞壁畫，63歲的祝大年又沖在了最前面。

為了畫《森林之歌》，他跑去云南西雙版納的原始森林。

那地方是人待的嗎？

毒蟲滿地爬，咬得腿上全是包，他跟沒感覺似的。

身邊的鋼筆、望遠鏡被人順手牽羊偷走了，他頭都沒回，眼睛就死死盯著那幾棵大樹。

后來這幅畫成了首都機場的鎮館之寶。

如果你有機會去現場，橫著手機拍一下，或者走近了看，你會發現那根本不是畫，那是命。

整幅畫用了3000多塊瓷片拼起來。

你要知道，瓷器燒出來是有收縮率的，要在燒完之后還能嚴絲合縫地拼在一起，這不僅是藝術，這是精密的數學。

但他做到了。

盤根錯節的樹根，流動的溪水，那種生命力簡直要從墻上噴涌出來。

就在這幅畫的對面，正好是吳冠中的《北國風光》。

一冷一暖，一南一北，兩個倔老頭隔著幾十米的空氣，搞了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

他女兒曾經問他：“爸，就一棵樹，至于花這么多時間嗎？”

祝大年的回答特簡單：“一棵樹長了幾十年，我花幾個小時把它畫下來，我覺得值的。”

他這輩子，沒有所謂的“來日方長”，只有當下的全力以赴。

1995年，這位畫了一輩子“大俗大雅”的老人，在睡夢中走了，終年79歲。

參考資料：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檔案室，《祝大年先生生平資料匯編》。

袁運甫，《憶良師益友祝大年》，《裝飾》雜志，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