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罪犯大于保護受害者：西方法學為何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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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自于公眾號《校尉講武堂》

西方法學有個非常反邏輯的地方，那就是格外強調保護罪犯的權益。

我們知道，法律是人類社會化的產物，是調節、規范社會關系的強制性規則，也是維護社會秩序最重要的防線。

而法律的源頭，則是人類在構建社會的過程中伴生形成的道德體系。

所謂法律，其實就是制度化、規范化、強制性、普及性的道德標準，同時也是維護道德體系、社會秩序的底線與紅線。

因此，法律與道德一脈相承，有什么樣的道德體系，就會催生什么樣的法律體系。

而道德又與文化一脈相承，有什么樣的文化基因，就會形成什么樣的道德體系。

也就是說，法律的內核，其實就是文化。這也是人類社會的普遍性規律，任何社會現象，最終都可以歸結到文化層面。

校尉本來是寫國際時事的，側重宏觀戰略分析，可寫著寫著，現在卻開始寫文化，因為文化才是一切的源頭。

如果說國家是一個孩子，文化就是孕育、培養這個孩子的原生家庭。分析國家戰略、國家行為，自然離不開對文化的梳理、總結、歸納。

有點發散，回到正題。

中國人常說，法律不外乎人情。

這里的人情，指的并非請客送禮，而是蕓蕓眾生基于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樸素道德認知。

正因文化背景不同，當深受西方影響的法學專家、學者、教授、律師們紛紛引入西方法學理念，尤其是熱衷于為罪犯辯護、為罪犯爭取人權的時候，難免就會引發中國人本能的反感與不適。

因為西方的法學理念，尤其是其中過分保護罪犯的內容，并不契合中國人的文化理念與道德感觀。

作為普通中國人，我們也許搞不懂高深晦澀的法律術語、天花亂墜的司法理論，但我們知道，法律一定要符合絕大多數人最樸素、最本能、最直觀的道德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否則就一定是法律出了問題。

而所有的法律問題，都絕非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會引發一系列的道德問題、倫理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

通常的立法原則，東西方大致是相通的，但西方法學格外強調對罪犯權益的保護，甚至不惜以犧牲受害者權益、普通人利益、社會秩序為代價，這種反邏輯、反直覺、反道德的法律概念，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無論如何都接受不了的。

那么，為什么西方法學會格外強調對罪犯的保護，為什么中國人會本能地堅持除惡務盡、懲惡必嚴、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樸素道德觀呢？

還是要從文化上找原因。

東方文化最大的源頭，就是一以貫之的農耕文化。雖然在漫長的歷史演化過程中，中華文明也吸收了周邊少數民族甚至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基因，但農耕文化始終是唯一的主基調。

農耕文化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校尉總結過的四性：建設性、內生性、開放性、包容性。

農耕農耕，對于農耕文明來說，有耕才有農、有農才有一切。而要開展正常的耕作，就需要建造房屋、長期定居、開墾農田、興修水利、發明農具、掌握歷法，所有這些，都只有通過建設才能實現。

為了抵抗異族入侵，農耕文明還要修建城池、發展軍備，這同樣離不開長期的大規模建設。

這就是農耕文明的建設性基因。

為了進行高水平的建設，又必須深入挖掘內部潛力。

這里的內部潛力，既包括針對個體的智力、勞動技巧開發，也包括針對群體的社會動員能力、組織能力提升。要做到這些，又必須不斷地探索最好的教育制度、道德體系與政治體制。

西漢著名的一漢抵五胡，不是說一個漢人的武力可以對抗五個匈奴，而是漢人士兵背后有強大的國家、成熟的制度作為支撐，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漢朝軍隊，作戰能力相當于匈奴的五倍。

時勢造英雄、國力造英雄、文化造英雄，在與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博弈中，衛青、霍去病、李世民、李靖等英雄的個人功業，建立在中華文明遙遙領先的綜合國力之上，包括他們個人的智力水平與軍事素養，同樣離不開中華文明大熔爐的熔煉。

