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評蔡宗齊《中國歷代文論要略》《中國歷代文論評選》

《中國歷代文論評選》，蔡宗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

《中國歷代文論要略》，蔡宗齊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蔡宗齊文學理論研究書系”共四種：《中國歷代文論評選》《中國歷代文論要略》《中西文論互鑒錄》《中西文論精要評選》。其中第一、二種各四冊，已各出三冊。蔡先生“總序”中將“重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視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圣杯”，這套書系即在探尋這一“圣杯”，且與西方文學理論相比較，以達互鑒之目的。其立志之高，已情見乎辭矣。

蔡先生聲言“重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重構”云者，意味著前人已有建構。蔡先生所列舉者乃劉若愚氏《中國文學理論》（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5；杜國清中譯，聯經出版公司：1981）。劉氏指出中國文學理論是“大體上獨立發展”，自成傳統；但“很少受到有系統的闡述或明確的描述，通常是簡略而隱約地暗示在零散的著作中”，故未成系統。劉氏欲“將隱含在中國批評家著作中的文學理論抽提出來”，使之成為有系統的文學理論。因為中國文學理論原本是“隱含”（implicitly suggested）的，要將其“抽提出來”（bring out），就需要有一個概念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劉氏借用了艾布拉姆斯《鏡與燈》中的概念架構。艾氏以作品、藝術家、宇宙、觀眾為藝術作品所涉及的四要素，艾氏以作品為中心建立了一個三角圖式（見下圖），據此將西方文論分為四類：模仿理論（mimetic theories），著眼于作品與宇宙關系；實用理論（pragmatic theories），著眼于作品與觀眾關系；表現理論（expressive theories），著眼于作品與藝術家關系；客觀理論（objective theories），著眼于作品自身。劉若愚認為艾氏的四要素具有普遍意義，同樣適用于討論中國文學，并可以給“隱含”的中國文學理論提供一個概念架構，但劉若愚又認為艾氏三角圖式不足以涵蓋并說明全部中國文學理論，于是將其圖式改造成四要素雙向循環的圓形圖式（見下圖），并據此將中國文論分為六類：形上理論（metaphysical theories）、決定理論（deterministic theories）、表現理論（expressive theories）、技巧理論（technical theories）、審美理論（aesthetic theories）及實用理論（pragmatic theories）。這六種理論以西方理論術語命名，與艾氏歸納的四種理論有同有異，故可以形成共同概念架構基礎上的跨文化比較與對話。

艾氏圖式

劉氏圖式

蔡宗齊先生認為劉若愚對艾氏三角圖式的改造是“天才之舉”，因其“提煉出中國文學思維的最顯著特征：將文學看成一種四階段的互動過程”，但同時認為劉氏“未能意識到他自己發明的循環圖表潛在的范式意義”，而“一味地追隨艾布拉姆斯的步伐，建立了與四個坐標相關的理論類型”。在蔡先生看來，由于劉氏“運用西方分析框架的演繹方法”“存在嚴重缺陷”，“套用艾氏理論重構中國文論系統”，因而“終是方枘圓鑿、格格不入”。這里出現一個有趣問題。運用艾氏圖式分析中國文論并非始自劉若愚氏，正因劉氏認為此前學者直接套用艾氏圖式不能契合中國文論，遂加以改造。劉氏自稱“這些類目并非先驗建立，而是歸納發現”（These categories are not established a prioributrather are discoveredinductively），很明顯，劉氏自以為六種理論并非演繹而來，乃是歸納而出，但在蔡宗齊先生看來，劉氏的六類理論非自歸納，而出演繹。劉氏之自述如彼，蔡先生之評論若此，何以二人有對立之判斷？關鍵在于六種理論之歸納與命名。在劉若愚看來，中國文學理論原無系統，“許多重要的批評概念與術語仍未闡明”，“主要的中國文學理論尚未獲得適當的論述”，因而需要“更有系統、更完整的分析”，他將系統完整分析的結果用西方的理論術語表述出來，換言之，給中國思想一副西方面目。劉若愚的理想是建立普遍的文學理論，他相信不同文化傳統中的文學理論都具有普遍性的部分，中國文學理論在普遍的文學理論中應有自己的位置與貢獻，在他而言，作為現代批評家，在世界性的脈絡中（in a cosmopolitan context）研究中國文學理論，運用具有普遍意義的西方術語概括中國文學理論是正當的，這樣可以使得中西文論在普遍的概念架構內進行比較，從而進行綜合，以達成普遍的文學理論。但在蔡先生看來，如果承認中國文論是獨立的傳統，那么對中國理論傳統的歸納，必然要呈現出中國文論的內在邏輯，要呈現出這種內在邏輯，概念與術語應該是中國的，中國思想應該有中國面目，但劉氏“六種文論類型的命名”全然是西方的，這“證明了他將西方概念演繹性地強加在中國傳統上”，給中國思想戴上了西方面具。蔡先生意欲“重構”者，即因之而起。

