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譚】胡適：真正睿智的思想家，怎會選擇一個窮途末路的政權？

胡適

不知從何時起，胡適開始受到一些公知大V、自媒體作者的極力吹捧，在他們嘴里、胡適是一個學術水準登峰造極、無與倫比，個人品格至圣至賢、完美無缺的大師。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本思考者和大家解讀一下。眾所周知，胡適是以在1917年元旦、《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發表一篇《文學改良芻議》發起文學革命、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旗手之一的。這是他一生中的最大亮點。

胡適曾在回憶中說：當時在同舊的文化陣營較量中，錢玄同的賞識使他“受寵若驚”、“自信心更強了”，“錢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應，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

錢玄同比胡適年齡大四歲，就能讓胡適“受寵若驚”，這是學術水準登峰造極的“大師”會有的表現嗎？

另一個例子。胡適在一次被人評說是同時代人當中“最聰明、最具天分”的人時，連忙擺手否認，說自己比不上趙元任。趙元任比胡適小一歲。胡適在攻擊主席那首著名的“我失驕楊君失柳”時，自覺不夠斤兩、就扯來趙的大旗，稱“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如此通韻法”。

事實上，包括上述的錢趙，再加上馮友蘭、湯用彤、陳垣、金岳霖、吳宓、陳寅恪、熊十力、梁漱溟、容庚……等等，單說學術方面、假如胡適敢在他們面前稱“無與倫比”，絕對能讓人把天笑塌。

美籍華人學者、被稱為胡適高徒的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中寫道：“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吉林文史出版社《胡適雜憶》1994年11月版47頁）

而實際上，胡適頭頂上的36個博士，有35個都是榮譽博士，都是別人送的、和學問的關系不大。

1917年，左起：趙元任，金岳霖，胡適，張奚若

在清末民初時，中國教育基本上只有文武兩科，學文的、幾乎都攻國學，其中可稱大師的、不乏其人。但那時、只有國學大師，或者武術大師，幾乎沒有科學大師。要不，那個時代的新新青年、胡適等人也不會發起追求科學、民主的“新文化運動”了。

新中國成立后，大學教育逐步健全了理工農林水醫……等全面的文化學科，學子們再也不用在“八股文”之類的獨木橋上競爭了。一個自然的結果就是，“國學大師”不像以前那么多了。這本來是進步。沒想到的是，時至今日、竟然有人以“現代中國出不來國學大師”來說事兒，試圖抹殺新中國的教育成就。這真是無知得很。

再說個人品行問題。本思考者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有伙人在評價同時代的郭沫若老先生時、對于品格的要求近乎挑剔；但在評論胡適老先生時，又對其品格的污點視而不見。

1935年，胡適主張放棄東北三省，并致信蔣介石、建議承認“偽滿洲國”；理由是，這樣可“繼續剿共50年”。胡適還曾大贊汪精衛的“日華和平”政策，并親自給汪打氣說：“他們的愛國心本是無可疑的，他們的為國事任勞任怨的精神也是將來史家一定原諒贊許的。”

胡適曾因此激起公憤。國民黨元老程潛怒斥其為漢奸，另一個國民黨元老居正提議立即逮捕他。連青年學生都致信他說：“《塘沽協定》簽字之后，你曾替它辯護過！現在喪心病狂的軍人又把整個的華北出賣了，你還替它辯護嗎……我們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

某些人用以詬病郭的“諂媚”，在胡適身上也很容易找到影子，可卻被其美化為“人情味”。1922年5月，紫金城剛裝上電話時，末代皇帝出于好奇、便打電話找人聊天，結果在電話本上看到了胡適的名字。

他之前讀過胡的文章，所以就打了過去，聊幾句后、發出邀請“方便時見個面啊”。胡適非常重視這個邀請，特意請教溥儀的老師莊士敦，面見時、該行什么樣的禮。

1925 年，左起：高鳳謙、鄭振鐸、胡適、曹誠英

事情傳出后，因為他接受溥儀的召見、并申請免跪，而被《民國日報》認為是跪舔，“溥儀允胡適之要求時，稱他做新學界泰斗，大有許其履劍上殿之概，然而這是溥儀底大度，不是胡適之底尊榮。”

某些人用以詬病郭的另一個把柄“男女關系”，胡適也沒有超脫。胡適和江冬秀結婚時，伴娘是胡適三哥名嗣秠(pī)的妻子曹細娟的妹妹曹誠英。等到胡適將曹誠英的肚子搞大，說要和江冬秀離婚時，江拿出了菜刀，威嚇說：“你要離婚可以，我先把兩個兒子殺掉。我同你生的兒子不要了。”

江還曾哭著對胡適的遠房表弟石原皋訴說胡適如何另尋新歡，說到氣憤處，拿著剪刀就要刺胡適。除了曹誠英，和胡適有親密關系的女子，至少還有韋蓮司、陳衡哲、徐芳、洛維茨、陸小曼等，而陸小曼還是胡適好友徐志摩的妻子。

胡適被某些人鼓吹為“智者”，但其做的利令智昏的事、并不罕見。重慶談判時，胡適充當蔣介石的說客、勸毛先生安心地做“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并威脅說如若不然、將“自致毀滅”。

到了上世紀50年代、他曾接受國民黨的4.5萬美金，在報上發表反華反共文章；其中有個著名的預言，就是“西藏必不可能統一”。他的推理是這樣的：日本人打中國的時候，占領了安徽，但是沒有去徽州；原因是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復雜。日本人尚且不敢去徽州，而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產黨敢去嗎？一定不敢去。

