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中國學術史上抄襲爭議

中國學術史上抄襲爭議

2010-09-03作者：張耀杰來源：騰訊公益

原文鏈接：https://www.sinoss.net/c/2010-09-03/533343.shtml（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

張耀杰

2010年8月14日下午，燕山大講堂第77期活動在銀科大廈1601會議室舉行。

　　此次活動主題為：“中國學術史上的抄襲爭議——從馬敘倫到汪暉”。學者張耀杰縱覽歷史，對從馬敘倫以來，到魯迅、唐弢以降的幾宗抄襲公案進行了點評。

　　以下為講堂實錄：

燕山講堂77期實錄：中國學術史上抄襲爭議

精彩觀點：

　　之一：我的眼界所及，無論是作為汪暉的研究對象的魯迅先生，還是指導汪暉寫作《反抗絕望》的博士導師唐弢，在抄襲與剽竊問題上，都曾經留下過迄今為止依然沒有得到澄清的類似瘕疵。

　　之二：傅斯年揭發馬敘倫抄襲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后，馬敘倫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但自此只要有機會他就說傅斯年、胡適等人的壞話、攻擊他們。1949年3月馬敘倫作詩“萬歲高呼毛澤東”。建國后獲任命教育部部長。

　　之三：魯迅和周作人都承認自己早期的文章是“半做半偷”的學習模仿之作。但魯迅卻從未承認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部分。

　　之四：第一代的魯迅研究專家、汪暉的博士導師唐弢曾抄襲剽竊并歪曲改寫阮無名《文字之獄的黑影》一文用以批評胡適，又因私人恩怨以文字誣陷范紀曼，使范紀曼一再地被嚴刑拷打，獲刑20年。

　　之五：伴隨著“汪暉抄襲事件”出現了“倒汪派”與“挺汪派”。爭議中最令人信服的是謝泳，他引用清代經學家陳澧《東塾續集》一語，指出：“前人之書當明引，不當暗襲...明引而不暗襲，則足見其心術之篤實，又足征見聞之淵博”。

　　之六：教授拿的都是納稅人的錢，國庫的錢，你的學問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襲還是沒有抄襲，大眾媒體有責任參與監督。公共人物有錯誤，得承認錯誤。永遠不承認錯誤，公眾就永遠有權利追究你。

　　主題：中國學術史上的抄襲爭議 ——從馬敘倫到汪暉

　　主講嘉賓：張耀杰（歷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戲劇史專家）

　　主辦：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承辦：騰訊評論

　　時間：2010年8月14日(周六) 下午15點-17點

　　地點：銀科大廈1601室

　　主持人：非常感謝各位來到77期燕山大講堂現場。今天我們請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員，蘇州德源文化研究所的學術主持人張耀杰老師講“中國學術史上的抄襲爭議”。有請張老師。

　　張耀杰：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藝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載王彬彬的長篇論文《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指出《反抗絕望》一書存在抄襲剽竊現象。錢理群、孫郁、趙京華等多名魯迅研究專家，認為該書只是存在引文不夠規范等“技術層面的問題”，惡意剽竊難以成立。這個話題前一段時間很熱。整個過程我沒有參加，但參加的幾乎都是我的好朋友。這個事件引起這么大的反響，學術界的人應該有一個總結和說法。子云要我找一個題說一說，我就想到了這樣一個題。

　　先說說我的個人背景。以前我是魯迅派的人，擁護魯迅的人，現在我屬于胡適派的人，胡適的人批評別人時，總是要給別人留一個機會讓別人批評自己，魯迅派的人從來不允許別人批評自己。我的眼界所及，無論是作為汪暉的研究對象的魯迅先生，還是指導汪暉寫作《反抗絕望》的博士導師唐弢，在抄襲與剽竊問題上，都曾經留下過迄今為止依然沒有得到澄清的類似瘕疵。限于中國現代教育史和現代學術史來說，最早的抄襲爭議，還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北京大學教授馬敘倫和北大學生傅斯年。

傅斯年揭發馬敘倫的“炎炎之詞”

　　1919年1月傅斯年、羅家倫等十幾個北京大學的學生創了一個很有名的雜志——《新潮》，創刊的錢是北京大學出的，蔡元培批的，支持的人主要是胡適、陳獨秀這些《新青年》的人。

　　傅斯年是馬敘倫的學生，原來是研究國學的人。馬敘倫、劉師培提倡國學，把傅斯年當成最有希望的弟子來培養。沒想到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其就發表一篇文章：《出版界評：馬敘倫著〈莊子札記〉》，把馬敘倫給揪出來了，說馬先生的札記如果是自己學習用，說明馬先生勤奮，學問做得扎實。但札記出版了，不僅告訴學生來購買，序言中還用“炎炎之詞”夸獎自己的札記。然而這札記“有自居創獲之見，實則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來者。”

　　傅斯年舉了札記幾頁的內容都是胡適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講過的東西，但沒有說是從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來的，“似為賢者所不取也”，一個好的學者是不會這樣做的。

　　傅斯年所謂的“炎炎之詞”指得是馬敘倫在學術著作《莊子札記》中抄襲胡適的學術成果卻不注明出。馬敘倫“序”里有這樣一段話：“仆既略涉‘六書’，粗探內典，籀諷本書，遂若奧衍之辭，隨目而疏，隱約之義，躍然自會。”

