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資本主義》與桑巴特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探索

維爾納·桑巴特是20世紀上半葉德國最具爭議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與歷史學家。其研究橫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領域，是首個系統分析資本主義精神并引發韋伯后續研究的學者。當代學界重新關注其資本主義多元起源論及跨學科方法論，視其為連接馬克思與韋伯思想的關鍵人物??。

維爾納·桑巴特（1863-1941）

由于生活在工業經濟蒸蒸日上的年代，桑巴特年輕時就是一個熱烈的資本主義贊美者，這是他與馬克思的重要差別之一。桑巴特更傾向于站在有助于工業社會發展的角度而非人道價值角度來觀察資本主義。因此盡管他清楚看到馬克思的偉大貢獻，卻選擇了不同方向，從資產階級角度而非工人階級角度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他的代表作《現代資本主義》不僅將“資本主義”概念引入德國學術界，更通過歷經多次再版的傳播，使其在學界獲得穩固地位?！冬F代資本主義》（李季、晏小寶譯，晏小寶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一書的出版，為我們深入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發展規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

《現代資本主義》（李季、晏小寶譯，晏小寶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

桑巴特的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也為我們思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除關于資本主義精神與形成機制的學術爭論外，圍繞價值判斷自由的爭議，以及國民經濟學中理論與歷史的探討，都與他密不可分——在馬克思精神影響下，基于新的歷史環境，從資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的視角，運用歷史主義研究方法考察資本主義的形成發展過程，借此推動社會的完善。

他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定義：“一種流通經濟的組織，在此組織中，通常有兩個不同的人口群體：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與無產的純粹工人，前者同時掌管著主導權，系為經濟主體，后者則為經濟客體，二者通過市場相互結合，共同勞動，此種組織受營利原則與經濟理性主義支配”（《現代資本主義》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03頁）。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是一個一個企業的總和，企業就是資本主義的細胞，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以促進資產階級即企業家群體發展為中心、經濟主體（企業家）和經濟客體（工人）相互作用，以此實現企業盈利發展的社會組織形式。由此，桑巴特提出人們的精神因素（心理特質）特別是企業家精神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成根源和發展動力的觀點。他考察了歐洲歷史上一些重要的經濟生活事件與資本主義企業發展和企業家精神之間的關系，以便“弄清楚經濟發展中歐洲的這些普遍特征”，“探討那些較小群體的經濟命運”（同上，第二版序言，第5頁）。顯然，桑巴特關于資本主義形成根源的思想并非經驗主義自然科學的線性決定論，他創建的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歷史事件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相互影響。

桑巴特親身經歷了德意志大起大落的年代。出生于分裂貧弱的年代，少年時德意志政治統一，青年中年時代德意志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躍升為歐洲第二強國；之后掉入一戰的深淵和魏瑪共和國經濟的崩潰；晚年納粹統治德意志，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桑巴特學術思想深深受到現實的沖擊而發生波動，經常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正因為如此，桑巴特生前身后受到各方幾乎同樣廣泛和尖銳的褒獎和批判。

他曾被恩格斯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也曾自稱為“篤信的馬克思主義者”，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做出巨大貢獻，贏得了巨大聲譽；但也因反馬克思階級斗爭立場，學術立場與馬克思有異，被批判為修正主義。他師從新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施穆勒、瓦格納，致力于為德意志發展服務，受聘柏林大學經濟學教席；也因美化戰爭、貶斥猶太民族、支持納粹而受到后人唾棄。

他從企業家視角研究資本主義，在經濟學領域提出眾多創見，被美國社會學學會第53任會長埃弗雷特·休斯認為“敏銳而具有啟發性地描述了經濟過程，將矛盾分析推進到黑暗的潛意識深處”；也曾被熊彼特等人貶斥為“虛假的恢弘”、“二手材料”的堆積、“歷史主義的怪胎”、“偽學術著作”。他看到了工業社會發展對人的自由個性和全面發展的剝奪，因此致力于從精神和文化角度推動社會發展，具有極大的啟發性；然而也因濃厚的國家利益至上、民族主義情結令人側目——“只要有利于德國的強大，我們愿意犧牲一切理論和一切原則”。