所謂水漲船高，中華文明幾千年的領先，不是來自于向外掠奪，而是來自于不斷地內部挖潛、不斷地搞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通過大搞建設不斷提升科技水平、智力水平、政治水平、軍事水平。

這就是農耕文明的內生性基因，不管是老祖宗說的“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還是老人家說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闡述的都是這個最基本的道理。

這個道理，也適用于工業時代——工業就相當于古代的農業，也是拉動內需、促進內生的源動力。

反過來說，古代的農業，就相當于現代的工業，最好的農業文明，其實就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工業文明，這就是中國領先人類文明幾千年的內在邏輯。參見《中國為何能成為工業化的巔峰，最好的農業文明就是最好的工業文明》

至于開放性與包容性，同樣與農耕文明息息相關，因為農耕文明的內生性基因，促使我們形成了通過向內挖潛以提高抵抗自然災害、利用自然資源能力的行為習慣。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對自然的認識逐漸提高，不再將自然現象歸結于虛無縹緲的神明，而是用客觀存在的天、取代了臆想中的神，這也就是所謂的神天分離。

因為神解決不了先民在耕種過程中遇到的季節變化、自然災害，但對天象、氣候、水文、地理的觀察與總結，卻可以幫助先民制定歷法、指導耕種、興修水利、對抗災害。

代表自然規律的天，取代代表原始宗教的神，才是農耕文化賦予中華文明最大的恩賜。

神天分離，以及后來的巫史分離、神政分離，乃是中華文明區別于其他一切宗教文明的三大岔路口，這也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唯一性之一，因為在中華文明圈之外，幾乎都是宗教文明。

遺憾的是，這三次分離，都發生于信史時代之前，巫史分離、神政分離還能從史料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神天分離卻只是一個基于文明發展基本規律與東西方文明比較的合理推測。

關于神天分離、巫史分離、神政分離的具體分析，參見《也談西方偽史論：文明發展的邏輯是什么》

有了神天分離，中華先民才能擺脫愚昧的原始宗教，才會敬鬼神而遠之，才能發明天人合一、自力更生、萬事求諸于己而非求諸于人的生存哲學，相比之下，直到今天，上帝創世、神愛世人、萬事求諸于一邊搶劫一邊祈求上帝原諒，依然是西方文明最基本的生存哲學。

相比宗教文明，農耕文明追求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對自然環境的適度改造，崇拜的是開啟民智提供知識的師長、篳路藍縷改造自然的祖先。

因此，我們敬天法地、供奉祖先、尊師重道，卻從不盲目地崇拜不知所謂的神明。

中國傳統的天地君親師牌位，天地代表的是自然環境，君代表的是社會秩序，親代表的是建立在歷代先祖建設成果之上的父母養育之恩，師代表的是知識傳承。

校尉一直說，宗教并非唯一的信仰，相反，跟中國人對天地的敬畏、對祖先的崇拜、對師長的尊重比起來，宗教是極其落后的信仰方式。

為什么中國會成為人類歷史上唯一綿延至今的古文明，因為早在信史時代之前，我們就完成了對宗教的世俗化改造，建立了領先于全人類幾千年的信仰體系。

為什么中國能夠建立領先于全人類幾千年的信仰體系，因為我們是唯一純粹的農耕文明。

正因領先全人類數千年完成宗教世俗化改造，擺脫了宗教文化天然的封閉性與雙標性，建立了更加客觀、科學、道德的信仰體系，因此，中國也就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為開明大度的文明，這就是中華文明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由于近代的落后，尤其是明、清時期皇權壓制下的自我封閉，很多人都下意識地認為，相比外向型的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固步自封、因循守舊。