　　這句話大意是：我這個奴仆（謙稱）既然涉及到古代的六書，粗淺地研究了內典，閱讀《莊子》的過程中，做了一些筆記，《莊子》這本書本隱約的含義，就躍然紙上。馬敘倫謙稱“仆”卻是自我表揚，覺得自己的《莊子札記》把莊子隱約的意思都表現出來了。

　　還要注意的是馬敘倫自稱為“仆”，“仆”就是奴仆。當時已經是民國了，民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一個大學教授，在當時代表先進文化的讀書人，自稱“仆”而不是“公民”，不是以人人平等的“公民”自稱。可見馬敘倫在民國時完全沒有公民意識。

　　1月11日，章太炎的弟子、馬敘倫的浙江同鄉、另一位北大教授錢玄同，也是新青年的同仁，看到《新潮》雜志后在日記上寫道：“大學生所辦之《新潮雜志》第一冊已出版，中以傅孟真（傅斯年）、羅志希（羅家倫）兩君之文為最有精神。傅評馬夷初（馬敘倫）之《莊子札記》，羅評林琴南之譯小說，都說的很對。”肯定傅斯年對馬敘倫的批評。

　　到了第二天，1月12日，《錢玄同日記》中另有“訪豫才（魯迅）兄弟，半農亦在”的記錄。當時錢玄同和劉半農兩個人編《新青年》雜志，一趟又一趟地動員在紹興會館住魯迅寫小說，所以錢玄同自己就寫了“訪豫才兄弟”。周作人在當天的日記中也寫道：“半農來，旋去。晚玄同來談，十一時去。”

　　錢玄同是非常喜歡聊天的一個人，劉半農來，一會兒就走了，錢玄同來了一直到晚上11點才走。錢玄同在這兒談話時，就談到了《新潮》雜志。

　　第二天，周作人日記里就出現了一個記錄，“購《新潮》一本。”就是說，錢玄同訪問魯迅和周作人時就肯定談到了《新潮》并說了什么好話，周作人就去買了一本。

　　過了三天，1月16日，魯迅日記里留下了給許壽裳寄《新潮》雜志，并且替周作人給張梓生寄《新潮》雜志的記錄。這說明他們兄弟倆喜歡《新潮》雜志，如果不喜歡的話，不會又買了幾本給他的朋友寄。而且魯迅在當天寫給許壽裳的書信中，表揚《新潮》雜志說： “其內以傅斯年作為上，羅家倫亦不弱，皆學生。”由此可知，當年的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都認可馬敘倫的抄襲。

　　當年傅斯年和羅家倫雖然是學生，但是與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都是在《新青年》發表文章的同人，也就是是志同道合的人，以同樣的價值觀、同樣的興趣參與這個的雜志的人。

　　傅斯年揭發完馬敘倫，馬敘倫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抄襲。但他們已結下仇怨。自此，馬敘倫一直和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這些人敵對，只要有機會就會說他們壞話、攻擊他們。1947年，馬敘倫的回憶錄《我在60年以前》里造了很多謠言、謊話。一方面說自己多么好，什么好事都是他干的，陳獨秀到北大、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都是他出的主意。但一說到胡適、傅斯年就是他們怎么破壞北大、干了多少壞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敘倫以他所慣用的“炎炎之詞”對毛澤東歌頌贊美。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朱德等人從西柏坡飛抵北平，中國民主促進會常務理事馬敘倫與在北平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一起，前往西苑機場表示歡迎。這是毛澤東與馬敘倫的初次見面。在陪同毛澤東一起閱兵之后，馬敘倫當場寫下四首七絕，其中一首這樣寫道：“萬歲高呼毛澤東，與人衣食即春風。江南百姓皆昂首，何為遲余解困窮。”

　　意思是說，我們這些人都是要喊毛澤東萬歲的，為什么喊萬歲？因為毛澤東是“與人衣食”的人，人吃的飯，穿的衣服都是毛澤東給的。國民黨統治區的老百姓在翹首以盼等毛澤東去解放的，毛澤東為何這么遲還沒有去解放呢？關于“毛澤東萬歲”這個事，現在有很多爭論，有人說是馬敘倫第一個喊毛澤東萬歲的人，但有人說是周恩來，也有人說劉少奇。我想在民主黨派中第一個喊“毛澤東萬歲”恐怕就是馬敘倫了。毛澤東剛進北京，馬敘倫在機場就寫詩，高呼毛澤東萬歲。這里所說的“與人衣食”，江南的老百姓肯定不是等著毛澤東“與人衣食”的。江南老百姓大部分都是該做工就做工，該種地的就種地，種地的人自己可以打糧食，做工的人自己可以用工資去買糧食，用不著等毛澤東“與人衣食”。等毛澤東“與人衣食”的人，恐怕只有那些不做工，不種地的讀書人，像馬敘倫。

　　效果很快就出來了，1949年10月1日，馬敘倫參加開國大典，之后被任命為教育部長以及高等教育部部長。“與人衣食”在當年北大，魯迅和馬敘倫這些浙江人動不動就說是“飯碗”。馬敘倫從毛澤東這里得了一個最大號的“飯碗”——教育部部長，接著是高教部部長。