桑巴特從資產階級視角研究社會發展，強調發展優秀的德意志精神和文化，主張社會改革，從精神視角觀察資本主義的形成發展，與其所處的歷史背景關系匪淺。

19-20世紀之交德意志的歷史背景

19世紀是德意志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一個世紀。其自身成就、對世界的影響，在20世紀初達到頂峰。與此同時，德意志國內國際面臨的矛盾也在不斷深化。

1、輝煌的政治、經濟、文化成就

近千年德意志民族的分裂落后和備遭欺凌，培養了該民族開拓進取、自強不息的精神，這不僅表現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在文化領域也激發起民族文化主義思潮，誕生了眾多劃時代的科學巨匠。

19世紀一百年的時間，德國見證了從魚腩一躍而成為世界強國的歷程。在1800年，德意志還被分裂為數千個邦國、領地、自由市等。三十年戰爭之后國際國內政治現實一直抑制著德意志的發展。一些邦國的主權掌握在其他強國手中，國內政治事務仍受到周邊強國的干涉。經濟衰敗，文化凋敝。拿破侖入侵消滅了神圣羅馬帝國，迫使各邦國容克統治者開始實行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領域的改革。尤其是1850年之后的農奴制度改革，大大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俾斯麥在1862年上臺之后，率領一群小邦國，借助三次對外戰爭，一方面將奧匈帝國排擠出德意志蘭，另一方面成功排除周邊強國的干預，并借機在象征著法國王權的凡爾賽宮宣告了德意志的統一和獨立，開始了德意志帝國短暫然而輝煌的四十余年歷程。千年的期盼一朝成真，德國內部洶涌的民族主義狂熱抵達巔峰。時任英國首相本杰明這樣評價德意志帝國的成立：“一場比上世紀法國大革命還要偉大的政治巨變”，“歐洲權力的天平被完全打破”。到20世紀初的威廉二世時期，德國無論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成為一個世界級強國。

德意志帝國在短短四十幾年內取得了世所罕見的經濟成就：德國鋼鐵產量由1870年的300多萬噸、世界總產量的12%飆升到1913年的3551萬噸、世界總產量的25%，成為世界上第二大金屬生產國和出口國；煤炭開采量由1880年的6000萬噸到1913年的28000萬噸；電氣工業在1891-1913年增長28倍，1913年德國生產的電氣產品占全世界的34%，超過美國的29%居各國之首；1913年德國發電量達到80億千瓦時，比英、法、意三國發電量總和還要多；在化學工業領域，德國把電能等和化學工業結合起來，在世界上處于一種旁若無人的境地，成為德意志帝國最偉大的工業成就；光學工業中的優質產品幾乎100%來自德國?？傊?，到一戰前夕，德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屬、機械、化學、電氣等產品的出口國，其進出口貿易總額僅次于英國，穩居世界第二位。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同樣居于世界第二。

