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事再審“新證據”怎么認？“三步走”審查法幫你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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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自2022年開欄起，“辦案心法”欄目致力于傳遞上海法院各條線優秀法官、法官助理的辦案方案、經驗和心得，其中“上海法院審判業務骨干”特別專題帶來了很多深入的思想交流。

即日起，我們繼續推出“辦案心法”欄目“上海法院審判業務骨干”特別專題，邀請他們分享辦案理念、經驗心得，期待你在這里依舊有所感、有所悟、有所獲。

本期“辦案心法”欄目“上海法院審判業務骨干”特別專題，邀請上海法院審判業務骨干，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訴審查及審判監督庭三級高級法官——傅偉芬；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訴審查及審判監督庭一級法官——周惠為我們介紹如何審查民商事再審“新證據”。

在民商事再審審查實踐中，如何精準把握“新證據”認定標準，始終是審判監督工作的難點痛點。審判實踐中客觀存在“新證據”認定標準模糊、審查尺度難統一等問題：如過于寬松，則再審程序易被濫用，生效裁判的穩定性與權威性受損；如過于嚴苛，又恐阻礙實體正義的實現，背離再審制度的初衷。結合多年審判實務，我們總結出“實質—形式—主觀”三步遞進審查法，為一線法官提供清晰、可操作的判斷路徑。

01

問題溯源：

新證據認定的兩大實踐困境

從司法實踐看，再審新證據的審查主要陷入“證明對象越界”與“程序正義失衡”的雙重困境。究其根源，是現行規則過度聚焦于證據“何時形成”“因何未提交”等形式與主觀要件，而忽視了“證據用來證明什么”這一根本性問題。

一、證明對象“越界”：沖擊既判力的隱形風險

當事人常將原審未主張的事實或終審后新出現的事實，以“新證據”名義提交，實質是試圖突破原審裁判的既判力范圍。

? 例如，在某業主訴物業公司工作人員名譽權侵權糾紛案中，原審判決侵權成立，物業公司工作人員公開賠禮道歉，但駁回業主的賠償請求。判決生效后，物業公司工作人員在道歉信中提及“對其他住戶提供的不實言論未經審核即播放”，業主遂以該道歉信為“新證據”，以存在“共同侵權人”申請再審。

審查發現，道歉信雖是“新形成”的證據，但其證明的“共同侵權”事實并非原審審理的“要件事實”（原審僅審理物業公司工作人員是否構成侵權），屬于典型的“證明對象越界”。若對此類證據予以認可，既判力的時間范圍（原審法庭辯論終結時）將被虛化，裁判穩定性無從保障。

二、程序正義“失衡”：訴訟誠信的落空

部分當事人出于訴訟策略，在原審中刻意隱匿關鍵證據，待判決生效后再以“新證據”突襲，既違反訴訟誠信，也導致案件反復審理，集中審理模式難以落實。

? 例如，在李某訴張某民間借貸糾紛案中，一審時因出借人李某僅提交載有3萬元的借條，故其主張出借款項8萬元未獲全額支持。二審維持原判后，李某以“回老家找到”為由，提交張某于一審前書寫的“正月15日給李某4萬元”的紙條，以該紙條為“新證據”，主張張某曾承諾還款為由申請再審。

審查發現，李某在原審中未提及“還款承諾”事實，且紙條內容未明確為“借款”，其逾期提交的理由亦明顯缺乏合理性。此類“留一手”行為，不僅造成司法資源浪費，更讓對方當事人陷入“二次訴訟”的被動，程序公平受到質疑。

02

破局之鑰：

“三步遞進審查法”實操指引

為化解上述困境，我們可以在審查新證據中構建一個由表及里、層層遞進的“三要件”框架，遵循“實質→形式→主觀”的遞進順序，核心是判斷其是否動搖了原審裁判的根基。

第一步：審實質——是否“足以推翻”原審要件事實

該要件是審查的第一步，也是決定性的門檻。新證據必須直接指向原審裁判的“要件事實”，比如借款合同糾紛中的“款項是否實際交付”、侵權責任糾紛中的“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且證明力達到“高度蓋然性”，同時與原審訴訟具有不可分性。并非所有與原案有關的“新”材料都能稱為再審新證據。

