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年七月初七,北伐前線的捷報還在往南京送,一封加急的“喪報”卻先把朱元璋給干懵了。
當時的場景估計很多人想不到,這位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鐵血皇帝,拆信的手一直在抖。
看完之后,當場就破防了,痛哭流涕,甚至為了這事兒直接罷朝七天。
信里說的只有一件事:那個號稱“常十萬”、把元軍嚇得尿褲子的常遇春,在柳河川暴病死了。
這年他才四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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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覺得心里堵得慌的是,就在十六年前,這哥們兒還是個為了幾斗米在山溝里攔路搶劫的毛賊;十六年后,他成了大明朝最鋒利的刀,結(jié)果在最輝煌的時候,咔嚓一下,斷了。
把時間軸拉回1353年的那個夏天。
安徽鳳陽那地界,日頭毒得能把活人烤干。
這會兒你要是路過田埂,指著那個光著膀子、給老朱家刨地的徐達,或者指著隔壁懷遠縣那個蹲草叢里啃樹皮的常遇春,說這倆以后是封狼居胥的大將軍,旁邊人肯定以為你餓瘋了在說胡話。
那個年代哪有什么“天選之子”,底層的邏輯簡直殘酷得沒法看:元朝那幫蒙古貴族把漢人當牲口使喚,江南的稻田里長不出莊稼,全是餓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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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徐達、常遇春這種大字不識一筐的泥腿子來說,造反壓根不是為了什么家國大義,動機就一個——生理性的。
肚子餓了,想吃頓飽飯。
朱元璋在皇覺寺敲木魚敲不出大米飯,徐達在土里刨食刨不出活路,常遇春當土匪也搶不到幾個有錢人。
這種被逼到墻角的極致絕望,才是后來那個龐大帝國的地基。
現(xiàn)在很多文人沒事兒就喜歡瞎吹,把徐達、常遇春描繪成通讀兵法的軍事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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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這純屬“幸存者偏差”。
真實的戰(zhàn)場哪有那么多運籌帷幄?
對于這幫莊稼漢出身的將領(lǐng)來說,打仗其實就是種地的延伸。
徐達第一次上戰(zhàn)場的時候,那叫一個生澀,連盔甲帶子咋系都不知道,手里拿的搞不好就是改裝過的農(nóng)具。
但他們有一種科班武將絕對學(xué)不來的“天賦”,就是那種從農(nóng)耕生活里練出來的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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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朱元璋復(fù)盤戰(zhàn)役,驚訝地發(fā)現(xiàn)徐達對地形的理解簡直神了。
徐達對此的解釋特別樸實,聽著甚至有點好笑:“俺看那蘆葦蕩子的長勢,就知道水有多深,大船過不去。”
這種“看云識天氣、看土知深淺”的本事,是他們在貧瘠土地上跟老天爺搶飯吃練出來的童子功,比紙上談兵的《孫子兵法》管用得實在太多。
更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這種“沒文化”,成了他們最大的保命符。
在那個群雄并起的亂世,陳友諒、張士誠手底下不缺讀書人,缺的是“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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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遇春攻下蘇州城那一回,干了一件讓所有讀書人下巴都掉地上的事——他把張士誠那把極盡奢華的龍椅,直接劈開當柴火燒了燉肉吃。
朱元璋聽說了這事兒,半開玩笑半試探地問他:“那椅子金光閃閃的,你不覺得可惜?”
常遇春一邊剔牙一邊翻白眼:“那玩意兒硬邦邦的,坐著硌屁股,還不如俺的馬鞍舒服。”
這一句話,比一萬句“吾皇萬歲”都讓朱元璋安心。
在老朱這個同樣草根出身的皇帝眼里,徐達和常遇春就像自家院子里的看門狗,兇猛、忠誠,最重要的是——他們對“坐椅子”這件事完全沒興趣,只對“有肉吃”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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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位再好,在餓怕了的人眼里,還不如碗紅燒肉實在。
但咱們也不能光看傳奇,得看看這背后的血腥底色。
常遇春之所以被稱為“常十萬”,除了他吹牛說能帶十萬兵,更因為他在戰(zhàn)場上的“瘋魔”。
史書里輕描淡寫的“克敵制勝”,翻譯成白話就是拿人命去填。
采石磯之戰(zhàn),常遇春那是真拿著門板當盾牌,頂著像暴雨一樣的箭矢往城墻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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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啥這么拼?
他在一次酒后吐露過真言:“不拼也是餓死,拼死了那是命,拼贏了就能吃頓飽飯。”
這種亡命徒的邏輯,把原本只是混口飯吃的農(nóng)民軍變成了不知疼痛的殺戮機器。
相比之下,張士誠那幫領(lǐng)著固定工資、讀過幾本兵書的士兵,見到這幫為了“兩畝水田”承諾就敢生吞活剝對手的瘋子,心理防線瞬間就崩塌了。
這就像現(xiàn)在的打工人碰上了不要命的亡命徒,根本不是一個維度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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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亂世的饋贈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這兩位“戰(zhàn)神”的結(jié)局,實際上早在他們拿起鋤頭造反的那一刻就注定了。
常遇春那是典型的“卸甲風(fēng)”,大熱天脫了盔甲貪涼,結(jié)果一病不起。
民間傳說是“殺孽太重遭天譴”,據(jù)說他在山東等地有過屠城的惡行。
這種傳說雖然帶有迷信色彩,但側(cè)面反映了當時戰(zhàn)爭的慘烈程度——所謂的赫赫戰(zhàn)功,全是建立在無數(shù)同胞的尸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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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徐達雖然活得久一點,卻活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
那個著名的“賜蒸鵝”傳說,不管是不是野史,都精準地隱喻了君臣關(guān)系的異化。
當天下已定,當初那個“只懂砍人不懂權(quán)謀”的優(yōu)點,瞬間變成了“功高震主”的隱患。
徐達最后是在背疽發(fā)作的劇痛中離世的,那種痛苦,或許并不比戰(zhàn)場上挨一刀來得輕松。
站在2025年的視角回望這段歷史,我們看到的不是兩個光芒萬丈的英雄,而是兩個被時代洪流裹挾的苦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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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達和常遇春的故事,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了元末明初那個“吃人”社會的本質(zhì)。
那里沒有浪漫的英雄史詩,只有赤裸裸的生存法則。
讀書人捧著圣賢書餓死在路邊,文盲提著腦袋卻封侯拜相,這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歷史諷刺。
他們用十年時間,從莊稼漢變成了帝國柱石,但身上的泥點子和血腥氣從未真正洗凈。
那個時代的風(fēng)口,確實把“野竹子”吹上了天,但我們別忘了,竹子底下埋著的,是幾百萬沒能活下來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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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當我們再津津樂道于“寒門出貴子”或者“亂世出英雄”的時候,不妨多想一層:所謂的傳奇,不過是無數(shù)個“徐達”和“常遇春”中,運氣最好的那兩個罷了。
剩下的千千萬萬個他們,早已化作了江南稻田里的一捧春泥,無人知曉,也無人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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