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半年，李在明抓住了一個關鍵窗口期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佳琦】

2026年1月4日，李在明上任總統以來首次訪華，開啟其新年第一訪。

能在上任半年之后就開啟訪華之行，至少說明李在明對韓國國內局勢已經有一定的把握。而回顧李在明政府執政的這半年，外界的直觀感受往往不是某一項政策本身，而是政策推進的節奏更快、動作更連續。黨內指揮與黨政協同很快固定成常態化機制；軍安保線則把“強軍”與“可控、可追責”的要求捆在一起推進。經濟民生側依托TF專班（Task Force 專門工作組）與財政工具，先把穩預期、做體感放到前面；對外關系則在恢復溝通與控制外溢風險之間，刻意拉出推進節奏。

如果把這半年拆開看，會看到一種更穩定的工作方式：很多重點議題不再按“部門各管一攤”自然推進，而是被當作項目來處理——先把統籌架子搭起來，再把任務拆到人、拆到時間點，通過TF專班把跨部門事項變成可跟蹤、可驗收的推進過程。

一、半年執政動作盤點：黨內—軍事—經濟—外交“四線并進”

黨內：先把“黨政—總統室”鎖成一條指揮鏈

上任初期，政府把黨政協調機制前置為“控制塔”。做法是以“高位黨政協商會+總統室同桌”的形式，把執政黨、內閣與總統室先固定在同一張桌上，優先統一節奏與口徑，為后續預算、民生包、房地產與能源等跨部門議題減少內耗空間。

從公開行程看，7月6日首場高位黨政協商會召開時，總理金民錫就明確提出“包括總統室在內的黨政是一體”。

8月2日民主黨選出鄭清來為黨首后，黨內權力結構進一步向“親李”集中，鄭清來也強化了與總統“共同體”的敘事。

其結果并不是簡單的“黨管一切”，而是分工更清楚、協同更高頻：執政黨負責立法與國會動員，政府負責政策設計與執行，總統室負責議程設定、跨部門對表與對外口徑整合，多數議題以“同案推進”的方式并行展開，從而縮短了協調鏈條。

8月2日，在京畿道高陽市的韓國國際會展中，民主黨舉行第二次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新任黨首。圖為鄭清來發表演講。韓民族日報

軍事：對內“可控可追責”，對外“制度化可驗收”

軍事安保這半年基本沿著兩條線推進：一條是對內整飭軍紀與指揮體系，先把責任鏈條捋清，再談整肅與改革，把“強軍”與“可控、可審計、可追責”一并推進；另一條是對外繼續把同盟合作往制度化方向推，即便在對朝緩和表述并存的情況下，威懾與作戰協同仍通過韓美既有機制穩步落實。

從公開報道看，12月18日前后國防部向總統的工作匯報，把文官統制、制度化控制以及軍情報體系改革放在較突出的位置。改革著力點主要落在軍情報與特戰等敏感領域：重整權限邊界與指揮鏈條，強化責任追蹤，盡量降低情報體系被政治化調用的空間，使其更可納入一套可控的治理鏈條。

對外合作方面，推進方式更接近“制度化對表”。第57次韓美安保會議（SCM）與第5次核咨商小組（NCG）以工作計劃、階段評估等方式把擴展威懾與作戰協同固化為流程。同時，部分議題以“項目”形態出現，例如美軍艦艇在韓維護修理（MRO）與造船維護合作的擴展，以及圍繞核推進潛艇議題的跨部門協商安排。這類項目在擴展能力邊界的同時，也把不擴散合規與對外敏感性管理的壓力同步抬高。

經濟：用“總統直控TF+財政工具”做體感，但匯率與房價仍是逆風

在經濟與民生領域，李在明政府一開始就把“先穩住體感”擺在比較靠前的位置。就任初期即指示成立緊急經濟點檢TF，要求相關部門迅速進入應對節奏——先把一個可以隨時點檢、隨時加速的統籌框架立起來，再在框架內推動具體措施落地。

