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馬寅初沒有提出人口論，沒有實施計劃生育，如今中國會怎樣？

1957年夏，北大校長馬寅初把一份《新人口論》的發言稿遞到人大秘書處。

稿子就一句話戳中要害，人口非控制不可。

當時的北京街頭，鑼鼓聲比說理的聲音響亮，人多力量大的口號喊得震天響。

沒人能想到，這份薄薄的文稿，二十年后會成為影響十幾億人命運的政策基石。

要是當年馬寅初選擇沉默，高層也沒把計劃生育寫進憲法，中國會變成啥樣？

答案真不是多幾億人那么簡單，這事牽一發而動全身，能扯出糧食、就業、教育一籮筐的難題。

1970年的時候，中國人口已經快摸到8.3億的門檻，一對夫妻平均要生5.8個孩子。

要是沒有避孕宣傳，沒有晚稀少的過渡政策，更沒有1980年一孩政策的急剎車，這個增長慣性至少會延續到九十年代。

按照聯合國人口司的高方案推算，2025年的中國人口不會是現在的14億，而是直接沖破19億大關。

這可不是冷冰冰的數字，換算下來，2023年咱們面對的就不是人口負增長，而是每年凈增1500萬人。

這個數量，相當于每個月憑空多出一座廣州城的人口，這么多人要吃飯要穿衣，壓力直接就頂到嗓子眼了。

從糧倉告急到生態亮紅燈

197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是3億噸，攤到每個人頭上才300公斤，這已經低于國際公認的400公斤安全線。

要是沒有計劃生育，2000年的人口就能提前沖到15億，糧食需求最少得6.5億噸。

當時的農業水平，畝產每年也就漲那么一點，缺口一下子就達到1億噸，這可是當年全球谷物貿易量的三分之一。

咱們國家的耕地就那么多，18億畝紅線是碰不得的硬杠杠。

無奈之下，只能去國際市場搶糧，每年進口一億多噸谷物，國際糧價不被推高才怪。

到那時候，超市里的面粉價格可能就跟現在的成品油一樣，跟著國際期貨市場上躥下跳。

國家糧食儲備局，說不定會被全球投機者當成第二個美聯儲盯著。

糧食的難題還沒消化完，生態的警報就跟著響了。

20億人每天的吃喝拉撒，消耗的資源是個天文數字。

光是每年就要多燒1.2億噸煤，多用400億度電。

八十年代華北地區剛冒頭的地下水漏斗，到2005年就得連成一片。

河北平原的機井，會從二十米深打到兩百米深，滄州地區說不定早就出現地裂縫了。

如此看來，2008年奧運會前的首鋼大搬遷，可能都來不及實施。

京津冀地區被鋼鐵、水泥這些高耗能產業裹著，空氣里的PM2.5濃度就不是現在的水平了，突破150微克是大概率事件，跟今天的德里、達卡差不多。

黃河也逃不掉，沿岸的灌溉面積一擴大，斷流天數肯定會刷新紀錄。

1997年的226天斷流，說不定2005年就突破300天了，下游東營的三角洲濕地，最后可能變成一片鹽堿荒漠。

就業教育全踩坑

人口暴漲帶來的壓力，不光壓在糧食和生態上，還直接壓到了就業市場的頭上。

人口紅利這東西，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得有崗位、有資本、有技能去匹配才行。

1985年東北有家鋼廠招300個普工，報名的人超過6000個。

要是沒有計劃生育，1995年的城鎮就得額外創造4000萬個正規崗位。

可當年全國的國企和集體企業，總共也就只能吸納1.5億人。

崗位就那么多，人卻烏泱泱地涌過來，結果就是珠三角流水線女工的平均年齡，從18到22歲降到16歲。

年輕又便宜的勞動力一抓一大把，工廠老板根本沒動力去升級設備。

咱們的世界工廠，很可能就被鎖在低端加工環節，想往上爬一步都難。

就業內卷的同時，教育資源也被稀釋得不成樣子。

每年涌進就業市場的年輕人，差不多是兩個加拿大的人口總和。

這么多人去擠高考的獨木橋，錄取率肯定會被壓回八十年代的4%。

每年2000萬落榜的年輕人，就成了社會上最容易被點燃的干草。

2000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才2200億元，要是再額外負擔30%的中小學生，生均公用經費就得降下去四分之一。

農村教師的學歷合格率，可能會倒退到1993年的水平。

如此一來，勞動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就只能停留在初中二年級的水平。

等到2010年代咱們想搞產業升級的時候，就會遭遇嚴重的技工荒。

大學擴招的步子也得往后拖，全球智能手機的產業鏈，說不定現在還集中在韓國和中國臺灣。

人口過多的影響，還會延伸到城市化和國際格局上。

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2000年的人口就會突破3000萬。

城中村和棚戶區會像藤蔓一樣，從三環爬到六環，地鐵規劃剛批下來，客流量就超標一倍。

四環外的農民自建房，會蓋到七層樓高，連條消防通道都沒有，妥妥的垂直貧民窟。

縣城里更夸張，華北平原可能會出現五千人村，一個村子擠著五千個青壯年，主路卻不到六米寬，救護車開進去都拐不出來。

城市的治理預算，全被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這些剛需吞掉，城市病這個詞，會比現在提前十年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里。

在國際上，咱們的崛起之路也會變得磕磕絆絆。

西方學者說的中間收入陷阱，核心就是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跟不上。

沒有計劃生育，中國可能在2010年之前就撞上未富先堵的墻。

人均GDP才4000美元，就得養活19億人。

全球資本對中國人口紅利的想象，會提前透支干凈。

制造業的工資，2005年就會每年漲15%。

耐克、優衣庫這些品牌，會提前五年把訂單轉移到越南、孟加拉。

國內的消費，全被龐大的基本需求擠得沒了空間。

咱們也就沒法像2012年之后那樣，靠著中產崛起成為全球奢侈品和電子產品的最大買家。

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國引擎，可能還沒啟動就熄火了。

有人說，就算沒有政策調控，社會也會自發降低生育率，隨著房價市場化，養育成本上升，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終究會降下來。

但這個過程需要兩代人，整整四十年的時間。

這四十年里，糧食、就業、生態三道關，每一關都兇險萬分，任何一次失手都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

毫無疑問，馬寅初的吶喊和后來的計劃生育政策，就是把四十年的陣痛壓縮到十年。

雖然這個過程產生了老齡化、性別失衡這些副作用，但卻讓中國避開了更兇險的人口懸崖。

今天的我們，站在人口負增長的拐點上，很容易拿現在的老齡化難題去否定當年的選擇。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難題，當年馬寅初用數據和理性，為中國踩下了人口增長的剎車。

現在我們討論鼓勵二胎、三胎，同樣需要這份理性和勇氣。

畢竟，人口政策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題，而是需要不斷尋找平衡點的智慧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