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人與杜聿明：兩人共事多年，為何始終矛盾重重？

1959年12月，北京的北風裹著雪粒撲進功德林管理所，剛獲特赦的杜聿明在回憶錄草稿里寫下這樣一句話：“新38師的孫某，自恃洋法，不能與我同道。”寥寥十五個字，把一段持續二十年的齟齬重新擺到了臺面。彼時的孫立人遠在臺北，手握鋼筆批改學員作業，聽說這句話，只淡淡回了一聲“各有選擇”。從同袍到陌路，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么，得從兩條本就不同的軌跡說起。

1923年春，安徽合肥，23歲的孫立人披著學士袍向父親告別，紙上寫的是去美國普渡深造土木工程。三年后，他卻把行李搬進弗吉尼亞軍校；再一年，他戴著少尉軍銜踏遍英法德軍營。那段歐洲考察里，他第一次見到摩托化步兵協同空中偵察的演練，“軍隊若想活下去，得學會動”——他的日記里留下了這句話。西式指揮、模塊化訓練、精準射擊課目，一個個想法在腦子里愈發清晰。

相隔千里，1927年的南京，杜聿明結束黃埔第四期高炮教程，緊接著投入北伐。他更相信“通盤計劃—集中優勢—速戰速決”的傳統模式，對條令背得滾瓜爛熟。短短幾年，第五軍被他打造成裝備最好的機械化勁旅。杜聿明崇拜的，是蔣介石強調的“令行禁止”；孫立人推崇的，則是史迪威常掛嘴邊的“機動比正面更重要”。分歧埋下伏筆。

1942年2月，十萬中國遠征軍渡過怒江進入緬北。史迪威任第一路軍總指揮，杜聿明暫代總司令，新38師隸屬第66軍，卻直接接受史迪威戰術節制。開戰后一周，日軍四個師團撲向仁安羌油田，英軍第一師被困。英印聯軍發出求援時，杜聿明主張穩守同古，以全軍為重；史迪威則拍著桌子對孫立人說：“你的師，去救人！”孫立人答：“24小時，若失敗槍口向我。”這段簡短對話，后來在兩人評書中反復出現。

三月下旬，新38師僅用八百余人撕開日軍包圍，救出被困英軍七千余，將近一千名平民隨隊撤出。英方電臺連呼“Chinese Lawrence”，名聲轟動。杜聿明卻在日志里寫道：“孫師長擅離本軍，掩護英軍，置全局于何地？”一句“擅離”，透出不滿。

四月，整個戰區局勢急速惡化。史迪威提出全線向印度撤退，蔣介石電令遠征軍北返經野人山回滇。杜聿明執行后者，新38師執行前者，遠征軍由此分為兩股。野人山植被茂密、疫病橫行，第五軍輾轉百余里便斷糧，尸骨沿途可見；新38師順暢進入印度藍姆伽集訓地，人數反增至一萬一千。消息傳到昆明，軍政部只字未批評杜聿明，卻將“主動保存有生力量”寫進了新38師的獎狀，這讓杜聿明更覺刺耳。

翌年，新38師改編為駐印軍新一軍三十八師，孟拱河谷、緬北胡康河平原連戰皆捷；第五軍則傷痕累累回到國內整補。雙方在兵站部交換情報時，杜聿明看著那份“孫師印制之叢林戰斗筆記”，冷笑一句：“又是洋玩意兒。”聽者不敢接話。矛盾由戰場延伸到制度，杜聿明強調軍令鏈條，孫立人強調基層自主；一個講“集中”，一個提“分散”，理念差距愈來愈大。

抗戰勝利后，孫立人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建議采用“拖、圍、斷”機動方式整肅蘇憲兵殘部；杜聿明則主張重兵據線，逐點攻擊。蔣介石兩邊調和，最終采納了杜案。遼西平原幾場遭遇戰后，孫立人寫信指出“正面重兵容易被分割”，杜聿明回批“紙上談兵”。兩人徹底不往來。

1948年徐州會戰，杜五兵團主力被東野分割包圍，他在青龍集被俘；同年，孫立人率新編二軍駐守臺灣防線，訓練全島第一批滑翔機排與空降排。局勢巨變，身份移易，更無聚首可能。

解放后，杜聿明在功德林讀書、寫作，健康每況愈下；孫立人則因“部屬私通”案被軟禁，直到1988年才獲釋。業內常說兩人性情不合，其實癥結在信仰不同：杜相信絕對服從，孫篤信靈活主動。兩條思維路線拉扯了整個遠征軍，也拉開了兩位名將的距離。有人嘆惋，也有人覺得必然；軍事史留下他們并列的姓名，卻再無并肩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