　　如果稍微知道一點歷史的人，北大、清華當年那么多優秀的教授，比馬敘倫的學問、人品要好的人有很多，但就是因為他第一個叫“萬歲高呼毛澤東”，所以當上了教育部長和高教部部長。

　　胡耀邦當總書記時，有一個講話：文化和教育要退到1949年以前。但胡耀邦很快就下臺了。現在的教育和文化如果要找出路的話，就是退到1949年以前。特別是這些年來，我們離1949年以前那個環境、制度越來越遠。[page]***[/page]

魯迅與周作人的“半做半偷”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承認自己剛開始模仿人家寫小說時，寫了一篇《孤兒記》，是從法國作家雨果那里“半做半偷”的抄襲之作：“為什么說‘偷’呢，因為抄了別人的著作，卻不說明是譯。那么非偷而何？” 所謂“偷”在文化上就是抄襲、剽竊，這是周作人承認的。

　　魯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也承認過自己“半做半偷”。他在日本留時寫了一篇關于居里夫人發明的放射性元素“雷”的文章（他翻譯成“雷錠”）、還有一篇關于斯巴達尚武精神的小說，都是抄人家的：

　　“我現在想想，我當時化學和歷史的程度并沒有這樣高，所以大概總是從什么地方偷來的，不過后來無論怎么記，也再也記不起它們的老家……”。（陳漱渝在《〈斯巴達之魂〉與梁啟超》中考證《斯巴達之魂》的“老家”是梁啟超1902年6月15日和7月1日在《新民叢報》12、13號上連續發表的《斯巴達小志》。）

　　我覺得魯迅這個態度是誠實的。那篇文章發表在荷蘭的留學生雜志上（劉詩培辦的刊物），他當時還說過，這個刊物最大的好處是寫得越長給的稿費越多。所以這個文章很長，就是為了賺稿費。

　　魯迅和周作人當年沒有名氣，所以也沒有人去關注、指責他們“半做半偷”的文章。魯迅和周作人在晚年有一個表態，這個表態也算是承認了，態度還是不錯。比較嚴重的是關于《中國小說史略》的抄襲。

　　中國有一個習慣，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魯迅和周作人當年的抄，可以原諒，所有的人剛開始學習寫文章都有模仿和學習的過程。現在大學生、中學生寫作文，都會抄別人一段話、一個意思，這些東西都不算嚴格意義上的抄襲。因為沒有拿去發表，沒有拿去換稿費。如果拿出去發表了，寫上自己的名字了，就應注明從哪里借鑒人家的東西，如果不說明的話，就是抄了。傅斯年批評馬敘倫也是這個意思：馬老先生的《莊子札記》抄人家的記錄，放在家里，自己用、自己參考，就說明馬老先生做學問很認真。如果拿出來發表，輸上自己的名字，還說“炎炎之詞”，就是很嚴重的抄襲行為。

魯迅與凌叔華抄襲剽竊之爭

　　1925年10月1日，接編《晨報副刊》的徐志摩要改版，用了凌叔華臨摹的西洋女人敞胸半裸的黑白畫像作報頭。8天以后，10月8日，《晨報副刊》前任主編、魯迅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時的老學生孫伏園在他主編的《京報副刊》上刊登女作家陳學昭（化名“重余”）的文章：《似曾相識的〈晨報副刊〉篇首圖案》，指出這個畫是英國畫家琵亞詞侶的作品。徐志摩看后給孫伏園寫信，說不是凌叔華抄襲，只是凌淑華臨摹后我看了覺得好就拿去用了，沒有提畫作來源是我徐志摩的責任，不是凌叔華的責任。

　　這個事本來結束了，但到11月 7日，凌叔華在《現代評論》周刊發表《花之寺》小說。11月14日，《京報副刊》發表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不點名地指責《花之寺》是從柴霍甫（契訶夫）的小說《在消夏別墅》那里“抄竄”來的。凌叔華的未婚夫陳源，在11月21日出版的《現代評論》中，以西瀅的筆名發表《剽竊與抄襲》，同樣采取不點名的方式攻擊魯迅說：“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么？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

　　魯迅一看就知道是攻擊他的。這里面實際上有一個背景，《晨報副刊》是李大釗參與創刊的。創刊后，孫伏園在北大聽課時，通過魯迅、周作人等人認識了李大釗，李大釗就把孫伏園介紹到《晨報副刊》當副刊主編。因為有這些名人撐著，孫伏園將《晨報副刊》的名氣辦得很大，覺得自己也是名人了，所以編刊物時就不聽老板、總編輯的話。有一次因意見不合，孫伏園打了總編輯陳博生一個耳光后就走了不干了。之后在魯迅等人的支持下，辦了《京報副刊》和《語絲》周刊。孫伏園辦這兩家報刊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為了找《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報仇，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化名攻擊凌叔華。

