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知識生產模式轉型，優化大學基礎研究治理

來源：環球網

在當代高等教育體系中，基礎研究作為科學知識創新的核心環節，是現代大學學術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應用研究不同，基礎研究更強調探索未知領域和理解自然規律，其成果往往具有長期性和不確定性。尤其是在“雙一流”大學的發展過程中，基礎研究不僅推動了科學知識的長期積累，而且成為國家創新體系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源泉。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隨著知識生產模式的不斷轉型，為應對國際科技競爭、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雙一流”大學作為我國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軍，迫切需要優化其基礎研究治理?；A研究的治理模式并非一成不變，它深受科學共同體的內部邏輯及外部社會、政策環境的影響，并在不同的知識生產模式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由此，在不同知識生產模式下，“雙一流”大學需要從治理結構、治理過程和治理文化等方面來分析其基礎研究治理的特點，以進一步提升基礎研究的原始創新能力，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推進科技強國建設。

“知識生產模式1”下的大學基礎研究治理：一元、閉合、為科學而科學

自19世紀德國洪堡大學確立了科學至上的理性主義理念起，出現了強調“知識本身即為目的”的大學本體價值觀，由此形成了“知識生產模式1”?！爸R生產模式1”的邏輯為：大學是知識生產的重要主體，知識生產的主要內容幾乎完全等同于純粹的科學研究。該模式強調學科導向，即研究活動以學科為基本單元，以內生的學術邏輯為主。由此，大學基礎研究的治理結構是以純基礎科學研究人員及多位學術精英與相對固定的學術共同體內部人員，如教授委員會、研究所和實驗室、研究生和博士后等為主體的一元治理結構。治理過程以閉合式同行治理為主，即研究質量的評判主要依賴學術共同體內部的同行評議，而非行政或市場力量。具體而言，形成了從資金申請到成果評價的制度化流程，即科研人員根據自身研究方向，向各類資助機構（如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等）提交研究提案；經過同行專家的評審，以確保研究計劃的科學性和可行性；研究成果通過學術期刊、會議等途徑進行發布，并接受學術界的評價和認可，從而保障了研究活動的質量和透明度。治理文化強調“為科學而科學”的學術價值觀，即基礎研究追求知識自身的增值與科學發展，不以直接經濟或社會應用為首要目標；科研人員擁有選擇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學術自由，不受外部干預；研究活動以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為核心目標，而非直接的經濟利益；科研人員之間建立起基于信任的合作關系，共同推動科學進步。這種治理模式強調科學共同體內部的自我調節機制，保障了學術自由和長期探索能力，但同時也存在局限，如跨學科整合不足、社會需求響應滯后、研究成果轉化率低等。因此，大學在保持學術自主的基礎上，需要引入更加靈活的治理模式以適應快速變化的科研環境。

“知識生產模式2”下的大學基礎研究治理：三元、半開放、應用取向

伴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興盛，吉本斯（Gibbons）等人以美國研究型大學的辦學理念與模式為模板，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知識生產模式2”的概念，強調與其他社會主體之間的合作與互動，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引入了“投入”“產出”“效率”“效益”“問責”等明顯來自產業界的概念，大學的學術研究行為也開始被市場化的原則體系所控制。該模式強調跨學科、應用導向與開放合作的知識生產，治理格局呈現出多元化和社會嵌入性。由此，大學基礎研究的治理結構是以“三螺旋”（即學術界、產業界、政府）為主的三元協同治理結構，通過合作、知識轉移和資源共享，建立跨學科研究中心，共同參與研究議題的制定、項目管理和資源分配，實現資源配置的協同化，推動科研創新。治理過程以半開放式三元治理為主，即在學術自主的基礎上引入外部評審、產業需求評估和政策導向，如研究議題不僅由科研人員提出，還受產業需求和政府戰略優先方向影響；在同行評議基礎上，引入企業專家和政策評審，為科研項目的可應用性提供評估；完善階段性評估和成果轉化追蹤機制，確保基礎研究兼顧創新性與應用潛力。治理理念以“應用取向”為主，即科研目標與社會問題密切相關，強調知識轉化與創新能力；知識生產不僅關注理論發展， 更強調解決社會、經濟和政策問題；科研人員在科研過程中更加注重與企業和政府的溝通與合作，培養復合型人才。這種治理模式推動了跨學科合作并強化了跨學科創新能力、提升了科研成果轉化及應用能力，同時也帶來了學術自由與外部需求之間的平衡挑戰，為大學基礎研究提供了兼顧創新性和社會價值的實踐路徑。

