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的歷史該如何書寫?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汪海粟新書里輕描淡寫的“時代所限”中,而在南京大學檔案館那封泛黃的手寫信上;不在刻意粉飾的回憶錄字里行間,而在胡福明“別讓后人以為我們也隨波逐流”的錚錚誓言里。當一個試圖用筆墨篡改往事的人,遇上一份用良知封存真相的物證,南博歷史的書寫準則,便有了最清晰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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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粟的新書問世,本是一段塵封往事的復盤契機,他卻選擇將當年整治姚遷的風波,輕飄飄歸結為“時代局限下的不得已”。寥寥數(shù)語,便想抹去羅織罪名、逼迫簽字、推動不實批判的過往,想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被大環(huán)境裹挾的無奈者。可歷史從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不是某個人筆下可以隨意涂改的草稿。他筆下的“不得已”,輕飄飄帶過了姚遷蒙冤的日日夜夜,帶過了一位文博人因堅守原則而遭受的無端打壓,卻帶不走檔案柜里那份鐵證如山的手寫信。
那封寫于1984年冬夜的信,是胡福明擲地有聲的良知宣言。彼時他身為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面對羅列著八條莫須有罪狀的批判材料,面對來自上層的簽字施壓,沒有選擇明哲保身的沉默,而是“啪”地摔筆拒簽。連夜疾書的信件里,他不僅寫明材料與事實嚴重不符的十處細節(jié),更留下那句振聾發(fā)聵的囑托:“別讓后人以為我們也隨波逐流”。為了這份堅守,他甘愿坐十幾年冷板凳,甘愿承受仕途受挫的代價,只為給歷史留存一份最本真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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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封信被姚遷之子鄭重捐贈,收進南大檔案館的正卷,成為南博這段歷史最權威的佐證。而汪海粟的回憶錄,與之相比,更像一場蒼白無力的自我洗白。當事人尚在病榻之上,史料館的檔案卻早已給出定論:檔案室的門,比泛黃的書頁更誠實;胡福明筆下的字字句句,比汪海粟的“不得已”更有千鈞重量。
南博的歷史,從來不該由權力書寫,不該由利己者的回憶錄書寫,而該由那些堅守真相的人、由那些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的物證來書寫。它要寫姚遷為追回館藏字畫的執(zhí)著與風骨,要寫胡福明拒簽不實材料的勇氣與擔當,也要寫某些人濫用權力、顛倒黑白的荒唐。它要讓后人看到,在那個復雜的年代里,有人選擇隨波逐流粉飾太平,也有人選擇逆勢而行捍衛(wèi)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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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話或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當檔案柜里的手寫信被拂去塵埃,當塵封的真相重見天日,我們終于明白:歷史的書寫,容不得半點修飾與篡改。唯有尊重事實、銘記良知,才能讓一段歷史經(jīng)得起歲月的拷問,才能讓后來者看清人性的風骨與底色。南博的歷史如此,所有關乎正義與真相的歷史,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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