　　陳源站出來攻擊魯迅也是這樣一個原因：就是兩邊敵對，兩邊“黨同伐異”，互相挑毛病。

　　那幾期的《語絲》幾乎全部是攻擊陳源和凌叔華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1926年1月30日徐志摩在《晨報副刊》把他們朋友間的通信拿出來發表。通信里有陳源的《西瀅致志摩》，明確指出了魯迅的抄襲行為：“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是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

　　陳源的話是有道理的，抄襲不抄襲的標準就是這么幾句話：參考人家的東西，寫到自己的書里，要有一個說明，如果不說明，那就是抄襲，抄襲就是這么簡單，可以借用別人的材料，可以借用別人的觀點，但要說明，有沒有說明是判斷抄襲的基本標準。

　　之后，魯迅在《語絲》周刊發表一篇很長的文章，標題是《不是信》，里面有一段話承認了：

　　“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

　　這是魯迅的解釋。但不管是大意還是次序有什么不同，根據別人的書寫了自己的書，應該要有一個說明，沒有說明，拿去出版了，就是剽竊和抄襲，這個事實不可否定。

　　在《中國小說史略》里，魯迅引別人的東西，幾乎都說我是引用“蔡元培的話，胡適的話，”都是有說明的，但唯獨鹽谷溫的東西從來沒有提。魯迅肯定知道學術規則，因為抄身邊人的東西都有說明，抄日本人的東西就沒有說。

　　而且魯迅的小說出版以前，胡適關于《紅樓夢》的考證里，也引了魯迅的東西，胡適在文章中就說得很明白：“此序時，曾參用周豫才先生的《小說史講義》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記于此。”說明了就不是抄襲，也就是說，當時的人對抄襲的概念是有的，都知道什么叫抄襲，所以都會有說明，但是，魯迅對鹽谷溫的東西抄襲了，而沒有說明。沒說明，拿去出版了，就是抄襲，這一點我們不能含糊。

　　魯迅是一個比較怪的人，如果是敵人和仇人指出他的錯誤，他是不承認的。他雖然承認“鹽谷溫的書是我的參考書”，但接下來一段話就開始嘲笑陳源：

　　“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后，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of 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

　　但魯迅的日記把自己給暴露出來了，1925年10月6日在日記中寫道[]：“到商務書館去買書，買了兩本《《Artof Beardsley》“。10月9日又有把其中的一本《Art of Beardsley》即《琵亞詞侶圖畫集》寄給“璇卿”，也就是紹興籍畫家陶元慶的記錄。

　　魯迅說“剽竊”問題發生后，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of Beardsley》。實際上剽竊的文章發表前兩天，他就去買了兩本畫冊，其中一本還寄給別人。也就是說，他肯定知道且參與了這件事，并與孫伏園、孫伏熙、章廷謙、陳學昭、陶元慶等人一起找人家的茬、攻擊人家。然后又在文章里面公開撒謊，這是魯迅錯上加錯。

　　這樣一個事，一直到現在，魯迅研究的很多學者，寫了幾百本、幾千本書，沒有一個人承認這個抄襲事實：魯迅抄襲就不是抄襲了，老百姓抄襲才是抄襲，這就是魯迅和魯迅研究者的邏輯。

毛澤東先生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按照這樣的原則來叛亂的話，那就是魯迅你侵犯了別人，攻擊了別人，人家自衛反擊，然后把你的事拎出來。這個事過去以后，陳源再也沒有提過，魯迅一輩子一直在提，到死亡“一個都不寬恕”，這就是我們的魯迅先生。[page]***[/page]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抄襲爭議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從學術上來說，確實是開山之作，肯定是經典，我們不能否定它的價值。

　　1930年11月25日，魯迅為再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寫作題記，提到日本鹽谷溫新發現的“元刊全相平話殘本及‘三言’”及其考證文章，“在小說史上，實為大事” 但一直到死都沒有寫到他根據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寫作《中國小說史略》中部分內容的事，讓人感到態度惡劣。

　　1935年12月31日，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后記”中舊事重提：“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男盜女娼’是人間大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并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當時《中國小說史略》譯成了日文，在日本出版；鹽谷溫的小說也在中國譯成了漢文，你們可以對，我沒有抄襲。說謊的人是陳源，將“謊狗”的旗子回敬給陳源。

　　然而魯迅當年不僅抄襲，而且說謊了。文章里說他是在剽竊事件后去買了一本畫冊，但實際上剽竊文章發表前他就去買了兩本畫冊。到現在為止，查不到陳源說謊記錄[]，[]但有證據證明魯迅抄襲，而且說謊,白紙黑字。

　　每個人都有缺點和錯誤，特別像我這樣寫文章的人，如果有人說我抄襲誰，我不感到奇怪，因為有時材料太多，不能保證每個材料都能記著在哪。若別人指出來承認錯誤就好，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不管是魯迅還是我們每個人，一輩子誰也不能保證不說一句謊話，不犯一點錯誤。我的觀點是，你說謊、有抄襲現象，都可原諒，但前提是要承認錯誤。

　　相比之下，魯迅在《集外集》“序言”中，公開承認自己“大概總是從什么地方偷來的”，反而顯得更加真誠、更加善意也更加令人敬愛和尊重。

　　魯迅去世后不久，看到中共給魯迅辦了那么大的葬禮，譽他為“民族魂”，凌叔華的閨中密友蘇雪林不滿意，分別給蔡元培和胡適寫信，對魯迅展開人身攻擊。胡適在1936年12月14日的回信中勸告：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 “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寫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的臭架子’，值得擺的。如此立論，然后能使敵黨俯首心服。”