這種認知不能算錯，但很不全面。

還是那句話，對比東西方文明，一定要放到千年以上的文明尺中，而不能截取片段，尤其是處于中華文明最低谷與西方文明唯一高潮的近代。

我們不能用摔倒的姚明，來跟偶爾跳起來的侏儒比身高。

從千年文明尺上看，除了明、清兩朝，從先秦到宋元，在文明的開放性、包容性方面，徹底擺脫了宗教束縛的中華文明，遙遙領先于教廷統治之下的西方文明。

自春秋時期開始出現、在司馬遷《史記》中得到確立的華夷一體史觀，就是中華文明開放性、包容性最明顯的例證。

從古至今，中華文明都堅持用文化基因而非生物基因界定文明傳承，也即所謂的“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這種文明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不知領先了自帶種族主義基因、道德雙標體系的西方宗教文明多少倍。

這句話，直到今天也不過時，因為它深刻地揭示了香蕉人的行為模式，以及我們該如何處理與香蕉人的關系——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

中國近現代趨向封閉，源自皇權不斷強化之后的無情打壓，而在中國之外，強勢打壓文明發展的，則是比皇權更加頑固落后的神權。

校尉一直說，相比中華文明，歐洲只是農耕地區，但算不上農耕文明。

因為在文明的幼年期，始終處于蒙昧狀態的歐洲，根本就沒有發展出成熟的農耕文化，相反，他們深受周邊游牧文明、海盜文明、宗教文明的影響。

直到十六世紀，隨著傳教士把中國的農業科技帶回去，歐洲農業才得到長足的發展，才能支撐起后面的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

但到這個時期，歐洲的文明特性已經形成。

而歐洲的文明特性，正好與農耕文明的四性對立：源自海盜文明、游牧文明的侵略性、破壞性，與農耕文明的建設性、內生性對立；源自宗教文明的封閉性（也可以稱為種族性）、雙標性（也可以稱為虛偽性），與農耕文明的開放性、包容性對立。

說到這里，繼續強調一句，近現代歷史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確實非常封閉，但西方列強也絕不開放。

不管是舊殖民時代的全球殖民，還是戰后的全球化，西方國家唯一的目的，都是為了掠奪資源——他們所謂的開放，只是要求你對他開放，好比強盜要求你打開大門，他們所謂的外向性，只是侵略性、掠奪性的外衣。

關于這點，看看美國的政策變化就知道——弱則門羅主義、美洲是美國的美洲，強則門戶開放、世界是美國的世界。

顯然，西方文明的四性，不僅與中華文明核心理念是對立的，也與現代文明理念是對立的。

正因如此，通過文藝復興、人權革命、普世價值等方式，西方文明進行了艱難的自我改造。但這種自我改造，并不能徹底剔除其潛伏在基因深處的劣根性。

文化基因中的侵略性與破壞性，決定了西方文明的道德標準偏低，犯罪的欲望強烈。

文化基因中的封閉性與雙標性，決定了西方文明傾向于通過對外侵略、掠奪來解決自身的發展難題，同時非常善于利用宗教為自己的罪行找理由、找借口，安撫住自己本就不多的一點良心。

因此，一旦遇到發展瓶頸，不管是國家還是個體，西方的文化劣根性就會發作，就一定會向外轉移矛盾、轉嫁危機。

幾百年的殖民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就是西方文化的劣根性在國家層面發作，而伴隨其間的黑奴貿易、種族滅絕與種族歧視，則是西方文化的劣根性同時在國家與個人身上發作。

包括今天懂王發起的萬國關稅戰、綁架馬杜羅、大規模退群等動作，依然是文明劣根性的集中爆發。

最后具體說說西方文化尤其是宗教對西方法學的影響。

宗教能夠成立，必須擁有兩大前提條件，一是神永遠都是對的，二是人人先天有罪。

因為只有這樣，從不犯錯的神，才能永遠凌駕于背負原罪的世人之上，神權才能保持穩定，神職人員才能利用神的名義操控人心。

徹底完成了宗教世俗化改造的古代中國，司法權由官方機構主導、宗族勢力補充，前者的依據是國家立法，后者的依據是族人認可的社會道德，也即所謂的宗法，當宗族勢力的道德裁決與官方的司法審判出現沖突時，官方審判高于宗法裁決。