1. 證據的關聯性：聚焦要件事實，排除無關證據

再審新證據應當是證明力相當強的證據，系對應要件事實或基本事實的主要證據，強調必須足以證明原審要件事實錯誤，對于證明力尚不足以動搖原生效裁判的證據，一般不具有再審新證據作用。要件事實是指對原判決、裁定的結果有實質性影響，用以確定當事人主體資格、案件性質、具體權利義務和民事責任等主要內容所依據的事實，即決定法律關系成立、變更、消滅或法律責任承擔的核心事實。如果僅證明原判決、裁定存在一般瑕疵，就不應認定為“足以推翻”。

? 比如，在借貸糾紛案中，證明款項支付的銀行流水是關鍵要件事實證據；而證明雙方關系好壞的信件，則關聯性較弱。又如，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中，“工程價款結算依據”是要件事實，新提交的“工程量簽證單”可納入審查；但“施工人員考勤記錄”僅涉及施工管理，與價款結算無直接關聯，不屬于再審新證據。

2. 證據的證明力：以“高度蓋然性”為判斷標準

新證據必須具有相當強的證明力，能夠單獨或結合其他證據，使原審認定的要件事實陷入“真偽不明”或被直接推翻的可能性極高。如果其證明力尚不足以動搖原生效裁判，則不應啟動再審程序。實踐中，可采用“高度蓋然性”標準進行初步判斷。“足以推翻”不要求證據達到“絕對確定”，但需能使原審要件事實陷入“真偽不明”。

可參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規則：單方出具的證據（如單方委托的鑒定意見），若無法反駁原審中雙方認可的證據（如共同委托的鑒定意見），不構成“足以推翻”；間接證據需形成完整鏈條，若僅為“孤證”（如前文民間借貸糾紛案中的“紙條”），且無其他證據佐證，不得認定為有效新證據。

3. 證據的不可分性：區分“再審救濟”與“另行起訴”

再審程序是在原審訴訟基礎上的延續和補充，是相對于原審的特別救濟程序。再審程序的審理原則上以原審訴訟請求為審理、裁判的對象和范圍，不應超越原審訴訟請求和事實主張。新證據所證明的事實，應與原審訴訟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若新證據證明的是一個完全可以獨立成訴的新事實、新請求（如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終審后新產生的醫療費）或是原審未主張的事實（如前文名譽權糾紛案中的“共同侵權人”），應引導當事人另行起訴，不應通過再審突破既判力。

需注意的是，以“有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判決、裁定的”申請再審，應當由當事人自行收集新證據。在（2019）最高法民申1172號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亦強調，當事人以新證據事由申請再審的，應當自行收集新證據。因此，再審審查程序中，當事人申請法院依職權調取新證據的，一般不予準許。

第二步：審形式——是否真正為“新”證據

該要件主要是從證據形成時間上進行考量，涉及證據形成時間與原審的關系。新證據原則上應形成于原審法庭辯論終結前，且為申請再審時首次提交；辯論終結后新形成的證據，僅在“無法另行起訴”時例外審查。

1. 時間基準：以“原審法庭辯論終結時”為界

這是既判力“基準時”理論的要求——裁判只能基于辯論終結前的事實作出，之后形成的證據（如另案判決、新的鑒定意見）原則上不納入再審審查。

?比如買賣合同糾紛案終審后，賣方與案外人就同一批貨物簽訂的《質量確認書》，屬于辯論終結后新形成的證據，且可通過另案主張權利，不應作為再審新證據。

例外情形：辯論終結后新形成的證據，若無法另行起訴（如勞動爭議中，用人單位終審后出具的“解除勞動合同原因說明”，勞動者無法就此另行主張權利），可結合實質要件審查，但需嚴格控制范圍。

