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天空微帶薄霧。天安門廣場忙碌異常,幾名老人正緩緩向觀禮臺移動,最顯眼的要數年屆九十九歲的吳西與八十九歲的莫文驊。隨行工作人員不停小聲提醒:“臺階有點陡,慢一點。”吳西卻擺手:“我沒問題,大哥還在前頭呢。”這一句俏皮話,把身邊緊張的護衛逗得直樂。也就在這個看似輕松的瞬間,一段塵封多年的“資歷之謎”悄然浮現。
國慶盛典結束后,總政治部內部流轉的《老干部花名冊》準備再版,工作人員按照舊檔案標注:吳西——1929年參加革命。結果,莫文驊看到樣稿,一拍桌子:“錯!老吳哪是1929年,他在大革命時期就干上了。”在工作人員發愣的時候,老中將要來信紙,寫下八百余字說明,連夜送往干部部。信里他把時間、地點、見證者、事由列得清清楚楚,言辭極為肯定。
事情要追到1925年春。那年廣西省立第三師范校園里,風聲日緊,學生們組成“三師學生會”,反對舊教育、聲援上海工人。吳西二十五歲,扛著話筒跑前跑后,晚上還得排練進步話劇《一串鑰匙》。碰巧到南寧參加學聯會議的莫文驊受邀旁聽,被拉去演反派軍官。劇終謝幕,兩人握手只寒暄幾句,卻在彼此心里刻下了“能干”的印象。
1927年5月4日凌晨,南寧空氣悶熱。國民黨十五軍軍部的鐵門重重落鎖,吳西、莫文驊與數十名青年被推了進去。吳西暗自嘀咕:“這么小的娃也抓?”面前那個少年正是年僅十七歲的莫文驊。兩人同押一室,腫脹的手腕被鐐銬磨破,仍在角落悄悄傳遞報紙碎片,記錄獄中同伴名單。一位老黨員被帶走前低聲說:“若能出去,記住組織的聯絡點。”吳西點頭,莫文驊含淚,短短幾分鐘,生死交情算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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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兩人獲釋。吳西背著行李回到渠黎鄉,第一次對鄉親們說出“革命”二字;莫文驊則在南寧養傷,隨即轉往香港買藥兼做交通員。1929年初,蔣桂戰爭落幕,廣西新桂系內部斗爭加劇,黨組織決定發動百色與龍州兩地起義。吳西被地下黨挑中,赴龍州組建工農武裝;莫文驊在百色負責輜重與聯絡。同年10月,吳西火線入黨,莫文驊則在1930年11月正式轉為黨員,兩人再度匯合于紅七軍序列。
吳西的檔案卻在那段兵荒馬亂中出現紕漏。紅八軍與紅七軍合并時,機要科統計表把他的“革命起點”寫成“1929年”,原因是“當年3月才進入部隊”。抗戰、解放戰爭連年鏖戰,沒人再去深究。吳西本人也不在乎,他常說:“干活要緊,紙面上的事算什么。”
時間來到1977年,“五四”五十周年。兩位老戰友在北京再度聚首,合影留念。吳西在照片背面提筆寫下十四字:“梨花照眼憶當年,銬鐐郎當正此天。”莫文驊回贈一句:“鐵窗彈雨壯歌聲,萬千俊秀已落英。”老兵之間的默契與悲壯盡在字里行間。不過,那年仍無人提起檔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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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出現在1998年。總政老干部局圍繞待遇補貼進行普查,需要核對所有人的參加革命時間。莫文驊查看材料時才發現吳西“1929年”的標注,立刻向工作人員解釋緣由。對方答復:“請拿出書面證明。”他笑道:“那就寫信吧,老兵不會作假。”于是便有了前文的八百字證詞。
干部部隨后查閱原南寧監獄殘存名冊,又調取百色、龍州起義前的黨員登記薄,兩份材料都顯示:1925年至1927年,吳西名列進步青年,附注“積極分子”。到此,案情水落石出——吳西確屬大革命時期干部。2000年春,新的花名冊定稿,吳西一欄改為“1925年參加革命”。遺憾的是,公文送到家中時,九十九歲的他已臥病在床,眼睛昏花,仍堅持自己翻閱完畢,笑說:“老莫沒說錯。”
2000年5月31日,莫文驊病逝。噩耗傳來,吳西雙手顫抖,喃喃一句:“他是好人!”隨即扶杖趕赴靈堂,對著遺像低語:“大哥先走,我隨后就到。”連續幾小時吊唁后,他拒絕輪椅,堅持步行離開。照顧他的護士后來回憶:“那天老人腰板比平時挺得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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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吳西在南寧舉辦百歲書法展,請來九十七歲的呂正操題序。展廳里懸著他親手寫下的條幅——“百歲不老,初心不移”。有人問他最看重什么,他回答得干脆:“信義。”短短二字,其實也驗證了莫文驊那封證明信。
2005年7月21日清晨,吳西在北京醫院安靜離世,享年一百零五歲。病房墻角還掛著那張改正后的干部登記表;下方是一張1999年國慶合影,兩位老人并肩而立,軍裝熨帖,目光堅定。友誼、公道與信念,就這樣靜靜留在影像里,誰也無法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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