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想槍斃韓復榘，問馮玉祥意見，馮：我若有權，早把他斃了

1938年冬，韓復榘，這位曾執掌山東、位高權重的“常勝將軍”，竟被蔣介石親自下令處死。

更令人意外的是，在他被槍斃前，蔣介石曾問過馮玉祥的意見，后者卻說：“我要是有權，早就把他斃了！”

馮玉祥為何這樣說？他與韓復渠之間究竟是怎樣一段恩怨糾葛的終局？

韓復榘的出身并不顯赫，家境寒微，父母以耕讀維生，勉強度日，可這孩子自小機靈、好學。

雖然家中無力送他讀書，但韓復榘靠著給私塾先生打雜、偷聽課的方式，學會了認字寫字。

當時的中國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朝廷腐敗，民不聊生，韓復榘成年后為生計所迫，投身北洋軍中。

韓復榘不僅能讀命令、記賬目，還能替長官寫報告、抄軍令，一時間在營中頗受器重。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他遇到馮玉祥之后。

馮玉祥，其時已是頗有聲望的西北軍將領，以“信仰虔誠”“治軍嚴謹”著稱，他素來重才、惜才，不拘一格提拔下屬。

在一次軍訓中，馮玉祥親自巡視營房，發現一名年輕兵士正端坐在角落，手中拿著一本發黃的書默默背誦。

他上前詢問，才知道這小兵竟能背《左傳》、通《三略》，心中不禁一動。

“你叫什么名字？”馮玉祥問。

“韓復榘，山東人。”他站得筆直，聲音不高，卻沉穩有力。

馮玉祥看著他那雙眼睛，不禁點頭：“好名字，有志氣。”

自此之后，韓復榘便被調入軍部幕僚營，從傳令兵做起，后歷任書記、參謀、排長。

馮玉祥發現這小子不僅識字，還極善揣摩上意，行事周到，最難得的是，做事不張揚，肯吃苦。

漸漸地，馮玉祥對他愈加賞識，他也沒有辜負這份信任，數年間，從營長升到師長，終于成為馮玉祥西北軍“十三太保”之一。

1926年，北伐軍勢如破竹，國共合作大舉東征，馮玉祥所部受命自西北出師，配合中路作戰。

當時西北軍紀律嚴明、戰斗力強，被譽為“北伐鐵軍”，韓復榘作為重要一員，帶兵攻克潼關、進逼洛陽，屢建戰功。

他在前線沖鋒陷陣，后方安撫百姓，凡事親力親為，既有謀略，也有手段，贏得“能征慣戰”之譽。

那幾年，馮韓之間可謂如父如子、親密無間，馮玉祥外出常帶韓復榘隨行，兩人一車同行、一席同坐，不避人耳目。

但世間情義往往敵不過利益與權力，這對曾在戰場并肩浴血、共嘗甘苦的“父子兵”，日后卻因路線分歧與信任破裂而反目。

1926年夏，馮玉祥遠赴蘇聯考察學習，臨行前，將西北軍的部分防務與人事安排交由心腹將領負責。

當時韓復榘駐防之地條件艱苦，軍餉拖欠，部隊補給屢屢不到位，更重要的是，他在軍中雖已貴為軍長，卻始終覺得自己“還差一步”。

而這一步，在馮玉祥嚴格的控制之下，似乎永遠也輪不到他，恰在此時，山西的閻錫山向他伸出了橄欖枝，許諾優厚待遇與更大的自主權。

一邊是“父親式”的嚴厲約束，一邊是觸手可及的現實利益，韓復榘動搖了。

他沒有大張旗鼓地宣告立場轉變，而是悄然率部脫離建制，轉投閻錫山麾下。

遠在蘇聯的馮玉祥聽聞此事，如遭雷擊，他連夜啟程回國，一路疾行趕回前線。

見到韓復榘時，他沒有立刻發怒，只反復追問一句：“你是不是被人逼的？”

韓復榘沉默良久，最終低頭認錯，解釋自己“只是暫時借道”“并無背叛之心”。

那一刻，馮玉祥看著這個曾被自己寄予厚望的部下，心中既憤怒，又不忍，最終，他選擇了原諒，不僅如此，馮玉祥還繼續重用韓復榘。

很快，韓復榘被重新納入西北軍體系，并在隨后的人事調整中，被推舉擔任要職，最終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但信任一旦破裂，便再難回到從前，1929年，華陰軍事會議，成為這對“父子將帥”關系徹底變質的轉折點。

彼時，蔣介石正加緊裁軍整編，中央與地方矛盾驟然激化，馮玉祥決意戰略收縮，準備率部撤回潼關一線，以保存實力，與蔣系周旋。

而韓復榘，作為手握中原要地的地方大員，卻公開表達反對意見。

會議室內，馮玉祥話音剛落，韓復榘便站起身來，語氣急切而強硬：“陜西貧瘠，兵一退回潼關，吃什么？喝什么？中原得來不易，怎能一槍不放就拱手讓人？”

這番話，并非毫無道理，甚至得到了部分將領的暗中認同，但問題不在“對錯”，而在“場合”。

在馮玉祥看來，這不是討論，而是挑戰，他緩緩站起身，走到韓復榘面前，冷冷說道：“你懂什么？這是大局。”

話音未落，便一拳擊在韓復榘肩窩，韓復榘猝不及防，踉蹌倒地，會議室里一片死寂。

韓復榘忍著疼痛站起身，情緒徹底失控，脫口而出一句：“這不是謀略，是縮頭！”