2. “新發現”與“新取得”的合理性審查

對于“原審辯論終結前已存在，庭審后新發現”或“原審已發現但因客觀原因無法取得”的證據，需審查當事人在原審中是否盡到“合理勤勉義務”。實踐中要強化舉證責任，約束細化“新發現”認定標準：客觀不能，如證據由第三方控制（如銀行流水需金融機構配合）；主觀不能，如原審未申請調查令的視為怠于舉證；特殊情形，如經法院釋明仍未提交的視為放棄權利。因此，實踐中證據由對方當事人掌控，原審中已申請法院調取但未獲準許，庭審后通過律師調查取得的，可認定為“新取得”；但若證據由當事人自行保管，卻以“忘記存放地點”為由逾期提交，合理性不足，難以認定為新證據。

需注意的是，當事人在原審期間提交但未經法院組織質證的證據，若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關于“新證據”的規定，可在再審階段作為新證據提交，人民法院應依法審查其真實性、合法性與關聯性，并據此認定案件事實。

第三步：審主觀——是否“不可歸責”于當事人

審查當事人逾期舉證的主觀狀態，是決定證據是否“失權”的關鍵。逾期提交證據的理由需具有“不可歸責性”，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期的，嚴格適用證據失權，即便證據可能影響實體結果。這是維護訴訟誠信的關鍵，避免“只要證據關鍵，就可豁免逾期責任”的不當傾向。

1. 不可歸責事由的具體情形

結合司法實踐，不可歸責情形認定建立“三層過濾機制”：證據由第三方掌控（如行政機關、檔案館），原審中無法調取，庭審后通過合法途徑取得；當事人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災害、重病）未能在原審中提交；法院程序瑕疵（如未依法送達舉證通知）。

? 比如在（2016）最高法民申1475號案中，中某集團未在原審提交證據，既有“檔案保管不善”的主觀因素，也有“未獲華某公司協助”的客觀原因，法院綜合認定“不可歸責”，認可其在再審中提交的證據為新證據。

2. 可歸責事由的法律后果：適用有限度的證據失權

可歸責情形懲戒明確“證據突襲”處理規則。若當事人存在故意（如刻意隱匿證據）或重大過失（如未及時查閱己方檔案），即便證據具有關聯性，原則上也不予采納。例如，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參加一、二審程序，判決生效后再以“新證據”申請再審的，屬于濫用訴訟權利，應直接駁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留一手”、搞“證據突襲”，比如明顯為拖延訴訟、隱匿關鍵證據，待生效后突然提交；在原審中經法官充分釋明后，仍故意不提交，待敗訴后再提交，則應堅決適用證據失權予以制裁。若非故意或重大過失，可采納與基本事實相關的證據，視情節訓誡、罰款等。

需注意的是，證據失權并非“一刀切”，若證據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權益，可例外采納，但需對當事人予以訓誡、罰款，平衡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

03

典型案例印證

“三步遞進審查法”

案例1：民間借貸糾紛案中李某以“新發現”的還款承諾紙條申請再審

審查過程：第一步實質審查：紙條內容模糊，未明確為借款，證明力不足。第二步形式審查：紙條形成于原審前，李某未盡合理保管與提交義務。第三步主觀審查：李某在原審中隱瞞該證據，屬重大過失。故得出結論：不符合新證據要件，駁回再審申請。

案例2：名譽權侵權糾紛案中某業主以道歉信中存在“共同侵權人”申請再審

審查過程：第一步實質審查：道歉信提及內容屬新事實，與原審侵權要件事實無關。無需進行后續兩步審查步驟。故得出結論：證明對象“越界”，不屬于再審審查范圍，應另行起訴。

