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的南京,梅雨連綿。國民黨軍統本部燈火明亮,一份加急電報被遞到沈醉手中:丁玲已被秘密押解,命令限時取供。電報只寥寥數句,卻注定了日后那場“冤家式”的相逢。彼時,誰也想不到,三十七年后,這位軍統少將會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的走廊里,向丁玲彎腰九十度,說出“怕您不原諒我”這句話。
時間撥回1936年10月30日,延安城頭的秋風帶著黃土味。丁玲潛行三年后突然出現,中宣部為她辦了一場隆重的歡迎晚會。毛澤東握著老鄉的手,笑談《不是情書》,這位女作家當晚仿佛重返故鄉。第二天,窯洞燈光昏黃,兩人又談到深夜。毛澤東一句“去當紅軍如何”,讓丁玲眼睛一亮,她真的想沖鋒陷陣。十一月下旬,她隨部隊東渡黃河,行軍路上寫下的戰地散文后來傳遍整個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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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年,丁玲的身份已由“文小姐”變成“武將軍”。毛澤東為此填《臨江仙》,詞里那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膾炙人口。繼《十八個》《田保霖》之后,長篇《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終于在1948年完成,標記了她世界觀的又一次轉折。她常對身邊人說,這本書“就是寫給毛主席看的”。
與此同時,沈醉的軌跡卻在黑暗中延伸。1938年,他跟隨戴笠在軍統崛起,專責情報、暗殺。抗戰勝利后,軍統與中統交錯,許多文化人被雙重監視,丁玲也在名單之列。沈醉回憶這段經歷時坦言:“那幾年,只要上面一句話,一個人就沒了。”他在改造后寫進自傳《我這三十年》,每寫一次,便流一次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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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沈醉隨胡宗南殘部退到西南,不久被俘。關押最初,他不肯低頭。直到1956年改造大會上,他聽到一位老紅軍說:“你們害過很多人,可再不悔改,害的是自己。”這句話像錘子一樣砸在心口,沈醉的筆記本上首次出現“必須把真相寫出來”幾個字。入獄十余年,他把記憶里的細節一頁頁翻出,自認還有機會償還舊債。
1983年秋,北京太平橋大街桂花飄香。全國政協禮堂里,各界人士分組討論政策落實。丁玲坐在組長席,銀發與黑框眼鏡讓她顯得沉靜。沈醉分到同組,沒想到這輩子會與丁玲面對面。他站在門口猶豫幾秒,才慢慢走向座位。討論開始后,丁玲率先發言。她話鋒突然一轉:“我最近看了沈先生的《我這三十年》,材料真實,思想轉變寫得也透。”現場一陣微妙的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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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用手指擦了擦鏡片,耳邊嗡嗡作響。丁玲接著說:“說老實話,當年恨過你們,可今天看到你們能把經歷寫清楚,我心里很感慨。黨在這些年做的思想工作確實不簡單。”這幾句樸素評價,比任何宏大敘事都更能觸動人心。沈醉低下頭,輕輕“嗯”了一聲。
會議結束,人群散去,沈醉鼓足勇氣走向丁玲。他躬下身,聲音發顫:“丁老,怕您不原諒我。”丁玲抬手示意:“過去的事翻篇吧,現在書寫真相更要緊,歡迎常來聊天。”兩句對話不到二十秒,卻把敵意徹底放下。有人在門口無意回頭,見到這一鞠躬,事后感嘆:“人心是能變的。”
翌年春天,沈醉寫了封近萬字長信寄到丁玲家中,細數往昔錯誤,也說明正在整理更多檔案,希望補充史實。信的結尾只有一句話:“如果材料有助于還您清白,那便是我此生最安穩的一夜。”丁玲閱后,笑著對丈夫陳明說:“這人終于把心結解開了。”
1986年3月4日,丁玲病逝北京醫院。噩耗傳來,沈醉沉默良久,帶著白菊趕到陳明住所。老人雙手顫抖地把花放下:“當年無知,虧欠太多。”陳明回以一握,彼此無須多言。四月,沈醉又捧來一沓新稿,都是軍統舊案原始材料,交給中央檔案館,封面寫著“代丁大姐一盞長明燈”。
丁玲與沈醉的三次交集——南京暗室、延安窯洞、北京禮堂——跨度半個世紀,位置三處,卻見證了一對“冤家”從生死對立到握手言和。其間有鐵窗、有塵封檔案,也有人民內部改造的耐心與制度的自信。有人說,這是新中國刑事政策的一個注腳,其實更像一部人性教材:仇恨可以轉化,只要把歷史寫清楚,把真相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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