如果說德意志帝國的政治成就和經濟成就堪稱奇跡，那么其科技成就對人類的貢獻則是空前的。在18世紀，科學巨匠萊布尼茨開創了德意志理性主義哲學（唯理論）的傳統。之后經由康德、費希特、黑格爾等人發揚光大，不僅令世界其他各國的哲學思想黯然失色，更是開創了全新的理性主義（歷史主義）科學研究方法。理性主義科學研究方法首先在社科領域引發了一場“乾坤的大扭轉”的重大而深刻的范式革命，將僵硬的機械主義研究方式打開了一個缺口，眾多社會科學流派如繁花般涌現，歷史主義哲學、歷史主義法學、歷史主義史學、歷史主義經濟學等等如約而至。之后，這一研究方法也開始向自然科學領域滲透。隨著理性主義哲學進入大學課堂，深深影響了青年學子及其科學研究活動，大批自然科學家崛起。這種科學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學中最著名的成就主要有二：世紀之交愛因斯坦創建相對論、普朗克創建量子力學，顛覆了經典物理學的一統天下（貝塔朗菲：這二者都是在德意志理性主義哲學啟發之下完成的）；1930年代，奧地利人貝塔朗菲受到這一科學研究方法影響，創立了一般系統論，被科學界稱作自然科學領域的“哥白尼革命”“科學思維基本方向的轉變”“托馬斯·庫恩意義上的科學革命”“可以與亞里士多德邏輯在古代所起的作用相媲美”……20世紀中葉之后，系統科學呈爆炸性發展。迄今人類都在運用并享受著這一科學研究方法及其成果。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在教育改革、政治改革、工業發展、人文基礎等的聯合催化下，德意志民族自然科學家也長袖善舞迅速登上世界舞臺，引領了自然科學發展的潮流。德意志帝國在世紀之交成為無可置疑的科學創新大國，成為世界的科學中心，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在它面前，普魯士的政治霸權和德國制造商標的輝煌經濟地位也顯得失色”。這一時期德意志民族出現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科學巨匠，其中很多都是人類科學史上的劃時代人物——生物學領域中的羅伯特·柯赫、約翰內斯·米勒、奧古斯特·魏斯曼；物理學領域中馬克斯·普朗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海因里?！ず掌潯惽?；化學領域中的保羅·埃爾利希等等。諾貝爾獎成立之初的獲獎者更能說明德意志的科學成就——前34個諾貝爾化學獎中有15個頒給了德國人；前30個諾貝爾物理學獎有10個頒給了德國人；前33個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有9個被德國人得到。

總之，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德意志帝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都達到輝煌的頂點，帝國內部民族情緒鼎沸，一派歌舞升平的場景。

2、德意志帝國面臨的國內困境

德意志統一之后，盡管經濟政治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帝國內部矛盾的積累也日益嚴峻，這主要表現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嚴重分裂。

國內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成為社會主體，不僅追求自由平等的資產階級力量空前強大，工人階級受到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裹挾，無時無刻希望獲得自由平等的政治地位，為自己爭取利益。封建生產方式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容克貴族只剩下一頂可以獲取壟斷特權的頭銜，而且占全部人口的極少數。盡管他們仍舊牢牢控制著帝國的統治權，但時刻擔心民眾的一個微小波動就把自己摔下踩碎。為此，政治統治者就像走在危險的懸崖邊上，千方百計束縛和控制被統治者為自己服務。于是，抑制自由平等就成為我就看到的帝國時期種種制度設計和政治措施的實質：鐵血政策、軍國主義政策、文化斗爭、非常法斗爭、建設科層制社會、反猶主義等等。這也給德意志帝國帶來眾多難以抉擇的困境：

自由還是統一：在十九世紀，“自由”與“統一”是擺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兩大歷史任務。然而，有民族無國家的痛苦歷史體驗，逐漸使統一問題超越和掩蓋了一切其他問題，成為能夠引起德國人民最大興趣和熱情的問題。德意志統一所激起的狂熱民族主義情緒，更使議會政治、責任內閣和立憲主義這些嚴肅理智的問題被徹底淹沒，自由主義的火花幾乎被完全撲滅。這就為日后德國歷史的發展埋下隱患。

真民主還是假民主：俾斯麥清楚意識到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德國實行專制獨裁不具現實性，于是為新帝國設計的是一套形式上的三權分立，然而實際上專制獨裁的政治體制。在兩院制立法機構中，聯邦議會事實上是普魯士霸權的偽裝，帝國國會只是一個“發表獨白”的“沒有政府的議會”。帝國的實權掌握在帝國皇帝和由他任命的帝國首相手中。這種把大多數國民排除在外的封閉政治體制，當危機和矛盾到來時，很容易實行“不見棺材不落淚”式的極端政策。

變還是不變：工業化浪潮推動了社會轉型，但各邦貴族的社會政治、經濟特權被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他們一直是德國社會的主導政治力量，頑固堅持傳統的等級觀念，社會的人口垂直流動嚴重受阻。大多數自由派資產階級放棄了爭取議會制立憲政府的斗爭，滿足于在經濟領域內發揮力量和影響，讓容克貴族繼續控制政治領域。底層民眾則因為俾斯麥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福利體系，加強了對國家共同體的認同，同時也強化了對國家的依附與順從，使國家至上在德國民眾的觀念中占壓倒優勢。社會轉型陷入僵局。

