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做這兩本女性科幻，我差點在小紅書和人吵起來了

做書按：《陌生的女孩》是一部女性科幻短篇集，收錄了九篇中國女性科幻作家近年的作品，也是KEY·可以文化的編輯兔二2025年最喜歡的一部作品。可科幻就是科幻，和性別有什么關系呢？

這篇編輯手記或許可以給你答案。

本周日（1月11日），兔二和本書主編顧適（去年偏心參展書目《序曲2181》的作者老師，緣分又續上了不是！）以及特邀嘉賓武甜靜老師將來到展覽現場進行一場現場版的“出版AMA”，結合兩本女性科幻作品和大家聊聊為什么“‘女性科幻’有必要，更要大聲說”。

*本場活動報名已截止，感謝大家熱情報名參與！未能成功報名的朋友也歡迎前來，屆時可依據現場情況站立旁聽。

入行快六年，我獨立策劃了一條全新的科幻書系：越境。

在書系的介紹上，我寄托了這樣的期望：

“越境” 是一場文學的實驗——

它拒絕被定義，在形式與內容上持續拓展；

它關注女性的聲音與經驗，讓個體書寫成為時代的回聲；

它打破類型的藩籬，讓科幻、現實、幻想與詩意在同一語域中相遇。

因此，這套書系的001、002號書，是兩本女性主義科幻/幻想短篇小說選集：《一個女人認為自己是行星》《陌生的女孩》。

《行星》是最早立項的一本。這本書的編者是著名的美國科幻編輯安·范德米爾和杰夫·范德米爾夫婦，他們策劃過許多重量級選集，比如《科幻：100》《時間旅行者年鑒》等。也正是順著這些線索，我找到了這本Sisters of the Revolution，中文書名取了其中一篇的篇目名《一個女人認為自己是行星》（以下簡稱《行星》）。

《行星》原文的副標題里用的是“Speculative Fiction”，即“推想文學”，這個概念比“科幻（Science Fiction）”更寬泛。推想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科幻，還包含奇幻、反烏托邦、未來史、女性烏托邦等各種“假設性”的文學。換句話說，它關心的不只是“技術如何發展”，而是“假如世界被重新設定，人類的處境會怎樣”。

“女性主義推想文學”正是用這種方式，重新思考“如果我們能重新設定身體、社會、語言與權力的規則，世界會是什么樣？”

《行星》收錄了29篇作品，時間跨度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作者陣容非常豪華：勒古恩、小詹姆斯·提普垂、喬安娜·拉斯、安吉拉·卡特、奧克塔維亞·巴特勒……幾乎是女性主義科幻史的一部縮影。在這本選集里能看到不同時代女性作家對身體、性別、權力、未來想象的回應，也能看到她們如何用想象去抵抗現實的限制。

對某種缺失的回應

《行星》確定要引進之后，我就在想，既然這本書會在中國出版，為什么不加一篇中國女性的科幻作品？這個想法得到了出版社的確認和支持，于是我便開始研究中國的女性科幻寫作。也正是在探尋的過程中，我讀到了程婧波老師主編的《她：中國女性科幻作家經典作品集》。

這本書給我的感觸非常復雜。程老師在書中向每位作家提出了同一個問題：“你怎么看待自己作為‘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不少人選擇了回避，甚至否認這個標簽。有人說“我只是個作家”，有人說“科幻就是科幻，不分男女”。

這種回應本身，或許正反映出一種非常普遍，也非常頑固的心態：我們習慣把“作家”視為一個中性的存在，但在現實語境中，這種“中性”往往不過是“男性”的另一種形式。文學并非不存在性別，而是默認了某一種性別經驗。