　　胡適這話其實很不公平。因為他們爭論時，胡適在南方養病，不在北京，不知道整個過程中魯迅、孫伏園這些人怎么攻擊凌叔華，怎么攻擊陳源。如果孫伏園等人不攻擊凌叔華，陳源也不會拿這個事來說。至于陳源從哪里聽到的，不會是一個來源，甚至他有可能自己看過魯迅的書，也看過鹽谷溫的書。且凌叔華是在日本長大的，懂日文，要調查魯迅的抄襲不是太難的事。

　　抄不抄襲與“淺陋可笑”是沒有關系的。無論鹽谷溫的文學怎樣淺陋，無論魯迅的小說多么經典深刻，也沒有理由抄襲。比如老師的水平比學生好，并不等于老師可以把學生的文章寫上自己的名字發表。胡適自己標榜“持平”時，實際上是很不“持平”的。魯迅寫東西時，胡適那么多正確的話他不引用，胡適不公平的話，他倒是引來引去，不知道說了多少遍，這很奇怪。

　　胡適一輩子最不持平最不公平的一段話的恐怕就是這封信。對“持平”魯迅專門寫過文章，在1924年 12月15日的《語絲》寫過文章，是針對錢玄同的，錢玄同表態“持中”，魯迅就不愿意了，就說根本沒有什么持中，所謂持中的人就是“騎墻”派，或是“隨風倒”。魯迅根本不承認有“持中”。

　　魯迅一輩子謾罵了很多人，就只準我罵你，不準你罵我；只準我動你，不準你反動；只準我革命，不準反革命的戰斗精神，說到底就是一種專制，專制現在說得更好聽了，就是專政。

　　然而胡適這個信里還有一段話，研究魯迅的人是不引的：“魯迅曾經狺狺地攻擊我們，其實無損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盡可以撇開一些小節不談”。“狺狺地攻擊”其實是形容狗叫的罵人話，也就是魯迅像狗叫一樣地罵我們。當年的胡適與魯迅是站在敵對立場上的。只是魯迅主張的是“黨同伐異”，胡適主張的是“黨同”而不伐異。胡適直到1958年5月4日，在演講里面也還是否定魯迅變了質，走了另一條道路上去的。美籍華人學周策縱和李慎之等人說胡適晚年還說魯迅是自由主義者，是自己的朋友，顯然是出于虛構編造。[page]***[/page]

　　唐弢歪曲改寫《文字之獄的黑影》　

　　1962年2月19日《人民日報》晦庵發表文章《取締新思想》是對阮無名28年前收入《中國新文壇秘錄》的《文字之獄的黑影》的抄襲剽竊和歪曲改寫。

　　晦庵，就是第一代的魯迅研究專家、汪暉的博士導師唐弢。

　　劉半農在30年代初時，出了一本《初期白話詩稿》，以“文字獄的黑影”介紹“五四”前后的《新青年》一派人害怕北洋當局段祺瑞這些人搞文字獄，每天都在畏懼之中。阮無名文章的開頭就引用劉半農的原話，并給自己的文章起了《文字之獄的黑影》的標題。晦庵在抄襲阮無名的文章時略去了原話，卻襲用了阮無名用作文章標題的“文字之獄的黑影”：

　　一九二二年冬，北洋政府的國務會議，進一步通過取締新思想案，決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成員作為他們將要迫害的對象。消息流傳以后，胡適曾經竭力表白自己的溫和，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但還是被王懷慶輩指為過激派，主張捉將官里去，嚇得他只好以檢查糖尿病為名，銷聲匿跡的躲了起來。正當這個時候，議員受賄的案件被揭發了，不久又發生國會違憲一案，鬧得全國嘩然，內閣一再更易，取締新思想的決議，便暫時擱起。到了一九二四年，舊事重提，錢玄同就在《晨報副刊》發了一個文章，文章標題叫“零碎事情”：大概的意思是說，我聽說端午節的前一天禁了幾本書，禁的書就是胡適的《胡適文存》，陳獨秀的《獨秀文存》………

　　晦庵說，錢玄同發了這樣文章之后，胡適知道了，就根據這個文章，四面活動，到處找當大官的人，四面寫信，寫信干什么呢？就是要求不要禁他的書，不要去抓他。但是，實際上阮無名引了胡適給張國淦寫的信，說的并不是這樣的意思。胡適這封信的原意是這樣的，乾若（張國淦）先生：六月八日見著先生和少川先生時，曾以警廳禁賣《胡適文存》的事奉詢，蒙先生允為訪問；……但迄今已近一月，而警廳仍在干涉各書攤，不許他們發賣這兩部書，周作人的書也不讓賣了，這是怎么回事呢？