始終處于神權統治之下的歐洲，司法權由教廷與封建領主共享，屬于典型的二元結構，前者的依據是教法，后者的依據是國法，但論及對基層的控制與滲透，教廷往往要超過國王。

同樣是基層治理能力薄弱的古代，擺脫了宗教影響的中國，是通過宗族勢力維持基層秩序，始終屈服于神權之下的歐洲，則是通過教會勢力維持基層秩序。

顯然，建立在血緣關系、熟人社會基礎上的宗族勢力，其道德標準和客觀程度，要比建立在上帝背書、神權社會基礎上的宗教勢力高得多。

簡單說，宗法是要講道德、講感情的，國法是要講規矩、講流程的，但教法不用，因為神永遠都是對的、神職人員也永遠都是對的，因為神明之下人人有罪。

按照人類最樸素的道德觀，既然人人有罪，那就必須人人懲罰，這顯然是行不通的。

于是教廷發明了贖罪制度——不管犯了多么嚴重的罪行，只要向教廷購買贖罪券，就會得到上帝的赦免。

當然，這里的因果關系其實應該倒過來——正是為了更好地控制信眾、更好地斂財，教廷才發明了贖罪制度，才發明了人人有罪的宗教理念。

這種宗教理念，后來滲透到西方司法體系，再被某些專家引入中國，也就變成了趙宏教授所謂的人均違法論。參見《怎樣理解北大法學教授趙宏的人均違法論》

而在文藝復興之后，隨著人權理念逐漸泛濫，西方的司法精英，便將贖罪制度應用到了司法體系，進而形成了對罪犯人權的格外關注。

誅心地分析，這里面有五重邏輯。

一是人人有罪的認知。

既然人人有罪，那么，抓到的罪犯都是倒霉蛋，在道德層面，抓到的罪犯并不比外面的守法公民骯臟，因此必須給罪犯法外施恩、改過自新的機會。

二是自留后路。

在人人有罪的宗教理念熏陶下，西方人的道德標準普遍很低——反正生而有罪，那干嘛還要約束自己當守法公民。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司法精英只會把法律當成謀利的道具而非行為準則，知法犯法乃是必然。為了給自己留條后路，司法精英需要重點保護罪犯的權益。

三是司法體系的贖罪券。

對于西方司法精英來說，不管是負責審案的法官，還是負責辯護的律師，法律的彈性越大、對罪犯越寬容，罪犯向他們購買贖罪券的動機越強烈。

四是名利雙收。

西方有句諺語，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才算。

同理，正常懲處罪犯無人關注，為罪大惡極的罪犯做無罪辯護、為十惡不赦的罪犯爭取額外權益，卻往往能夠名利雙收。比如著名的辛普森案。

五是西方普世價值濫觴之后形成的圣母婊文化。

這一條也是最重要的。

理由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的形成，都離不開背后的文化背景。

西方的圣母婊文化，就是西方法學界能夠無視普通人利益、無視公共安全，大膽為罪犯辯護、為罪犯爭取權益的文化背景。

而西方源自宗教文化的雙標性（虛偽性）文化基因，則是西方普世價值與圣母婊文化濫觴的文化背景。

結語：

眾所皆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要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

同理，中國的法律，也要與中國的文化匹配。

我們不能用明朝的尚方寶劍來斬清朝的官，當然也不能用基于西方文化的西方法學，來指導中國的法律建設。

從清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再到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近現代艱苦卓絕而又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已經雄辯地證明，任何能夠在中國取得成功的經驗，都必須遵守一條原則，那就是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融入中國的文化背景。

隨著中國的崛起，隨著中華文化的復興，擺脫西方法學無聊的噱頭，重構中國法學的四梁八柱，不僅時機已經成熟，而且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