話說回來，也正是在那本書中，我讀到了顧適老師的作品《為了生命的詩與遠方》。她的故事中，對生命形態的追問，將個人命運與生命道路本身交織在一起的敘述脈絡，以及一種非人類中心的視角，都讓我眼前一亮。但最讓我觸動的，是她在回答中提到的一次私人經驗：一位朋友在讀完她的小說集《莫比烏斯時空》后，問她，為什么其中幾乎沒有女性角色。正是在這一刻，她意識到，這并非偶然，而是一個她此前未曾認真直視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同樣也是勒古恩寫作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顧適的自我反思與勒古恩的寫作經歷形成了某種遙相呼應的關系。勒古恩在回顧自己早期創作時，曾多次提到，她并非一開始就清醒地意識到性別在敘事中的位置問題。《地海傳奇》前三部幾乎完全以男性為中心，《黑暗的左手》雖然構想了一個無固定性別的社會，卻仍然沿用了男性敘述者與男性代詞作為“默認視角”。在紀錄片《厄休拉·勒古恩的世界》（Worlds of Ursula K. Le Guin）及多次訪談中，她回憶過自己曾因外界的質疑而感到憤怒——有人直接問她，為什么地海的主角是男性，為什么《黑暗的左手》中“無性別”的人物卻被當作“他”來書寫。她最初的反應是防御性的，但隨后也逐漸意識到，這并非誤解，而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問題。

正是這種被迫直面的不適，成為她寫作生涯中的轉折點之一。她后來坦言，自己在早期“學會了像男人一樣寫作”，卻忽視了女性經驗本身；而這種意識，最終推動她在《地海傳奇4：地海孤兒》以及后續作品中，重新書寫地海的世界結構與敘事重心，讓女性不再只是背景，而成為理解世界、權力與倫理的核心入口。

正是讀到這里，我才逐漸意識到，這并不只是個體創作中的偶然盲點，而是一種需要被反復指出、反復修正的結構性問題。中國女性科幻寫作，或許正處在一個相似，卻更加沉默的階段。

顧適老師的這種自我反思，讓我非常感動。幾乎是一拍即合，我們很快開始合作策劃《陌生的女孩》，由顧適老師擔任主編。我們也很清楚，這個問題并不能通過“補上一篇作品”來解決，而需要一個由多種寫作路徑共同構成的回應。《陌生的女孩》最終收錄了九篇近年中國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都是顧適老師多年閱讀與積累中精心挑選的篇目。與此同時，我們還邀請了幾位女性科幻選集的編者——程婧波、王侃瑜、武甜靜，圍繞“女性科幻”展開了一場圓桌對談，并將這場討論一并收錄在書中。

在《行星》的前言中，編者寫道：“我們希望每一位讀者都能在書中邂逅自己尚不熟悉的作家或作品，并由此感受到一種缺失——一種需要未來某部選集來填補的空白。”

《陌生的女孩》，正是對這種“缺失”的回應。

《陌生的女孩》在「偏心：100位編輯的年度之書·北京站」（圖源：小紅書@菜市場找狗）

“女人不存在”？

新書還沒有上市的時候，我在小紅書上參與了#出版AMA的話題活動，發了一條“我是想做女性科幻的編輯，歡迎大家提問”的帖子。

前期評論區的討論還很友好，但漸漸地質疑和攻擊多了起來。這其實也是我們在編輯、宣傳階段經常被問到的問題：“為什么要強調女性？科幻就是科幻，和性別有什么關系？男性也能寫女性主角啊。”

這其實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因為它觸及了“女性經驗”在文學體系中的位置。法國思想家拉康曾說過一句被反復誤讀的話：“女人不存在。”他并不是否認女性個體的存在，而是說：在我們所繼承的語言、文化與象征體系中，沒有一個能真正表達“女性經驗”的位置。換句話說，我們用來描述世界的語言，本身就是男性化的。在這種語言里，“人”的默認形式是男性，而“女人”被放在附屬、例外的位置上。

當女性開口時，她往往必須使用一種為男性經驗設計的語言。所以，我們才會覺得“女性科幻”好像是個特殊化的標簽。但這種不適感本身，恰恰說明了主流語言并不能自然地容納女性經驗。

