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蘭島的“前車之鑒”！

格陵蘭島的“前車之鑒”.——美國經濟和領土雙重擴張的成果們！

特朗普不是美國第一個吃螃蟹的總統。對格陵蘭島垂涎三尺式的覬覦，在美國歷史上早就有先例。

據媒體報道，白宮證實特朗普將獲取格陵蘭島列為“國家安全優先事項”，團隊正討論包括購買、自由聯系協定乃至動用軍隊等選項，目標是在本屆任期內完成 。這一動作，不過是美國兩百余年擴張邏輯的最新延續。

自1776年建國以來，美國的崛起不僅是一部政治史，更是一部經濟與領土相互推動的擴張史。無論是通過購買、戰爭、兼并還是經濟滲透，美國的發展軌跡始終體現出一個核心邏輯：以經濟利益為導向，通過空間擴展實現資本積累。這種“地理上的增長”與“財富的增長”在兩個多世紀中交織演進，構成了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的重要基礎。

第一次擴張：從殖民邊疆到大陸國家，土地變成了財富

獨立之初的十三個州僅限于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總面積約230萬平方公里。彼時，美國領導人就深知，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均依賴于土地擴張。托馬斯·杰斐遜在《獨立宣言》之后提出“自由農民共和國”的愿景——廣闊可耕地意味著自由公民與市場活力。

1. 路易斯安那購地案（1803）：杰斐遜政府以1500萬美元從拿破侖手中購得路易斯安那，面積達214萬平方公里，相當于當時美國版圖的兩倍。這筆交易不僅確保了密西西比河航運權，也為后來的農業出口提供腹地。19世紀上半葉，美國棉花產量從1790年的3000包增至1860年的約400萬包，南方棉區正是在這片新獲得的土地上形成。

2. 向西推進與印第安政策：1830年的《印第安人遷移法》使500多支原住民族被迫遷往密西西比以西，為白人農場和鐵路讓路。雖然帶有強烈的人道災難色彩，但其背后的動力是土地私有化和商品化需求。據估算，到1850年，美國私人擁有耕地面積已超過4億英畝，農業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值六成以上。

3. 美墨戰爭與加利福尼亞金礦（1846—1848）：美墨戰爭后，《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讓美國獲得現今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及部分亞利桑那等地，共計140萬平方公里。這些地區蘊藏豐富礦產，加州金礦熱潮推動了金融體系發展：舊金山銀行業迅速崛起，1854年成立的富國銀行便源于此時期對黃金運輸和信貸需求。

第二次擴張：由海岸走向海外，工業資本主義開始外延

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進入工業化階段，對資源和市場的新需求促使領土擴張超越大陸本身。

1. 阿拉斯加購地案（1867）：國務卿蘇厄德以720萬美元從俄國購得阿拉斯加，當時輿論譏為“蘇厄德的愚行”。然而此舉后來被證明極具戰略眼光——該地區發現豐富石油、天然氣及黃金儲量，為20世紀能源產業奠基。據美國能源署（EIA）2025年11月短期能源展望，阿拉斯加原油產量將在2026年增至47.7萬桶/日，為2018年以來最高，主要受Nuna與Pikka兩大新項目拉動，結束數十年下滑態勢 。截至2025年，阿拉斯加累計貢獻全國原油產量近13%（EIA歷史數據）。

2. 夏威夷兼并與太平洋戰略（1898）：夏威夷群島原為獨立王國，但因制糖業利益被美國商人控制。1893年政變推翻夏威夷女王，五年后正式并入美國。這一事件顯示了資本力量主導外交決策的新特征——糖業關稅政策直接影響政治歸屬。同時，其太平洋位置成為日后橫跨亞洲貿易的重要節點。

3. 美西戰爭與加勒比—太平洋雙線布局（1898）：美西戰爭使美國奪取波多黎各、關島，并取得菲律賓宗主權；同時確立對古巴事實上的保護關系。這場短暫戰爭象征著美國從大陸國家轉型為帝國性海洋強權。菲律賓成為遠東市場跳板，而加勒比海則保障未來巴拿馬運河建設安全。1904—1914年間修建完成的巴拿馬運河，使大西洋至太平洋航程縮短13000公里，每年節省運輸成本數億美元，為貿易全球化奠定物質基礎。

第三次擴張：軍事存在即經濟通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不再通過正式吞并來擴大領土，而是通過軍事基地網絡和美元體系進行“無形擴張”。

1945年至1970年代初，美軍在海外建立700多個基地，從德國、日本到中東皆有駐軍。這些基地既是安全屏障，也是美元流通渠道。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各國持有美元儲備，用于進口美國產品或購買美債，相當于一種金融版“勢力范圍”。如果說19世紀靠土地獲取資源，那么20世紀中葉則靠貨幣霸權吸納全球財富。

同時，《馬歇爾計劃》（1948—1952）對歐洲援助總額約130億美元，不僅重建受戰火摧毀的市場，更令歐洲工業體系深度依附于美方技術標準和投資模式。從此，“領土”概念逐漸虛化，但經濟影響力卻更廣闊、更穩定。

第四次新時代的擴張：“數字邊疆”的不斷延伸

冷戰結束后，美國進入信息時代，其擴張方式再次演變——科技壟斷取代武裝占領，規則制定替代傳統殖民。

據彭博社2025年12月全球市值前十榜單，美國科技公司占據7席，英偉達以4.2萬億美元登頂，蘋果約2.9萬億美元（相當于英國GDP的一半），微軟、Alphabet、亞馬遜、Meta、博通緊隨其后。這種數字主導權，使得資本收益源源不斷回流國內，即便制造環節外移，也能維持利潤中心優勢。

與此同時，自由貿易協定如NAFTA、美墨加協定（USMCA）以及跨太平洋伙伴框架等，將鄰國納入統一供應鏈體系，實現生產要素跨境配置，卻保持利潤結算中心在華爾街或硅谷。這種制度性安排，是21世紀版的“經濟版圖”。

縱觀兩百余年的歷程，美國每一次重大躍升幾乎都伴隨著空間拓展。這種模式揭示出一個核心規律：美國的發展不是單純依靠內部創新或自然稟賦，而是在不斷拓展可支配空間，以支持資本積累循環。從路易斯安那草原到硅谷云端，從購買土地到輸出規則，“領土”這一概念雖形式變化，卻始終服務于同一目標——維護并擴大國家財富創造能力。

未來，在能源轉型與國際競爭格局重塑的大背景下，美國可能繼續尋求新的“邊疆”，包括綠色科技、高端制造乃至外層空間。但無論形式如何變化，其背后的邏輯仍將延續：以經濟利益為驅動，通過各種手段確保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核心位置。

格陵蘭島，會是美國下一個擴張的成果嗎？從路易斯安那到阿拉斯加，從夏威夷到今日的北極博弈，歷史已經給出了清晰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