“知識生產模式3”下的大學基礎研究治理：多元、開放、創新取向

“知識生產模式3”則由卡拉亞尼斯（Carayannis）于 2003 年提出，將知識分型的創新環境和生態系統觀念引入，更加強調知識生產組織的異質性和多樣化，以及知識生產過程中所發生的互動。該模式強調更加多元的知識生產集合體之間的協作性和創新性。由此，大學基礎研究的治理結構是以“四螺旋”（即政府、大學、企業、公民社會）為主的戰略合作治理結構，即通過引入公民社會作為第四個螺旋（即強調公眾參與科學研究和社會需求導向）來形成大學與政府、產業界、非營利組織之間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創造共享價值，推動教育、研究和學術使命的發展。治理過程以開放式多方協同治理為主，大學、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共同參與研究議題的制定、項目管理和資源分配；研究議題不僅由學術界提出，還受到社會需求和公眾關注的影響；不同主體之間的合作更加緊密，形成多元化的研究團隊，共同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治理理念以“創新取向”為主，即強調研究不僅要追求學術前沿，還要關注社會需求和實際應用，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應用；強調社會責任意識，即科研活動不僅關注學術價值，還關注社會價值，強調研究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強調開放共享精神，即倡導知識的開放共享，促進不同主體之間的信息交流和資源共享。這種治理模式不僅提升了基礎研究的社會價值和影響力，也促進了科研活動的多樣化和活躍度，更提高了科研資 源的利用效率，為全球大學基礎研究治理模式的轉型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大科學時代下的中國“雙一流”大學基礎研究治理：新型舉國體制

在“知識生產模式3”下，隨著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和研究主體、研究資金、研究設施設備的日漸擴大，科學研究不再是傳統個人或少數精英的孤獨研究，而轉變為跨學科團隊研究甚至是跨越國界的超大的、多元的戰略合作研究，這就昭示著科學研究開始從小科學時代進入大科學時代。其一，大科學時代的“大”體現為“大”的科學交流網絡，即由國際國內科學組織或機構所形成的跨國性大范圍的、多元的、開放的科學合作網絡，致力于通過世界范圍內的大平臺建設與互動網絡建構來推動科學的跨學科、跨國的合作共贏。其二，大科學時代的“大”體現為“大”的科學研究問題，即這類科學研究問題復雜度高、研究活動規模大、跨越的學科多、研究設施特殊、研究結果對經濟社會影響深遠，由此需要做好統籌謀劃、分工協作、整體推進的工作安排。其三，大科學時代的“大”體現為“大”的科學研究體制即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協同的體制，從而能充分利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使科學研究達到顛覆性、突破性效果。

在大科學時代，“知識生產模式3”也對中國“雙一流”大學基礎研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中國“雙一流”大學作為基礎研究的主要陣地，其基礎研究的總體水平有待提升，原始創新能力還需進一步增強；基礎研究投入總量不足，投入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基礎研究人才隊伍建設亟待加強；基礎研究支持和評價機制有待完善。隨著新型舉國體制的提出，中國“雙一流”大學在基礎研究治理領域需要堅持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機制、協同攻關的基本方針，并在基礎研究治理中彰顯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即統籌好“舉國之力”與“學術之魂”間的關系便成了關鍵。具體而言，中國“雙一流”大學要通過創新治理理念即鼓勵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及重大科學問題的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識創新研究，重塑治理結構即構建大學、政府、企業、公民社會間的多元協同模式，從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導上處理好新型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的關系，優化治理過程即完善基礎研究項目組織、申報、評審和決策機制，實施差異化分類管理和國際國內同行評議，從而實現舉國范圍內的基礎研究資源配置，并最終服務于國家重大科技創新需求，提升基礎研究的動力活力，奮力推進科技強國建設，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作者：陳嫻，單位：南昌大學，本文系［課題項目：202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學青年項目“歐美國家世界一流大學基礎研究的治理模式比較研究”（項目編號：CIA23032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