在政策工具上，政府較早動用了財政手段來穩預期、做體感。比如7月4日國會通過第二次追加更正預算（31.8萬億韓元），把“民生恢復消費券”放在更靠前的位置，并通過首都圈/非首都圈差異化補助、對人口減少地區追加補助等方式強調盡快執行；同時推出面向小微主體的“負擔減輕”類信用額度（如定向覆蓋水電氣與四大保險等固定成本），釋放“壓住生活成本、先托住現金流”的政策信號。

不過，民生優先的效果最終能否被穩定感知，很大程度仍要看兩項更硬的變量：匯率與房價。12月下旬韓元對美元偏弱波動（盤中一度接近1484.9，回落至1463.3附近震蕩），外部美元走強與風險偏好變化仍可能牽制輸入型物價與通脹預期；房價方面，媒體援引韓國不動產院12月25日周度動向稱，全國與首都圈仍處上行區間。

換句話說，即便“民生優先”的政策組合成立，匯率與居住成本仍可能在2026年持續形成現實層面的逆風。

外交：先恢復溝通常態，用經濟議題組織首腦外交，同時控制“被卷入”風險

李在明政府的對外路線大體呈現出一個比較清晰的推進順序：先把外交運轉拉回常態，再以經濟議題組織首腦外交，同時把風險控制放在旁邊同步推進。就任后，政府很快完成與美、日、中領導人的首輪通話，先把溝通渠道打通；隨后以加拿大G7相關日程作為多邊場合的首次亮相，并在雙邊會見中反復強調貿易、投資、供應鏈、能源與戰略產業合作，逐步把“以經濟議題為主軸的首腦外交”做成固定節奏。

與此并行的是對“卷入風險”的克制處理。6月下旬決定不出席北約峰會時，總統室以中東局勢不確定與國內議程等因素作出解釋。無論外界如何解讀，這一選擇至少傳遞出一個傾向：政府并不否認同盟的重要性，但會盡量避免被外溢性更強的擴展議程牽引到高風險前沿。

進入下半年，外交推進更像“關鍵雙邊—多邊機制—主場外交”相互嵌套：8月推動韓日首腦會談并帶動高層往來機制重啟；隨后舉行就任后首場韓美首腦會談，公開將貿易關稅與造船、核能等戰略產業合作列為高頻議題；而慶州APEC周則成為主場外交的峰值窗口，圍繞關鍵雙邊密集對表，并把“恢復與穩定管理”以及半島議題溝通放在顯著位置。

APEC峰會周在韓國慶州開啟圖片來源：APEC官方新聞中心、韓聯社

整體而言，政府一方面用經濟議題組織外交議程，另一方面通過減少不必要卷入、依托機制化協作推進同盟與周邊關系來壓住外溢風險：韓美線更突出項目與規則的執行性，中韓線短期更可能優先落在經貿、人文交流與溝通機制上，而安全議題仍存在明顯上限。

二、執政風格：強統籌、機制化推進、體感優先

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的執政方式，大體可以用三個詞來抓住：強統籌、機制化推進與體感優先。它更傾向于先把黨、政府與總統室的協同關系固定下來，通過高位黨政協商會和持續對表把節奏統一起來，讓立法、預算與行政執行盡量在同一套時間表上推進，而不是等待部門之間“自然形成合力”。

在治理手法上，這屆政府的偏好很明確：先把協調框架搭起來，再推動具體議題往前走。很多事情不是一開始就去講“敘事”或“形象”，而是先把會議機制、分工方式和交付節點定下來，讓跨部門事項能夠持續推進、也便于追蹤結果。

這種做法在幾條線上都能看到：經濟領域以緊急經濟點檢TF開局，把物價、景氣與財政工具納入總統層面的高頻點檢；安保領域將核推進潛艇相關的跨部門協商安排、以及軍情報體系調整等敏感議題，放進統一統籌與階段性交付的節奏中；同盟合作則通過SCM/NCG等機制，把擴展威懾與作戰協同固化為“計劃—評估—驗證”的流程。