生存還是毀滅：在俾斯麥帶領德國走向統一的過程中，普魯士傳統中的國家至上、軍國主義、強權政治等傳統與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結合起來，得到進一步的張揚，潛伏在統一之后的德意志的靈魂深處。隨著德意志的強大，帝國社會很多階層中彌散著一種前所未有（抑或是長期壓抑）的民族自大與唯我獨尊感。然而俾斯麥的繼任者，只看到了德國軍事統一時的耀武揚威，卻沒看到俾斯麥在完成國家統一后的平衡、妥協與克制，終于帶領帝國在一戰中走向毀滅。

3、世紀之交的國際格局

19世紀末下半葉到20世紀初，是西方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矛盾的積累期和爆發期。在生產力躍升、制度創新和全球化加速的同時，階級對立、國際沖突和全球發展不平衡的種子也悄然壯大。

（1）經濟領域

在這一時期，第二次工業革命如火如荼地展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迅猛發展的強大引擎。相對論、量子假說等基礎科學理論的重大突破以及新技術、新發明和新生產管理模式的層出不窮，在帶來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時，也創造出眾多新產品與產業，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重工業和基礎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迅速攀升，傳統的輕工業如紡織業的比重日漸下降。

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也發生變革，生產和資本高度集中，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等壟斷組織形式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壟斷組織憑借規模經濟優勢，控制產品價格、產量和市場份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發生深度融合，金融資本迅速壯大，形成少數金融寡頭對經濟的絕對控制。例如，摩根財團通過控股鐵路和鋼鐵企業操縱美國經濟，德意志銀行深度介入重工業投資形成壟斷體系。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大量過剩資本，資本輸出成為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重要形式，金融資本通過跨國投資主導了殖民地的經濟命脈。

（2）社會領域

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調整，社會階層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分化加劇。大壟斷資本家憑借雄厚的資本和對關鍵產業的掌控，積累了巨額財富，成為社會經濟與政治領域的主導力量。例如，美國的洛克菲勒家族通過石油壟斷，掌控了龐大的經濟帝國，其影響力滲透到政府決策、金融市場等各個方面。中小資產階級面臨著激烈競爭和被兼并的壓力，或者在競爭中破產，淪為普通勞動者，或者艱難維持，在經濟活動中的話語權逐漸減弱。中產階級規模有所擴大，包括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自由職業者等，他們憑借專業知識和技能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與傳統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不同，新中間階層注重教育、文化和生活品質，具有相對穩定的收入、較高的社會地位和獨特的價值觀。他們的興起改變了原有的社會階層結構，成為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廣大工人階級仍然處于社會底層，面臨著低工資、長工時、高強度勞動和惡劣工作環境等問題。泰勒和福特等人對新生產管理模式的探索，在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對生產效率的過分強調也加劇了勞動異化問題。例如，1900年美國1%人口掌握87%財富；德國產業工人實際工資在1895-1913年僅增長25%，遠低于300%的工業增速；英國曼徹斯特紡織工人日均工作14小時等。

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經濟上的不平等引發工人階級的強烈不滿。工人階級為爭取自己的權益，開始組織工會，進行罷工斗爭。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此起彼伏，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工時和改善勞動條件等。一些國家的工人階級還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如英國的工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等，通過政治途徑來表達自己的訴求。這一時期也出現社會主義思潮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工人階級中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和接受，社會主義運動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這些矛盾促使西方資本主義著手進行自我修正，開始關注勞工權益問題，一些西方國家開始嘗試建立初步的社會福利制度。例如，德國在俾斯麥時期率先推出一系列社會保險法案。英國進一步完善議會制度，擴大選舉權范圍，工人階級等群體在政治上獲得一定的參與權，政治民主化進程有所推進。

（3）全球化領域

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運輸和通訊技術的巨大變革，為世紀之交的全球化提供了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對全球化進程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在諸多關鍵層面推動了世界的緊密聯系與融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自身先進的生產力和強大的經濟實力，積極拓展全球市場。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后的殖民地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貿易規模持續擴大。工業制成品與原材料的交換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模式。金本位制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推行，為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提供了相對穩定的貨幣制度基礎，促進了資本在全球的流動。世界市場形成，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一個國家的經濟波動往往會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渠道影響到其他國家，經濟全球化的風險開始顯現。例如，1929 年爆發的美國經濟大危機迅速蔓延至全球，引發了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充分體現了全球經濟的緊密聯系和相互影響。?

