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7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東北民主聯軍3縱的會議室里，空氣突然凝固了。
新來的司令員韓先楚把手里的紅藍鉛筆往地圖上狠狠一摔，那動靜，比手榴彈爆炸還嚇人。
這不是演習，也不是什么戰前動員大會，而是一場要把幾萬號人身家性命都押上去的豪賭。
桌子上擺著兩份作戰計劃，一份是政委羅舜初搞出來的，主打一個穩字，先吃掉周邊的據點，就像吃自助餐先拿水果，風險小，雖然肉不多但絕對能喝上湯；另一份就是韓先楚的“瘋子計劃”，他要帶著主力部隊長途奔襲一百多里，直插威遠堡，去掏人家敵軍師部的老窩。
當時的場面，說實話，挺尷尬的。
會議室里的一幫師級干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吭聲。
大伙心里其實都偏向政委，畢竟打仗嘛，誰不想穩當點？
連那個平時最愛打硬仗的7師師長，這時候都把頭埋得低低的，生怕被點名。
就在這個誰都不敢拍板的關鍵時刻，9師師長徐國夫“呼”地一下站了起來，那一嗓子喊得震天響：“打仗哪有不冒險的？
怕冒險還穿什么軍裝！”
就這一句話，就像一顆定心丸，不僅把韓先楚的場子撐起來了，也讓他倆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成了那種過命的交情。
說起徐國夫這個人，在四野那堆猛將里，絕對是個異類。
老鄂豫皖出來的，那是紅軍鐵軍的老底子，這種出身的人都有個特點：人狠話不多。
在他眼里，部隊里別整那些虛頭巴腦的人情世故，誰能帶大伙打勝仗，誰就是爺，老子就服誰。
抗戰勝利后，徐國夫跟著大部隊跑到東北，那時候東北亂成了一鍋粥，3縱的主官換得比走馬燈還快。
最早是程世才，后來換成了曾克林。
說句掏心窩子的話，臨陣換將是兵家大忌，下面的人摸不透上面什么脾氣，上面也不曉得下面有多少底牌。
在曾克林手下那陣子，仗是打了不少，但徐國夫總覺得心里憋屈，好像總是差那么點意思。
直到四保臨江那會兒，他才算真正看清了韓先楚是個什么成色。
咱們把時間軸往回拉一點，看看四保臨江那場硬仗。
當時國民黨那個杜聿明，調集了重兵，要把民主聯軍往長白山深山老林里趕，想把咱活活凍死餓死。
到了第四次保衛戰，曾克林是3縱司令，韓先楚帶著4縱的一個師過來幫忙。
按職場規矩，曾是正，韓是副，聽正的沒毛病吧？
曾克林的打法很傳統：捏軟柿子，先打弱敵，湊個人頭數，戰報好看，上面也高興。
但韓先楚不干，他那雙眼睛死死盯著敵人的王牌——號稱“千里駒”的第89師。
韓先楚的邏輯冷酷得讓人發抖：敵人之所以狂，就是因為沒挨過毒打，把最硬的牙給他崩了，剩下那些雜牌軍自然就嚇尿了。
這時候，徐國夫雖然只是個下級指揮員，但他心里的那桿秤已經偏了。
為什么？
因為對于一線帶兵的人來說，與其跟在弱雞后面跑斷腿，不如跟強敵拼一次刺刀，一戰定乾坤。
這就像炒股，你是愿意天天賺個買菜錢，還是愿意梭哈一把賺套房？
最后遼東軍區首長拍板支持韓先楚，結果大伙都知道了，全殲敵89師，南滿那一盤死棋瞬間就活了。
戰場上最大的慈悲，就是用最狠的招數，最快把仗打贏，這才是對戰士生命最大的負責。
有了這次經歷，當韓先楚后來調任3縱司令員，提出那個嚇死人的“奇襲威遠堡”計劃時，徐國夫才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支持。
你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敢違背大多數人的意見，支持一個新來的司令員去搞“軍事冒險”，那是值的玩命的信任。
政委的方案是“不出錯”，韓先楚的方案是“要大贏”。
徐國夫看懂了韓先楚——這人不是賭徒，他是藝高人膽大。
那場奔襲戰打得那是真叫一個痛快，韓先楚帶著部隊像旋風一樣卷過遼北大地，徐國夫的部隊跑得肺都要炸了，鞋底都磨穿了，但當他們看著敵人的師部被端，俘虜漫山遍野的時候，那種爽感，給個金山銀山都不換。
戰后，徐國夫在回憶錄里甚至寫道，那一刻他真想給韓先楚磕一個，拜個師。
在軍隊里，威信這玩意兒，不是靠發火罵人罵出來的，也不是靠當老好人哄出來的。
它是靠一次次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還能帶著大家打勝仗換來的。
曾克林是個好同志，也是老革命，但在指揮藝術的狠勁和靈氣上，確實讓徐國夫覺著“不過癮”。
而韓先楚來了之后，3縱的氣質變了。
以前是“看菜吃飯”，現在是三個師爭著當主力，部隊嗷嗷叫。
從義縣攻堅戰到錦州攻堅戰，3縱越打越硬，最后成了威震天下的“旋風部隊”。
這背后，就是主將賦予部隊的靈魂。
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徐國夫這種老行伍最清楚，跟著韓先楚這樣的主將，雖然累點、險點，但能打勝仗，能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
這種“痛快”的仗打多了，人是會上癮的。
1948年春，徐國夫因為身體原因去后方修養，后來上面要把他調到新成立的5縱去當師長。
徐國夫心里是一百個不愿意，他不想離開3縱，不想離開韓先楚。
他知道，換個指揮員，可能就再也找不回那種指揮若定、勢如破竹的感覺了。
但這事兒吧，軍令如山，不想去也得去。
好在緣分這東西很奇妙，后來部隊南下，在衡寶戰役中，徐國夫又回到了老首長麾下。
大家只知道衡寶戰役里鐘偉的135師立了大功，其實徐國夫指揮的部隊在截擊敵人、扎緊口袋的戰斗中也起了關鍵作用。
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徐國夫對韓先楚的推崇，其實代表了那個時代軍人最樸素的價值觀：不問出身，不搞山頭，只服強者。
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一個優秀的指揮員，不需要溫良恭儉讓，他只需要有一雙看透迷霧的鷹眼和一顆敢于承擔風險的雄心。
韓先楚之所以能成為一代戰神，徐國夫之所以愿意在那場決定性的會議上投出關鍵一票，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都深知一個道理：戰爭的法則極其殘酷，唯有勝利者，才能書寫歷史。
1991年，徐國夫走了，享年77歲。
他的回憶錄里，關于韓先楚的篇幅特別多，字里行間，全是對那個秋天會議室里那次舉手的慶幸。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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