就這個邏輯，他暴露出來的不僅是智昏，而且還有深刻到骨子里的自卑：他自己覺得比不了日本人，便以為所有中國人都不敢做日本人不敢做的事兒、包括共產黨！

某些人對此置之不顧，津津樂道于鼓吹胡適的所謂“智慧”，甚至將其說成是“絕世高人”；主要證據就是胡適眼光前瞻，拒絕了中共的挽留，從而躲過新中國建國后的歷次運動，得以善終。

不知那些鼓吹者是裝不知道、還是真不知道，那些沒留大陸、繼續追隨蔣介石政權的，并非都有鼓吹中的幸運，不少人都攤上了“運動”。

胡適和李四光等人合影

胡適的弟子，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傅斯年，1949年赴臺后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但履新后僅三個月，臺灣就發生震驚中外的“四六事件”，國民黨軍警抓捕臺大100多名愛國學生，先后處決7人。次年，他本人在臺灣省議會答復“教育質詢”時突患腦溢血逝世。

還有五四運動時的另一個學生領袖羅家倫。他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已投靠蔣介石、并支持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逃臺后、奉蔣介石旨意推行漢字簡化方案時，只因大陸當時開始了簡化字運動，就被一百多位“議員”攻擊為“通共匪諜”。

反華反共勢力，習慣于拿新中國的運動說事兒，但壓根兒不提蔣介石政權到臺灣后的黨禁、報禁，戒嚴整整38年、直到1987年7月15日。期間的荒唐事情，比起大陸的運動“有過之而無不及”。如陳映真被抄家時，抄出了馬克吐溫全集一套，審官說：“馬克吐溫乃是馬克思的弟弟，這個明顯是通匪有據。”結果，判了他十二年。

沒留在大陸的胡適，其本人就真的算幸運嗎？1949年的胡適，并沒有去臺灣，而是去美國做了蔣介石政權的“說客”。在美國，他的“說客”事業不僅沒有成功，自己還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由于體弱多病，他到美國后、想一份保險，但被拒絕了；當他心臟病復發、入院治療時，醫療費都成了最大的難題之一。在日記里，他這樣感慨：“美國資本主義很壞，我這個年紀大了后，我想保險，他們嫌我年紀大，嫌我心臟病。”

事實上，那個時期的美國也并非什么自由的樂土，連卓別林都被麥卡錫主義迫害得有家難回、流亡瑞士。

慢說胡適猝死酒會之上、只活了71歲，在他的好友周鯁生（82歲）、陳垣（91歲）、竺可楨（84歲）等人中算不得長壽，在他的同道熊十力（83歲）、梁漱溟（95歲）、馮友蘭（95歲）、金岳霖（89歲）、馮契（80歲）等人中算不得高齡，只說胡適在因為心臟病而暴卒，能叫善終？……

1941年，胡適和妻子江冬秀

本思考者這里就不想多糾結這個問題了，只想和某些人交流一個問題：以“善終”來評斷一個智者、思想家，是否太膚淺、不值錢？

這樣的標準能判斷出什么思想家啊，只能是明哲保身的自私鬼而已；用現在的話來說，頂多算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而思想家，其價值不在于躲掉過多少次磨難；恰恰相反，經歷過的磨難、才是掛在思想家胸前的勛章！

利用胡適來攻擊中共、尤其是攻擊毛主席時代的人，常常還說的一個理由是，留在大陸的學者、建國后大多“一事無成”。這簡直就是信口雌黃了。

略舉幾例：解放后，馮友蘭陸續出版七卷《中國哲學史新編》；湯用彤完成《魏晉玄學論稿》、《隋唐佛教史稿》、遺稿《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和《漢文印度佛教史料選編》；金岳霖完成《羅素哲學批判》和《知識論》；陳寅恪完成《柳如是別傳》；陳垣點校二十四史項目組的五代史部分……

陳垣參加點校的二十四史，共有3213卷、約4000萬字，是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余位文史專家一起參與的宏大項目。文史專家一起參與、共同完成的集體作品，還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后整理的《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西游記》《儒林外史》；古籍出版社校注的《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中華書局出版的《全唐詩》《全宋詞》《全元散曲》《文苑英華》《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永樂大典》等大型古籍。

如果這都算是“一事無成”，那么整個民國、包括蔣介石政權逃到臺灣以后，又有什么可以算作是成就的呢？！……胡適，他在離開大陸后、有什么可圈點的學術作品呢？！

胡適（右一）和澄衷學堂同學合影

還有人鼓吹胡適是思想家。本思考者的看法是，“五四運動”前后應該算是，但后來只能算是一個失敗的、或者空想的思想家。這已被事實證明。解放前夕，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他思想之后、沒有選擇新中國，而是選擇繼續追隨蔣介石。真正睿智的思想家，怎會選擇服務一個窮途末路的政權呢？

如果說他當時是因為“忠孝節義“里的忠，連蔣介石本人都不會同意啊！因為胡適死后，蔣介石的評價是：“聞胡適心臟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

胡適的舊日密友、徐志摩的再婚妻子陸小曼，對于胡適沒留在新中國曾經做出過評價；那是1964年，陸小曼因病住進上海華東醫院時。住院期間，她對來看望的、徐志摩在光華大學任教時的學生趙家璧說過一番話。

這番話是這么說的：“如果不解放，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如果志摩生前知道，我們的共產黨是這樣好，他也會和我一樣相信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死，我相信他不會跟著走胡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