這句話，等于當眾否定馮玉祥的統帥威信，馮玉祥臉色驟變，抬手又是一巴掌，隨即命人將韓復榘帶到院中罰跪。

從那一刻起，韓復榘心中最后一絲“父子情分”，徹底斷裂。

表面上，他低頭認錯，繼續服從命令；私下里，卻開始重新衡量自己的位置與去路。

而馮玉祥，也在這次沖突后，第一次清醒地意識到：這個曾經被自己視作接班人的部下，已經不再受控。

此后數年，兩人維持著一種極為微妙的關系，見面仍稱舊誼，舉止依舊恭敬，可真正的信任，卻再也沒有回來。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此時的韓復榘是手握山東軍政大權的一方諸侯，是名義上肩負黃河防務、實際卻盤算自身進退的地方重將。

抗戰爆發后，華北局勢驟然緊張，按照國民政府的部署，山東是拱衛中原的重要屏障，黃河防線更是“以水代兵”的天然防御線。

一旦失守，日軍便可長驅直入，威脅華中腹地，蔣介石、李宗仁等人多次電令韓復榘，要求其“堅守黃河，死戰不退”。

可在韓復榘看來，正面死守不僅可能全軍覆沒，更會讓自己多年經營的地盤與實力付之一炬。

于是，德州一線失守后，他沒有組織有效反擊，而是迅速后撤；濟南告急時，他沒有依托城防周旋，而是下令轉移；黃河防線尚未遭到全面突破，他卻已提前放棄陣地。

每一次撤退，都被他包裝成“避其鋒芒”“誘敵深入”，可在老百姓眼中，卻只剩下一個詞：逃。

濟南失守的消息傳出，全國嘩然，緊接著，泰安、濟寧相繼淪陷，黃河天險形同虛設。

山東百姓扶老攜幼，倉皇南逃，沿途哀聲遍野，輿論的怒火，很快集中到了韓復榘身上。

而在政治態度上，西安事變爆發后，全國上下都在關注各方表態，有人力挺張學良、楊虎城“逼蔣抗日”，有人堅決維護中央權威。

韓復榘卻始終態度模糊，一面向南京表示“擁護中央”，一面又暗中觀望局勢，甚至對是否出兵配合抗日，始終遲疑不決。

他既不愿徹底倒向日本，背負“漢奸”罵名；又不肯真刀真槍抗戰，賭上自己全部身家，這種左右搖擺，讓他在所有陣營中都顯得不可靠。

此時的馮玉祥，早已不再是那個叱咤風云的軍閥，卻仍以民族大義自許。

面對日軍步步進逼，他數次致電韓復榘，希望其至少能配合行動、協同作戰，哪怕只是牽制日軍，也好為其他戰區爭取時間。

可韓復榘的回電，卻始終繞不開那套邏輯：兵力不足、時機未到、需顧全大局。

最終，馮玉祥沉默了，他意識到，那個曾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好孩子”，已經在權力與恐懼中，徹底走向了另一條路。

當黃河防線全面失守、日軍沿津浦線南下時，馮玉祥對身邊人長嘆一聲：“此人，已不可救。”

也正是在這一刻，馮玉祥心中，對韓復榘最后殘存的情分，徹底熄滅了。

1938年1月，河南開封，蔣介石親自抵達前線，以“商討北方抗戰大計”為名，召集第一、第五戰區的高級將領開會。

會議地點選在開封，時間倉促，議題明確，表面上看，這是一次例行的軍事檢討；可在場的老將們隱約都察覺到，這場會議的真正目標，恐怕只有一個人。

當韓復榘踏進會場時，氣氛明顯不同，往日寒暄客套的將領們，或低頭不語，或刻意回避目光。

蔣介石沒有繞彎子，會議一開始，他便將矛頭直指韓復榘，聲音冷硬而克制：“山東失守，黃河不戰而退，濟南、泰安相繼淪陷，韓總司令，你該如何向全國交代？”

韓復榘本就憋著一肚子火，連日來，他背負著“逃將”“誤國”的罵名，心中早已不平。

此刻被當眾點名，他再也壓抑不住，猛地站起身來，聲音陡然拔高：“山東丟了，是我有責任！可我請問委員長一句，南京丟了，又該誰來負責？”

蔣介石臉色瞬間鐵青，冷聲回道：“現在談的是山東，不是南京！南京的事，自有人負責，你給我好好反省！”

會議隨即草草收場，蔣介石拂袖而去，韓復榘剛走出會場不久，便被劉峙叫住：“向方兄，委員長還有幾句話要單獨和你談。”

韓復榘沒有懷疑，他跟著上了車，卻在車門關上的一瞬間，被兩名軍統特務從左右夾住。

冰冷的手銬“咔嚓”一聲扣上，他甚至還沒來得及反應，對方已經亮出逮捕令：“韓復榘，你被捕了。”

車子立刻啟動，直奔火車站，月臺上，戴笠早已等候多時，沒有多余寒暄，直接將韓復榘押上專列。

消息很快傳到了馮玉祥那里，韓復榘的妻子高藝珍四處托人、連夜寫信，字字泣血，希望這位老上司能念及舊情，出面斡旋。

可馮玉祥，看完信后，卻久久無言，隨后，蔣介石詢問他關于處置韓復渠的意見。

馮玉祥沉默許久，最終只說了一句話：“我要是有權，早在濟南的時候，就把他斃了。”

在馮玉祥心中，韓復榘的罪，不在于頂撞蔣介石，也不在于個人恩怨，而在于抗戰最危急的關頭，選擇了退縮與自保。

對這樣的將領，他已經不愿、也不該再救。

幾天后，漢口，在蔣介石的授意下，軍事法庭迅速完成審理程序，罪名明確：違抗軍令，擅自撤退，動搖軍心。

1938年1月24日夜，槍聲在漢口響起，七聲槍響，結束了韓復榘48年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