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翔自以為是，一句“宣傳仇日是極端民族主義”，直接捅了馬蜂窩

別拿法律邏輯踩民族情感的紅線

羅翔一句“宣傳仇日是極端民族主義”，直接捅了馬蜂窩。

民族情感這東西不是憑空來的，是幾代人從歷史里沉淀下來的，不是說一句“極端民族主義”就能輕飄飄否定的，更不能用看似嚴謹的法律邏輯去硬框這種刻在骨子里的情感記憶。

首先得明白，大家在意的不是不能講法律，而是不能用法律的條條框框去無視歷史留下的傷痛。中華民族對日本的復雜情感，根源是那段刻骨銘心的侵略歷史，是無數先輩用血淚換來的集體記憶。

這種情感從來不是盲目的仇恨，而是對歷史的銘記，對尊嚴的堅守，更是對和平的珍視。法律講究平等和理性沒錯，但法律邏輯的適用必須扎根在這片土地的歷史土壤里，不能脫離現實情感空談理論。

羅翔作為法學學者，本該清楚法律與社會情感的辯證關系，可他的言論卻像是把這種厚重的民族情感從歷史背景里抽離出來，簡單套上“極端民族主義”的帽子，這自然會讓人覺得他站著說話不腰疼，甚至是對歷史傷痛的漠視。

再看這言論的語境，他是借清末的歷史話題來映射現實中的情緒，把正常的民族情感表達和極端行為混為一談。這種解讀方式本身就有問題，因為中華民族從來都分得清什么是愛國，什么是極端，分得清什么是銘記歷史，什么是盲目仇恨。

官方早就明確過，愛國主義是愛護國家、參與建設、維護統一，而故意傷害他人不管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的，這一點公眾從來都認同。

可羅翔的言論卻模糊了這種界限，仿佛只要對日本有哪怕一絲負面情緒，就是“宣傳仇日”，就是“極端民族主義”，這顯然是對大眾情感的誤讀，也是對愛國主義的片面解讀。

更關鍵的是，當下的國際環境也讓這種言論格外刺耳。日本至今還有些政客不承認侵略歷史，甚至鼓噪著損害中國利益的言論，軍國主義的幽靈時不時冒頭，這些都在不斷提醒大家歷史不能忘。

在這種背景下，強調警惕歷史虛無主義、堅守民族底線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可在羅翔的言論里，這種正當的情感卻被和“極端”掛鉤，難免讓人覺得他是在幫著外人說話，是在用西方的理論框架硬套中國的現實。

大家憤怒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這種脫離國情、脫離歷史、脫離大眾情感的“法律邏輯至上”，是這種把民族情感當成“極端”來批判的居高臨下。

還有一點不能忽視，公眾人物的言論本就該更有分寸，尤其是涉及民族情感這種敏感話題。羅翔之前也有過因言論被誤解的經歷，按理說該更清楚如何把握表達的尺度，可這次卻偏偏在最不該含糊的地方犯了糊涂。

他的言論之所以引發全網熱議，本質上是大家在捍衛自己的情感底線，在反對那種用專業光環壓制民族情感的做法。法律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但絕不是否定民族情感的武器，民族情感也不是法律邏輯可以隨意切割的對象，兩者本應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可羅翔的言論卻把它們放在了對立面，這就難怪會引發眾怒。

說到底，這事兒的核心不是反對法治，而是反對用冰冷的邏輯去踐踏滾燙的民族情感，反對把銘記歷史說成是極端，反對把維護尊嚴當成是狹隘。

民族情感的紅線不是不能碰，而是碰之前得先讀懂歷史，讀懂人心，讀懂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情感。法律邏輯再嚴謹，也不能脫離人心和歷史去談，不然說得再頭頭是道，也只會引起反感，這就是羅翔的言論捅了馬蜂窩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