　　胡適開始寫信，開始活動是6月8日，錢玄同的文章是6月16日，顯然是晦庵歪曲了人家的事實。

　　晦庵說胡適是以“檢查糖尿病為名，銷聲匿跡的躲了起來”，這也是歪曲阮無名的原文。《文字之獄的黑影》中阮無名的原話是表揚胡適在取締新思想、要抓他、要查他書時還是一個男子漢，胡適于1923年1月5日發表文章表態說：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趨炎附勢；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險，封報館、坐監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眼里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調，那是恥辱！那是我決不干的！”

　　胡適一輩子是沒有躲到租界寫文章罵過人的。但魯迅先生、瞿秋白先生攻擊胡適這些人時，就是躲在租界里寫的。躲在租界內不是攻擊政府而是攻擊文人這種事胡適是絕對不干的，他覺得這是恥辱。

　　阮無名的文章前半段表揚了胡適。但說胡適“到了十年之后，竟變成出賣靈魂者，變成回護帝國主義利益的人了。”阮無名說胡適“竟變成出賣靈魂者”，是依據魯迅和瞿秋白在《申報自由談》發表的文章《出賣靈魂的秘訣》（有人說是瞿秋白借魯迅筆名寫的，有人說是兩個人一塊寫的）。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瞿秋白都寫文章說胡適是出賣靈魂者。當然，阿英是左聯、共產黨的人，所以就說“十年前，胡適是硬漢，十年后，是出賣靈魂的人。”阿英的這個說法，抄到了晦庵的文章里面連“硬漢”都不是了。十年前胡適就不是硬漢，借口糖尿病躲到醫院了。

　　唐弢以文字誣陷同志

　　唐弢的學生沈鵬年在《唐弢：怎么能這樣寫“書話”——為被《晦庵書話》長期誣陷的范紀曼同志辯誣》一文中，揭發了唐弢更加惡劣的抄襲剽竊。

　　1955年7月26日，長期在李克農、潘漢年領導之下為中共從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范紀曼，因“潘漢年、楊帆事件”而被捕入獄。唐弢在1956年發表在《讀書月報》的《〈書話〉開場白》中，有這樣一段落井下石的造謠攻擊：

　　“1949年以前，寫過一個《書話》（即《海涅〈還鄉〉》篇）竟然碰痛了一個大特務，他在汪偽時期擔任過偽中央大學（現在的南京大學）的教授，在上海開過舊書鋪，做了一些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日本投降），國民黨‘從天上飛過來，地下鉆出來’，他又成為紅極一時的‘要人’。我把他的底子揭穿了。他便派人通知我。一定要更正，否則就以手槍對付。”

　　1956年范紀曼抓到監獄以后，唐弢寫了這樣的文章造謠。但到了1962年6月出書時，他又把這個文章收進來了，而且把自己所說的話改了，改得更嚴重：“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裝的‘豪客’，隨時隨地可以槍斃我。”

　　范紀曼和唐弢有什么仇？有什么恩怨？就是范紀曼在上海收集了一些外國出版的外文書刊，鎖到了書店的玻璃柜里，只能看，不賣。唐弢是藏書家，看到這些珍本就想要、想買，人家不賣給他，就記下仇了，就造了這樣一個謠。造謠的結果就是范紀曼在監獄里一再地被嚴刑拷打，讓他承認這個罪行，最后被判了20年徒刑。一直到改革開放、范紀曼出獄以后，中央組織部給他平反，唐弢的話還是不改。

　　范紀曼同志是從事地下工作有很多功勞的同志，一個黨的同志陷害同志，怎么可以這樣呢？ [page]***[/page]

汪暉抄襲事件的“黨同伐異”

　　2010年3月10日出版的《文藝研究》和3月2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先后刊載王彬彬的長篇論文《汪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的學風問題》。接下來，無論是支持王彬彬的“倒汪派”，還是支持汪暉的“挺汪派”；所發揚光大的都是魯迅“黨同伐異”的戰斗精神。

　　我覺得王彬彬揭發汪暉的文章是公益性行為，正當的，做了一個好事。但是，他在文章中可以心平氣和地把這個事說出來，用不著一棍子把人打死。

　　議論汪暉的一些人中，有些人沒有資格，特別是易中天先生。易中天先生抄襲尹宣先生的《辯論——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尹宣先生費那么大的功夫從美國翻譯回來，一個招呼都不打，給人一改就出書了，那是更嚴重的抄襲。尹宣先生去世前，留下最后一句話就是：死也不原諒易中天。可想對人的傷害有多大。易中天來說汪暉的事，首先應該說說自己的事。

　　在這個爭論，最讓人信服的是謝泳。謝泳在《當明引不當暗襲》一文中，列舉了古今中外的學術界共同遵守的學術規則，最重要的就是清代經學家陳澧在《東塾續集》中所說的“前人之書當明引，不當暗襲……明引而不暗襲，則足見其心術之篤實，又足征見聞之淵博”。這段話也就是陳源說的，拿人家的著作藍本，只要說明，就沒事了，沒有說，就是抄襲。就是這樣道理。古今中外都是這個道理。

　　用這個標準來說，不管是馬敘倫、胡適、唐弢還是汪暉，抄襲的事實是毋庸置疑的，肯定是成立的。

　　比王彬彬說得更確鑿、更有說服力的是鄭也夫教授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的《汪暉抄襲不是疏漏的兩條證據》，證據確鑿地指出汪暉引用馬克思的話，就加了引號和注解；引用本國學者李澤厚的話，既沒有加引號也沒有加注解。汪暉引用外國伽達默爾的話，加了引號和注解；引用本國學者張汝倫的話，既沒有加引號也沒有加注解。