案例3：建設工程糾紛案中的補充工程量簽證

審查過程如下：第一步實質審查：簽證單直接涉及工程價款結算，屬核心要件事實。第二步形式審查：簽證單形成于原審中，因建設單位拖延蓋章導致未能提交。第三步主觀審查：承包人已及時主張并催促，非其過錯導致逾期。故得出結論：可認定為新證據，啟動再審審查。

04

延伸思考：

構建“源頭治理”體系

再審審查是“事后補救”，要從根源上減少“新證據”濫用，需強化一、二審的“實質性準備程序”，將證據爭議解決在庭審前。再審階段的嚴格審查是“治標”，強化一審、二審的“實質性準備程序”才是“治本”。

一、強化庭前會議功能

推行“三固定”工作法，即固定訴訟請求、固定無爭議事實（制作要素式筆錄）、固定舉證期限（明確逾期后果）。對簡單民商事案件，庭前會議可采用線上方式快速固定證據爭點；對復雜案件，可同步制作《舉證責任及失權后果告知書》并由當事人簽字確認。法官應在庭前會議中明確當事人的請求權基礎與抗辯意見，固定無爭議事實，梳理要件事實，引導當事人圍繞爭點提交證據。在準備程序終結時，明確告知當事人舉證期限屆滿及證據失權的法律后果。對逾期提交的證據，當場審查理由，及時作出“采納”或“失權”的初步決定，避免證據“當庭突襲”。

二、深化釋明制度運用

建立“三維釋明清單”：即程序釋明，包括舉證時限、失權后果；實體釋明，包括要件事實證明標準；風險釋明，包括虛假陳述法律后果。對訴訟能力較弱的當事人（如未委托律師的自然人），法官應書面或口頭釋明“舉證責任分配”“舉證期限”“證據失權后果”，保障其舉證權利，從源頭上減少因不知、不懂而導致的“新證據”問題。

結語

民事再審新證據的審查，本質是平衡“實體正義”與“程序安定”的過程。通過“實質→形式→主觀”三步法，進行“先看實質是否關鍵，再查形式是否合規，最后核主觀是否可歸責”的遞進審查，既避免了“放過濫用者”，也防止了“錯失真正義”。我們既要守住“既判力不可輕易突破”的底線，也要通過庭前準備程序提前“堵漏洞”，讓“新證據”問題在原審中得到根本解決，最終實現“案結事了人和”的司法目標。

作者介紹

傅偉芬，華東政法大學民商法學碩士，現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訴審查及審判監督庭三級高級法官。獲評上海法院審判業務骨干、辦案標兵、辦案能手、調研先進個人等，入選上海法學會青年法律人才庫，上海法院首批實務專家，多次立功受獎。主審全國首例上市公司兼并重組股份隱名代持案，獲全國法院系統優秀案例分析二等獎；多起案件入選上海法院參考案例、精品案例、優秀裁判文書、示范庭審等。連續15年執筆上海法院黨組課題、上海法院重點及報批課題，執筆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調研課題、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多個課題獲評優秀課題；主要領域涉及民法、合同法、公司法、仲裁、破產；13篇論文獲全國級征文一等獎等獎項，在《人民司法》《法律適用》等刊物發表論文30余篇。

周惠，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碩士，現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申訴審查及審判監督庭一級法官。獲評上海法院調研先進個人，多起案例入選上海法院精品案例、維護家庭權益優秀案例、示范庭審等，所辦案件獲《人民法院報》整版刊載。在《訴訟法學研究》《上海審判實踐》等刊物發表多篇論文，多次獲全國法院系統學術討論會二等獎等，獲第二屆中國應用法學高峰論壇二等獎。執筆上海法院重點課題和報批課題共6項且多次獲評優秀課題。

來源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高院供稿部門：干部培訓處、申訴審查及審判監督庭

作者：傅偉芬、周惠

責任編輯：孟文娟、張巧雨

編輯：左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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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觀號作者：浦江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