總體而言，它更像先把“推進機器”裝好再讓政策在機器里跑：框架一旦成型，協調鏈條會縮短，節奏也更容易被統一，外部口徑隨之更集中。

從政策排序看，政府把“體感”放在了更靠前的位置：財政工具先行，優先穩住小商戶與消費，再把中長期結構議題往后放一放。追加更正預算、消費券/返現、面向小商戶固定成本的減負類信貸，以及節日物價對策等，組合起來指向同一個目標——先緩沖民眾日常最直接的壓力：吃穿住行的漲幅、固定支出與現金流緊張。這樣做的政治含義也很直接：先把體感穩住，才能爭取更長的政策窗口與更高的社會容錯度。

安全議題上則呈現出一種并行推進：對朝表述更強調信任恢復與對話條件，釋放緩和信號；但軍備建設與同盟協同并沒有跟著收縮，演訓與威懾機制照計劃推進，相關預算與能力建設也繼續加碼。整體呈現出對朝語氣更緩，但威懾與能力建設仍按既定節奏推進。

對外路線更像是在同盟框架內做“能力升級”：一方面繼續推進同盟合作的制度化與現代化，另一方面把提升自身政策空間的訴求嵌入這些合作安排中。比如通過OPCON驗證程序、MRO造船等項目化合作，以及核潛艇相關協商路徑的公開化，政府更傾向于在同盟體系內擴大能力邊界與議程主動權，而不是走脫鉤式的單邊路線。

外交姿態上，整體思路偏向“控風險、抓節奏”。多邊場合保持必要的能見度，主場APEC周集中安排關鍵雙邊，以經濟議題組織首腦外交；同時對卷入風險更高的擴展議程保持克制（如不出席北約峰會），盡量把外交運作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圍內，避免把不確定性外溢到國內議程。

作為治理工具，TF專班更像一個跨部門的“項目辦公室”：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門的議題迅速拉到同一張桌上，縮短協調鏈條，盡快形成統一口徑與推進節奏。它并不替代部委日常職能，而是把跨部門事項從“各自解釋、層層會簽”的慢流程，轉為“集中會商—任務拆分—節點交付”的快流程。

需要說明的是，TF專班并非李在明政府的獨創，前幾任政府也都有不同形式的臨時推進組織。但從運作風格看，李在明政府更傾向把它當作常用工具，用來加強統籌、提高推進效率。為便于比較文在寅、尹錫悅與李在明三屆政府就任后六個月內相關組織的設立情況，并避免口徑混亂，本文先做如下三類區分：

A（嚴口徑）：組織名稱明確含“TF”； B（次嚴口徑）：官方臨時推進體（委/團/協商體等）但名稱不含TF； C（寬口徑）：官方或主流媒體明確稱其為“TF級別”。

以6-12月底時間段為統計窗口（基于作者整理的公開信息清單）：李在明初期合計13個專班（A=12，C=1；B=0），其中總統端5/13（38.5%）。文在寅相同時間內合計22個專班（A=9，B=13；C=0），其中總統端0/22。尹錫悅的臨時推進專班合計為9個（A=6，B=3，C=0），總統端為1/9（11.1%）。

圖為筆者自制

從這種統計口徑出發綜合各TF專班議題，可以得到一個更謹慎的比較：尹錫悅前6個月的TF更像在危機或單點議題牽引下“階段性拉起”；文在寅與李在明則更接近于把TF當作常態化治理裝置。

但兩者又有形態差異：文在寅更偏“部門擴散型”的委員會鋪開，強調程序性背書、覆蓋面更大，但協調成本也更高；李在明則更偏“中樞設題+TF項目交付”，其中五個總統直屬TF（經濟點檢、跨國犯罪、自殺對策推進本部、光州軍民機場六方協商體、青瓦臺再遷）的議題都具有高度跨部門性與政治敏感性，因而需要以總統端設題、TF項目化交付、統一口徑的方式壓縮協調成本并加速落地。

三、窗口期的形成：多數席位、民意加成與反對黨失序

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內能以高密度節奏推進議題，并非只靠行政技術，更離不開一個階段性的政治窗口。至少有五個因素疊加在一起，降低了政策推進的摩擦成本。