　　這次的抄襲風波中，國內媒體要求采訪，汪暉一概拒絕，最后卻選擇了海外的《聯合早報》，且拉了許多讀不懂中文的外國人替他簽名說話。中文都不懂的人有什么資格簽名？新左派的人一般都是愛國人士，中國人的學術著作，你不說明，不加引號和注解，外國人你怎么就注解？這不是崇洋媚外嗎？你不光是抄襲，比抄襲的性質更嚴重。從道德上說，抄襲承認了，大家就會放你一馬，承認一個錯誤，扣你一點工資。但你暴露了更嚴重的問題：本國學者抄襲本國學者的東西從來不加引號、注解，引用外國人的東西，就加注解、引號。有沒有公正心？有沒有學術常識？到底愛不愛這個國家？本國的人都不愛，會愛國嗎？這是什么新左派！

　　汪暉抄襲事件原本不是大事，抄人家東西，別人指出來，承認，怎么處理好就是了。像朱學勤不承認，但把博士畢業證交給復旦大學審，如果你們說是的，這個博士學位就不要了，這是一個態度問題。汪暉沒有這個態度。如果汪暉有這個態度，就不會有那么多人的攻擊。抄襲又不是殺人放火，也不是魯迅所說的“男盜女娼”，沒有那么嚴重。但不承認，問題就嚴重了。做錯了事，就要承認，連小學生都知道的道理，你還是一個大學教授，一個公共人物，整天到國外搞學術交流，還代表這個國家，我們就不能容忍，公共人物必須有一個嚴格的要求。

　　公共人物有錯誤，無論是誰都得承認錯誤。永遠不承認錯誤，公眾永遠就有權利追究你。

　　我要說的就是這么多，謝謝大家。[page]***[/page]

互動交流：

　　　主持人：今天牽涉到諸多教科上的人物，魯迅、唐弢等，讓我們有了另外的認識。董橋曾經說“新聞是歷史的草稿”，當下所發生的新聞事件，在未來，就歷史的原始資料。個人會在歷史上留下怎樣的位置，每個人都在思量，這可能是選擇認錯或不認錯的艱難所在。

　　下面是自由提問時間。

　　提問：這個事件從三月份開始，雙方爭執得很厲害，很多人說，清華大學應該成立一個學術調查委員會調查剽竊到底是否成立。前一段時間，學者聯名給清華大學中科院，他們為什么不啟動這個調查，不管最后是證實抄襲，或者沒有抄襲，清華大學為什么不做這個事？

　　張耀杰：社科院、清華大學等任何大學和學術機構都有學術委員會，只要學術委員會承擔起責任就可以。但他們就不負責任，擁有公共權力的人從來不負責任，我們這個國家從 1949年以后就是這樣。應該承擔責任的人不承擔責任，才導致這個事這么大。清華大學的校長和科學院的院長當時如果負責調查，這個就不會鬧成這么大。

　　提問：有一個說法，如果清華大學不調查這個事，清華大學的校長就會下臺？

　　張耀杰：這是言論表達，不至于那么嚴重，但他們確實沒有承擔責任，在這方面有瀆職的嫌疑。

　　提問：有沒有其它的渠道去監督？

　　張耀杰：沒有其它渠道。這個事只能是我們學者不斷地追究。

　　提問：張教授提到魯迅在《不是信》文章里，涉嫌到說謊的問題，你怎么認定他在攻擊的發表之前，就已經把原著買了？

　　張耀杰：“重余”說抄襲是8號發表的，魯迅6號就買了兩本畫冊。攻擊的文章正在寫、沒有發表時，魯迅是知道的，甚至參與了。那時孫伏園等人整天往魯迅家里走，《Art of Beardsley》是在發表之前兩天買的。魯迅在文章中寫是這事出了以后才去買這本書，魯迅顯然是說謊了。

　　提問：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是汪暉方面有很多被報道出的抄襲問題，是因為在圖書編輯中，編輯擅自把一些注釋、引用給去掉了，這個是不是有人在說謊，如果不是說謊的話，這樣的一個責任怎么認定？第二的問題是，也是為汪暉做辯護，當時南方周末把這個事報道出來時，并沒有充分地征求汪暉方面的判斷，對類似這個事，在媒體報道方面，應該有一個什么樣規范，或者責任，這個您怎么看？

　　張耀杰：第二問題就像甲方告乙方，法院要立案時,不可能還會問一下乙方是否同意。沒有這回事。抄襲就是抄襲，擺出來的東西，事實已經構成了，憑什么還要通知你，征求你的意見。揭發對方抄襲，難道還會問“要不要揭發？”，哪個貪官貪污了，舉報人難道會說“我要舉報你，你愿不愿被舉報？”哪有這樣的道理？