這一時期的全球化也帶來了嚴重的不平等和矛盾，首先是資本主義強國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矛盾加深。發達的資本主義強國通過武力脅迫、不平等條約等手段，打開眾多亞非拉落后國家的大門，將這些地區強行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發達國家的資本流向落后地區，在一定程度上帶動這些地區經濟發展，同時也深化了它們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依賴。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占據主導地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淪為附庸。這種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為后來的國際沖突和矛盾埋下了隱患。

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的矛盾深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各國對市場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斷增加。但世界市場和殖民地已經基本被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瓜分完畢，后起的國家為獲取更多的市場和資源，必然會與老牌國家發生沖突。德國與周邊強國之間的矛盾因此而激化。俾斯麥深知德國的統一打破了數百年來歐洲的均勢，各國對德意志的崛起深感不安，力圖恢復舊狀：法國固不待言，沙俄對德國的政策一直是“使德國的分裂狀態永久化和極端化”，英國認為德國統一“挑戰了大英帝國對歐洲的一向主導”。因此他在內部維持容克貴族的統治，外部建設聯盟體系維護大陸均勢的同時，極力反對向外爭奪殖民地，避免激化矛盾。威廉二世在俾斯麥去職之后，因為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原材料的進口，選擇了擴張性的政策，放棄了俾斯麥的聯盟體系，開始與周邊強國爭奪殖民地，并大力建設軍備，引發周邊強國的不安。與此同時，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被應用于國際關系。于是，一戰爆發，宣告了這一輪全球化的終結。

桑巴特關于資本主義精神思想的現實意義

資本主義社會的起源問題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之一。觀點基本上可以分為經濟驅動和文化驅動兩大類。大量思想家都站在自己視角上做出過有益的探討。最著名的當屬馬克思，他從宏觀哲學角度討論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詳細分析了經濟發展對社會制度、文化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但沒有結合社會歷史現實詳細展開意識形態對于經濟發展的輔助作用?；蛟S，這并非當時所面臨的最緊迫任務吧。馬克思鋪就的框架啟迪了后世學者的視野。時過境遷，歷史任務發生轉變，新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主要代表桑巴特和韋伯，致力于從思想文化角度來觀察和探討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問題，來解決社會面臨的危機，由此開啟了百余年來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探討。此后，美國道格拉斯·諾斯從國家正式制度尤其是產權制度的角度，保羅?肯尼迪從歷史上歐洲各國政治的多元性、民族和王朝的國力競爭和軍事沖突角度，范贊登等人從非正式制度比如婚姻制度角度，對近代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進行了考察。

鑒于戰后學術與政治日漸分離，人們在閱讀戰前思想家著作時，傾向于摒棄其時代局限性因素，取其合理的積極因素。在很多思想家那里，“資本主義社會”一詞也逐漸被“近代社會”所中和，“資產階級”也往往與“企業家”的內涵具有一定的重疊性。這就使充滿政治張力的一些著作，與當前社會發展現實有了密切的交匯。此時，桑巴特、韋伯等人從資本主義精神的角度探討資本主義的形成，有助于培養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政策的應對，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

桑巴特和韋伯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探討，存在很多一致之處，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尤其是桑巴特《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思想，有很多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地方。

桑巴特和韋伯在資本主義精神方面的一致之處就是科學研究方法和基本視角的一致。

二人同屬德意志歷史學派，都強調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對資本主義的理解方式大致相同，都是站在資產階級視角理解資本主義社會；也都強調觀點需要與客觀現實相結合，而不是純粹滿足國家統治者的需要；同時二人都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人們的精神狀態不滿，主張改變；二人都受到馬克思的影響，都致力于在新的歷史時期，從不同的視角，回答馬克思提出的歷史問題。