所以，當女性作家寫科幻，她們面臨的不僅是文學的挑戰，而是要在一個由男性經驗構建的語言系統中，重新創造表達的可能性。

這正是女性科幻的重要意義，因為科幻本身就是一種關于“假如”的文學，它讓我們有機會重新設定語言、身體、社會、未來的規則。女性科幻作家正可以利用這一點，去想象那些在現實中“不可說”的經驗。

這兩本書適合交叉讀

在女性作家關心的議題里，有兩個始終繞不開的焦點：一個是作為性別化身體的女性，一個是作為生育者的女性。

我在和顧適老師溝通這本選集的時候，發現這兩個問題往往最能激起討論——有時甚至是爭論。

而在《一個女人認為自己是行星》《陌生的女孩》這兩本集子里，就有很多可以交叉閱讀和討論的篇目。

去年偏心展巡展到上海思南公館的時候，我在沙龍分享上和讀者們一起選讀了帕梅拉·薩金特的《恐懼》、喬安娜·拉斯的《改變來臨時》，以及修新羽的《陌生的女孩》，這三篇小說都在追問一個相同的問題：當人類重新掌控生育的方式，兩性的關系有可能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恐懼》發表于1984年，比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還早一年。兩者都寫極權體制如何壟斷女性的生育權，但薩金特的筆觸更冷峻，也更具科幻原型感。

故事設定在災難后的世界。男性以“秩序”和“安全”為名，完全接管了生育技術與女性身體。自然繁殖被禁止，女性被囚禁或消滅，只剩極少數人偽裝成男性茍活。主人公便是這樣一位幸存者。

喬安娜·拉斯更為人所知的是文論《如何抑止女性寫作》，她同樣也是一位非常活躍的小說家。她在197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改變來臨時》就描繪了另一個極端。

故事中的人類遷居到一顆名為“懷樂薇”的星球，男性因瘟疫滅絕。幸存的女性通過融合卵技術繁衍后代，建立了一個沒有男人的新社會。她們重新定義了社會與倫理——不再依附，也不再被支配。直到有一天，地球的男性探險隊抵達了這里……

“改變來臨時”的改變，帶來的并非希望，而是一種歷史的回潮。拉斯用這場相遇揭示：父權的回歸不總是以暴力出現，它更常以“正常”的口吻重新命名世界。

修新羽的《陌生的女孩》，發表于2021年，則把這種思考推向更遙遠的未來。

一場災難性的基因突變，讓人類兩性失去了結合繁殖的能力。此后，男人和女人各自進化，都能用自己的遺傳組單性繁殖。兩性生殖隔離，各自延續，不再需要對方。

這看起來是終極的平等：沒有壓迫，沒有依賴，但也是一種深刻的孤立。這是一個“無沖突”的世界，也是一個“無生成”的世界。

這三篇小說構成了一條隱形的時間線：從壓迫到重構，再到消解。技術越進步，性別并不會自然消失；反而可能進入更隱形的階段。《恐懼》讓女性為身體付出代價；《改變來臨時》讓女性用語言奪回世界；而《陌生的女孩》則揭示一種更危險的未來：當差異被技術消解，我們也失去了彼此之間生成關系的可能性。

“女性科幻”有必要，更要大聲說

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們為什么要出版女性科幻？

因為“女性主義和科幻之間有一種天然的契合——它們都關注那些還沒被完整講述的東西”，包括被忽視的身體、被改寫的記憶、被壓抑的欲望，以及被預設的未來。

也因為她們的故事還不夠多，因為她們的語言還沒有被完全聽見，而每一次選集的出版、每一次譯介，都是在拓展我們理解“人類經驗”的邊界。

更因為，女性科幻不是一類被分出來的“特殊文學”，它是文學世界缺失的一部分，是我們重新想象人類自身時，必不可少的那部分聲音。

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并不是一個領域就能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從這里出發，讓更多的女性作家寫出“我們”，在探索中不斷接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