　　主持人：據郭宇寬的文章，南方周末編輯征求了汪暉的意見。但是汪暉不接受采訪，且拒不回應。最近的回應在《聯合早報》上。

　　徐東來：有人說王彬彬這次較勁汪暉，是朱學勤等人在后面做的一個策劃，我不知道這個內幕到底是怎么的，有沒有這回事？您怎么看。

　　張耀杰：我也不知道，因為六月份時，我見過南京大學的董健老師，南大對王彬彬揭發汪暉，非常不滿，專門找王彬彬談過話。董健老師他們簽名聲援大概也是這個原因。像王彬彬這樣主持公道的事，政府當局出面阻止也是不可以的。王彬彬列了很多證據，這些證據不可能完全成立的。我也不知道，因為六月份時，我見過董老師，南大對王彬彬揭發汪暉，非常氣憤，專門找王彬彬談過話。主持公道的事，政府當局阻止也是不可以的。王彬彬列了很多證據，完全成立是沒有問題的，包括出版的問題、技術上的問題，證明抄襲，我覺得不需要那么多的證據，僅鄭也夫的兩個證據也完全可以判斷汪暉的抄襲成立。審查委員會不用審查，就是一個下結論，怎么處理這個人和怎么處理這個抄襲事件。另外，抄襲了，并不等于說汪暉這本書沒有一點價值了，也不是說汪暉沒有一點學術水平了。不能用一點來否定其它的東西。但抄襲就是抄襲了，抄襲者本人應該承認錯誤，有關的學術機構應該給一個處理意見。

　　網友：我有一點異議，你剛才提到易中天先生的事，我個人認為他對一個事有沒有資格評論，跟他本人有沒有抄襲行為是沒有關聯的，也就是說，即使他本人有抄襲行為，他仍然有資格評論人，不知道您怎么看？

　　張耀杰：我的意思是他應該有資格，前提是易中天承認自己的錯誤，才能說汪暉有這個抄襲現象。如果一個小偷偷人家100塊，另外一個小偷偷了1000塊，偷100塊的小偷就喊著要抓1000塊的那個小偷，自己跑了，偷100塊和1000塊的小偷，是同一性質，同樣被抓。我所說的資格其實就是一個公平態度問題。

　　提問：挺汪派有一些批評，說這件事傳統媒體不應該參與，不可以批評。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應在一個小范圍內解決。大家把這個事放在媒體上去報道，對汪暉是不是公平。您怎么看這個問題，媒體應不應該參與到這個事來？

　　張耀杰：學術刊物是媒體，出版界也是媒體，小范圍可以談論，大范圍憑什么不可以談論？教授拿的都是納稅人的錢，國庫的錢，你的學問行不行，好不好，有抄襲還是沒有抄襲，就是要讓老百姓講。應該要讓所有的老百姓來監督。如果沒有做壞事，就不會怕人家講你。

　　網友討論1：我覺得學術圈本身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圈子，因為你做的學術，最終所指的或者影響是大眾，這些學者教授獲得的話語權也是面向大眾的，如果教授出問題，大家不能網上批評的話，我覺得這是狹隘的知識精英化。我覺得在現在的社會生活中，可以就這個事發表意見。

　　網友討論2：我覺得這個問題不牽涉到學術的問題，每個人都可以討論的。另外，針對汪暉魯迅研究的水平高不高，這方面問題是需要小范圍討論的。其實汪暉研究的水平也并不怎么高，他的很多觀點都有漏洞可批判。

　　張耀杰：汪暉對魯迅研究這個東西，我有很深的感觸。十年前我專門到書店買了汪暉的《反抗絕望》和林賢治的《人間魯迅》，回去翻了幾十頁，覺得這兩個人研究的魯迅研究得太差。汪暉故意把明白的話說得讓人不明白；林賢治有很多加引號的文章，我都不知道從哪里引的。我這種將魯迅的日記、書本看過的人都不知道他引的是不是魯迅的話，一般的讀者怎么能夠看得出來？做學問不能這樣做，做學問引用那么多話，總要說一個出處，從哪兒引的，不加注說明來路也是可以的。但幾乎全部的引文，從來不說出處，我納悶，這樣的書不知道是怎么出來的。

　　寫了書讓了大家看，整本書到處都是引號，一般的大學生、高中生怎么讀，誠信度在哪里？從學術上來說，引文一定要注明引用的出處。

　　“倒汪派”和“挺汪派”，不是簡單的就這兩派人，沒有那么簡單。我就不是倒汪派的人。我不是還寫文章批評過王彬彬嗎？我覺得謝泳的態度也是很公正的。

　　主持人：在這樣一個事情上，“黨同伐異”是經常會發生的事，但事實真相可能是唯一的標準，。比如最近的郭德綱事件，也會發生這種事。新聞界的權威、聲譽、尊嚴應該體現在事實真相的呈現和探尋，而不在于對郭德綱的一致聲討。在汪暉事件上也是同樣的道理，要杜絕黨同伐異。我期待能有更進一步的事實呈現。有沒有權威部門結論不重要，新聞記錄了，歷史記錄了，可能結論也就出來了，并不一定需要清華大學或者社科院、中科院做一個什么樣的結論。結論沉淀在豐富的事實中，現在在新聞里，未來就會沉淀在歷史記載中。

　　今天燕山大講堂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張耀杰與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