蔡先生的“重構”要面對劉若愚關于中國文學理論的基本判斷，即自成傳統而未成系統，也要面對劉氏建構出來的中國文論的系統。關于中國文論不成系統說并非始倡自劉若愚，乃是現代學者的基本共識。晚清以來中國學者接受西方觀念，以為知識必成系統。系統性成為現代中國學者理解的現代學術的必要條件之一，而反觀中國傳統學術，多以為中國學術無系統。現代學者對中國文論的看法也是如此。朱光潛《詩論·抗戰版序》（1942）指出中國傳統文論“短處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即是代表。但是這里所謂“不成系統”，是指思想組織表達上缺乏條理組織，還是指思想本身欠缺系統呢？早在1930年代，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1934）中即提出“實質上的系統”與“形式上的系統”之分，前者關乎思想自身，后者涉及思想的表達。若按馮先生的說法，中國傳統文論也有實質上的系統與形式上的系統之分別。馮友蘭承認中國哲學在形式上的系統上有欠缺，但有實質上的系統，現代學者研究中國哲學史，“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如果一個實質上的系統未在形式上被表出，那么這個實質上的系統就是一個隱性的系統，馮友蘭所謂“找出”者即是謂此。“找出”實質上的系統即重建其思想的內在邏輯，而將實質上的系統以語言表達出來，形成一有條理有層次的統一體，便是形式上的系統。就中國文學理論而言，劉若愚承認并努力“找出”中國文論實質上的系統，不僅如此，而且致力建構中國文論形式上的系統。但是，在蔡宗齊教授看來，劉若愚并未能找出中國文論真正的實質上的系統，相應地也未能建構出中國文論的合理的形式上的系統。蔡先生認為，劉若愚是從西方文論“演繹”出中國文論體系的，劉先生建立起來的中國文論的體系不僅不符合中國文論思想的內在邏輯，而且在形式上也是西方的。劉氏之后，學者們雖然有過種種努力，但是，未能取得令人期待的結果。蔡宗齊先生力圖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其書系“總序”標題“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在體系”，實即馮友蘭所謂“實質上的系統”。“內在體系”是隱含在浩如煙海的零散論述中的，如何能夠“找出”？蔡先生自稱是運用“歸納法”，即從材料中歸納提煉出概念、命題，再組織成更大的系統。但這個更上層的系統如何組織？蔡先生則借用了劉若愚氏的圖式。在他看來，劉氏圖式揭示了中國文論的特性，即從互動的過程看待文學，但劉氏未能洞悟其圖式的典范意義，故未能由此發明中國文論之內在體系，而蔡先生本人則是將劉氏圖式所蘊含的潛在的范式意義呈示出來，由此提出文學論、創作論、理解論、審美論作為觀念架構。蔡先生認為，這是中國文論的內在觀念架構。在這種基本的觀念架構下是各種命題與術語，蔡先生所說“中國文論的內在體系”于焉建立。蔡先生《中國歷代文論要略》即按照文學論、創作論、理解論、審美論四部分論述中國文論，在各部分中既能提綱挈領，組織各種術語以顯其理論結構，又能沿波溯源，以明其歷史流變。《中國歷代文論評選》則按照上述基本理論架構編選文論材料，這套文論評選與眾多的文論選的不同處在于蔡先生試圖將文論資料放到一個理論架構當中，從理論架構解釋文獻，用文獻支撐理論，形成一個詮釋與論證的互相支持的系統。

自晚清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現代研究已逾百年，所謂現代研究實即以普遍的現代的實即西方的文學理論審視與詮釋中國文學傳統，論述其現代意義。何以中國文學傳統須用西方文學理論去論述，而非用中國文論去研究？其依據在于西方文論具有普遍的現代性。用西方文論衡量的結果，中國傳統文學不具有普遍的現代性，所以要另起爐灶，按照西方的模式建設中國的新文學；中國傳統文論只是地域的歷史的，不具普遍的現代性，不僅不能用以研究西方文學，而且也不能用以論述中國文學。林紓以中國史傳傳統評論西洋小說，被新文學家認為是牽強附會，而新文學家以西洋文學觀念評論中國傳統文學則被視為理所當然，其背后的觀念即在于此。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幾代學者一直致力于探尋中國傳統文論的普遍的現代的理論意義與價值，并對中國文論進行現代的重建，雖然途徑有別，形態各異，但都面臨西方理論與中國傳統、內在邏輯與外在形式之間復雜關系。如果歷史的地看，這百年的重建史經歷了一個重要轉變：即從證明中國傳統合乎西方以顯其普遍的現代價值到論證中國傳統別于西方以彰其獨特的文化價值，這種從求同到存異的變化折射出中國人對于西方文化與固有文化認識的演變過程。蔡教授的著作是這一演變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代表了中國學者的最新努力與成就。蔡先生強調中國文論的獨特性并非否定普遍的文學理論，事實上，他與劉若愚先生一樣有建構普遍文學理論的理想，其著述中的《中西文論互鑒錄》《中西文論精要評選》亦可以見其取向與雄心所在，我們充滿期待。

來源：張健（澳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