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吉軍,新媒體:漢唐智庫!
2026年1月3日,美國綁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之后。副總統 羅德里格斯
迅速接任代理總統并穩定了局勢。 羅德里格斯在委國家電視臺發表講話說,馬杜羅是委內瑞拉唯一的總統,委內瑞拉準備好捍衛本國自然資源,永遠不會成為任何國家的殖民地、任何帝國的奴隸。
隨后,特朗普對羅德里格斯發出威脅,稱她如不做正確的事將付出沉重代價。
特朗普還宣稱,委內瑞拉不會是美國干預的最后一個國家,并稱“美國絕對需要格陵蘭島”。
1月4日,委內瑞拉代理總統羅德里格斯發布視頻講話,表示期望互不干涉內政,并愿意和美國合作,這是馬杜羅總統的一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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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漢唐智庫徐吉軍)認為,特朗普宣稱要控制委內瑞拉,但是無法直接占領。最好的方式是扶持親美政權,但是委內瑞拉這些年,一直是查韋斯主義占上風,如果搞選舉,肯定還是反美的在臺上,所以美國想控制局面也不那么容易。 拉丁美洲反美,已經是傳統。美國這次行動其實也是犯了眾怒,有利有弊。 除非美國直接占領搞統治,會被委內瑞拉民間武裝襲擊,騷擾。要扶持一個親美的傀儡政權,需要民意基礎,但這個民意基礎顯然不牢固。
如果把美國綁架馬杜羅事件僅僅理解為一次拉美地區的國家沖突,顯然低估了它的真實意義。無論這個事件的具體細節最終如何被歷史確認,已經在戰略層面釋放出強烈信號:美國正在以更加直接、低成本、去制度化的方式,重啟對核心勢力范圍的絕對控制權。這肯定不是一次孤立行動,而是美國全球戰略思路在壓力環境下的系統性調整。
從更長的時間尺度看,這一事件至少將在三個層面上產生深遠影響:一是對美國全球戰略取向的再定義,二是對中俄等大國外部安全環境的重塑,三是對地區問題、尤其是臺灣問題風險評估方式的改變。
首先,需要把委內瑞拉問題放回美洲體系中理解。拉丁美洲從來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地區,而是美國國家戰略的根基。門羅主義并沒有成為歷史遺跡,而是美國會周期性激活的帝國工具。當美國感受到全球主導地位遭遇系統性挑戰時,最先選擇的往往不是正面碰撞,而是回到最可控、最熟悉、也最容易展示力量的區域西半球。美國是西半球絕對意義上的王者,這個結論自始至終沒有改變。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對委內瑞拉采取強硬行動,既不是情緒沖動,也不完全是針對某個領導人,而是一次具有象征意義的秩序重申。行動的核心目的并非短期收益,而是向所有潛在對手明確宣告:在美國認定的核心勢力范圍內,國際法、主權原則和多邊機制都是有條件成立,美國保留隨時升級手段的權力。
這一邏輯,與近年來美國在中東、黑海周邊以及印太地區的行為形成了明顯區隔。在這些高風險、高對抗區域,美國的行動非常謹慎,一旦行動也非常果斷,比如轟炸伊朗核設施,紅海護航等行動,都體現了這些特征。美洲是美國在全球少數仍然具備壓倒性優勢的地緣板塊。通過在委內瑞拉立威,美國既可以向國內展示強勢領導力,也可以對外釋放威懾信號,成本與風險顯著低于在東亞或歐洲向中俄正面施壓。
其次,從中美戰略博弈的角度看,這一事件具有明顯的“剪除外圍羽翼的”特征。過去二十年,中國在拉美的存在更多體現為經濟與金融層面的合作,而非軍事或政治控制。這種模式在和平時期具有效率優勢,但在高強度地緣對抗環境中,脆弱性暴露無遺。委內瑞拉作為中國在拉美投資最集中、政治互信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局勢變化本身就具有沖擊效應。
如果美國可以通過非常規方式直接改變一個資源國家的權力結構,那么相關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長期合同、金融安排和能源合作,都會面臨合法性和安全性重估的問題。這不一定意味著中國在拉美的整體布局失敗,但會顯著抬高未來合作的政治風險。對中國而言,這是現實而冷峻的提醒:全球化階段形成的“經濟先行、安全滯后”模式,已經面臨系統性沖擊。
更重要的是,這一事件改變了大國之間的風險評估結構。過去較長一段時間內,國際社會普遍假設,大國之間即便競爭激烈,也會盡量避免直接針對國家最高政治象征采取行動,以免觸發不可控的局勢升級。如今,這條隱形的紅線已經被美國踩踏,即便相關行動被包裝為“特殊情況”或“例外處理”,先例效應也難以消除。
這將直接影響到對未來熱點問題的應對方式。以臺灣問題為例,過去的分析往往更多集中在軍事對抗規模、登陸難度或國際反應,而較少納入“非常規、高強度、非對稱政治沖擊”的變量。委內瑞拉事件表明,大國在高風險博弈中,可能更傾向于選擇成本更低、周期更短、政治震撼力更強的方式來塑造局勢,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全面軍事沖突。
當然,馬杜羅事件并不意味著類似的模式可以簡單復制到其他地區。不同區域的政治結構、社會動員能力、國際關注度和風險外溢效應存在巨大差異。東亞的復雜性顯著高于拉美,美國在該區域面臨的制衡力量也更為集中。問題不在于“是否完全可行”,而在于“戰略思維是否發生變化”。一旦思維框架發生轉移,風險評估和防范方式就必須同步調整。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美國的做法還將加速全球秩序的碎片化。
對于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馬杜羅事件強化了一個長期存在但被忽視的認知:在大國競爭時代,所謂中立或制度保障并不足以提供長期安全。國家生存與發展,將越來越取決于自身的綜合能力、內部凝聚力以及對外關系的彈性。
面對美帝淫威,更多國家可能在名義上保持多邊姿態,但在關鍵領域采取更為保守和分散的策略,以避免被單點突破。這種趨勢不利于全球治理的穩定,更會增加國際體系的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
從中國自身的戰略選擇看,委內瑞拉事件提供的最大啟示,并不是具體的行動方式,而是對“戰略耐心”與“風險窗口”的重新理解。在一個大國競爭加速、規則弱化的環境中,簡單的情緒化反應既無助于問題解決,也可能帶來額外消耗。更重要的是,清醒判斷本國所處的階段,分清矛盾的主次方向,避免在對手選擇的戰場上被牽著節奏走。
短期內,美國在全球的戰略收縮與美洲的戰略強化并行,注意力客觀上受到牽制。長期看,這種做法未必能夠帶來穩定的地區秩序,反而可能加劇拉美國家對美國的不信任和抵觸情緒。在戰略博弈中,這些因素會通過一系列連鎖反應逐步顯示出后果。
因此,美國綁架馬杜羅事件標志著國際社會進入亂世,粗暴、直接、強調結果而非程序的叢林法則正在回歸。這種變化,將長期影響全球政治的運行邏輯,迫使所有大國重新審視自身的安全邊界、利益保護方式與戰略耐心。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保持冷靜、系統分析、避免被短期情緒牽引,或許比任何單一立場的表達都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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