黨內集中：議程更統一、動員更順暢。李在明政府在上任半年內之所以能以較高密度推進議題，一個重要前提是執政陣營內部更集中，議會結構也相對有利。多家評論將其歸因于民主黨長期圍繞“親李”格局運轉：這使政府在設題、立法與預算動員上更容易獲得黨內同步配合。與此同時，隨著議會優勢形成，快速處理、壓縮冗長辯論等程序工具的可用性上升，從而壓縮了政策推進的政治摩擦成本。

民意加成：更強的承壓能力與政策窗口。按韓國蓋洛普在李在明就任滿6個月時的調查結果，總統施政好評為62%，政黨支持率呈現執政黨優勢格局——民主黨43%、國民力量24%。這類“總統高支持率+執政黨領先”的組合，往往意味著政府在議程設定、爭議議題的承壓能力上處于相對有利位置：政策推進的難點不僅在技術層面，更在于能否承受隨之而來的政治摩擦，而較高支持率與執政黨領先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其可操作空間。

議會結構：多數席位與程序工具降低“否決型摩擦”。以第22屆國會為例，民主黨擁有171席。在不少議題上，只要再與部分友好小黨形成階段性配合，預算案與一般法律案就更容易進入“能過關”的表決軌道（但距離修憲所需的200票仍有差距）。這與尹錫悅政府初期形成對照：當時多家媒體與事實核查材料提到，尹錫悅就任后約6個月內，政府向國會提交法案77件，但在國會本會議層面通過為0件，議會結構對行政議程的掣肘非常明顯。相反，截至11月19日前后，這屆政府“國政課題”相關法令已推進完成72件，其中法律48件已在國會通過，配套行政法規24件公布施行。

敘事窗口：12·3議題帶來的正當性資源。圍繞“12·3”事件，在一周年節點，不少媒體以“違憲·違法的緊急戒嚴”作為報道與評論的核心框架，并提到總統面向國民發表聲明，強調“內亂清算”“秩序恢復”等關鍵詞。這樣的輿論敘事容易把“把國家治理拉回常態”塑造成一個需要持續推進的任務，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抬高政府推動政策與機構改革時的正當性空間與社會容忍度。李在明也因解散戒嚴令而得到相當大的民意支持。

對手失速：反對黨議程組織能力不足。近期多家媒體報道國民力量黨圍繞“親韓（親韓東勛）系”處分與黨內權力斗爭出現持續摩擦，難以形成穩定一致的對政府反擊議程；同時，尹錫悅相關司法程序不斷制造頭條級節點（例如12月23日的追加拘押相關審查等），也會反復把輿論注意力拉回“前政府危機與司法清算”的框架。在這種議程結構下，反對黨要把焦點穩定轉移到“新政府政策失誤或道德問題”，往往更費力，客觀上擴大了執政陣營推進議題的政治空間。

四、結語

總體來看，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的治理方式更接近“以項目方式推進國政”：先把黨—政府—總統室的統籌框架固定下來，再用機制化手段把跨部門議題拆成可推進、可跟蹤的任務清單；經濟上優先照顧體感與預期，同盟合作則盡量在既有框架內爭取更大的政策空間。

這種打法的長處在于節奏更快、成果更容易被看見；但相應的代價也更明確：統籌越集中，爭議與反彈的聚焦點就越容易落到中樞，一旦外部環境轉弱（匯率、通脹或資產價格出現逆風），體感改善的脆弱性也會更快顯現。

2026年決定這套模式能走多遠的，主要還是三組變量：第一，匯率與房價能否穩住，直接關系到“民生優先”能否持續成立；第二，對朝是否出現可操作的對話窗口，決定緩和表述能否轉化為實際進展；第三，產業合作與安保機制在“項目化推進”中的收益與成本能否匹配，決定韓國在同盟框架內擴大政策空間的幅度與邊界。

從目前的趨勢看，這三組變量都存在不小的挑戰。因此，2026年不僅是這套模式的考驗期，也是李在明政府必須做出關鍵調整的時間節點。如果不能在外部環境逆風加劇之前夯實內政基礎，并在外交與安全議題上取得更具實質性的突破，那么當前的高密度推進節奏可能會面臨難以持續的風險。而這，也將直接影響到政府能否順利進入下一個執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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