二人的分歧主要表現在桑巴特側重經濟史的考察，內含更為巨大的現實性。

1、培養企業家精神的巨大現實性。提出“企業家精神”是桑巴特在經濟學上的一個巨大創新。如上所述，桑巴特認為企業就是資本主義的細胞，企業家則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主體，企業家的心理狀態決定著企業的成敗和社會的發展，因此企業家精神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核心，是社會發展的根本推動力，這是一種“征服與盈利”的精神狀態。當然，他也提出側重“秩序與保存”的市民精神，這應該是企業家精神的輔佐力量?！皩⑵髽I精神和市民精神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保ㄍ?，第210-211頁）企業家精神，是桑巴特的創見，這在經濟學領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此后，熊彼特、德魯克等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挖掘，并從這個視角論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

2、一個更為重大的現實性在于，桑巴特重點考察歐洲資本主義形成歷史上的一些重要經濟史實或其文化內涵與企業家精神的關系。其中，他不是簡單考察某一個史實或者某一個因素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而是根據現實的眾多經濟史實來進行考察。而且，他也不是單純考察經濟史實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同時也看到后者對前者的推動和影響。

注重經濟史實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就不會像馬克斯-韋伯那樣受到倫理限制，僅僅從某些正向的倫理思想角度觀察資本主義的發展——新教倫理中的禁欲主義、天職等等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作用。

桑巴特也非?？粗刭Y本主義精神對于經濟史實的影響。比如，他深刻考察戰爭與資本主義的相互作用關系，他不是簡單從倫理角度鞭笞資本主義對戰爭的推動作用，也不簡單看到企業家精神對戰爭的推動，更是看到戰爭對企業家精神、對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企業管理方式、對資本主義市場的開拓等的積極作用。這顯然是一種較為嚴謹且科學的視角，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種嚴謹且深刻的考查方式還包括對資本主義精神與國家、宮廷奢侈、貴金屬生產、市民財富等等的探討。他說，“在國家中，它（企業家精神）的目的首先是征服、支配。但在宗教、教會中，......它想要解放，掙脫枷鎖；在科學中，它想要解開謎團；在技術中，它從事發明；在地球上，它力圖發現。”（同上，第209頁）因此，很多學者認為桑巴特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考察厚重、精當、現實。

桑巴特試圖從邏輯上演繹資本主義精神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資本主義精神首先會推動形成“現代軍隊”這一“最重要的工具”，進而創造國家，改進技術，獲取貴金屬礦藏，產生市民財富，形成各種各樣的新的商品需求，促進勞動力的采購等（同上，第211-213頁）。這就帶來如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1）這些歷程，是否是必需的？在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資本主義精神必然會掌控軍隊？必然會在某一階段推動戰爭？推動宮廷的奢侈？等等。2）這一過程是單一的，還是循環的，或者不固定的？3）一個國家是否需要對這一歷程各環節與社會發展、與企業家精神的關系，做出充分預估？不僅是自己本國內企業家精神對這些歷程的推動，還包括他國企業家精神對這些歷程的推動，對我們的可能影響，比如戰爭......4）如何看待桑巴特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與他所處時代的現實——德意志帝國的民族情緒、容克貴族的統治、兩次世界大戰等等，比如這一資本主義精神僅僅是德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還是說普遍存在。

3、桑巴特從精神方面探討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其中涉及了當前人類面臨的發展困境問題：經濟“撒旦”控制了人類的精神，人類“脫人化”，信仰、道德、思想、價值觀念乃至文學藝術等高尚的精神文明被經濟利益摧毀，“一切實在利益：美、強、善、知、藝術、天才、出身、家風、人種等等”，變為謀財的工具......如此發展下去，人類將“自我毀滅”。因此，他提出要從精神領域建設比經濟利益“更高的價值”，基于此建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秩序、國家制度，規范經濟生活。這無疑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

4、最后一個重大現實性在于如何看待桑巴特、歷史學派和德意志文化的問題。桑巴特關于資本主義精神的討論在德意志當時具有遠超韋伯的社會影響。然而在二戰之后，韋伯復興，桑巴特則被淡忘。這一現象，結合當年德國知識界關于資本主義起源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討論，是否需要我們“以我為主”，嚴謹地對待和思考？

來源：曲廣為（上海市現代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