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偉人關系好，一起辦夜校，一起創辦新民學會，他的結局讓人惋惜

這是一九二六年秋天，長沙城里熱鬧得不行。

北伐軍剛打贏了關鍵一仗，滿大街都在慶祝，好像好日子馬上就要來了。

可就在這鞭炮齊鳴的時候，一份白底黑字的挽聯，悄無聲息地送到了李維漢和易禮容的手里。

寫挽聯的人，是當時忙得腳不沾地的毛澤東。

那上面只有十四個字，卻看得人心里發涼：“羨哲嗣政教長材，竟成千古；嘆吾黨革命先鋒，又弱一個！”

這可不是什么場面話。

稍微了解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那位偉人輕易不夸人，更別說給人戴上“革命先鋒”這么重的帽子。

最讓人破防的是最后那四個字——“又弱一個”。

這四個字背后透出的，不是那種官方的客套，而是戰友凋零后，一種刺入骨髓的寒意。

那個讓偉人如此難受，讓李維漢哭濕了衣襟的人，叫羅宗翰。

說實話，這名字擱現在，去大街上問一千個人，估計九百九十九個都搖頭。

如果不是1979年，也就是半個世紀后，當年給他辦喪事的李維漢和易禮容老先生專門寫了篇回憶錄，這人恐怕真就消失在歷史的塵埃里了。

這事兒吧，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一個能讓那幫最牛的革命者念念不忘的人，到底憑什么？

咱們把時間倒回去，回到1919年的那個冬天，去看看北京。

那一年五四運動剛鬧完，湖南這邊的日子比北方的冬天還難熬。

軍閥張敬堯在湖南那簡直是胡作非為，不給學校發錢就算了，還鎮壓學生，老百姓被禍害得都沒活路了。

湖南人那個暴脾氣哪能忍，直接搞了個“驅張運動”。

也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偉人帶著代表團去了北京，羅宗翰就在這支隊伍里。

那時候去北京，可不是現在的公費旅游。

為了省錢，也為了辦事方便，偉人和羅宗翰還有其他幾個湖南伢子，全都擠在楊濟昌先生家里。

你想想那個畫面：北平的冬天，風刮在臉上像刀子一樣，屋里也沒暖氣，幾個人裹著舊棉襖擠在一塊，吃的是最便宜的掛面，嘴里討論的卻是怎么救湖南、救中國的大事。

那時候搞革命，真不是請客吃飯，那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過日子，連個安穩覺都是奢侈品。

就是這種在冰天雪地里“抱團取暖”的經歷，讓他們成了真正的鐵哥們。

據后來的回憶，羅宗翰這人筆桿子硬，嘴皮子也利索，是個天生的外交家。

在北京那陣子，很多關鍵的聯絡工作，都是他跑下來的。

其實他倆的交情早就開始了。

羅宗翰是湖南安化人，比偉人晚一年從一師畢業。

在一師那個滿腦子理想主義的校園里，他們就是那種“穿一條褲子”的死黨。

偉人搞夜校給工人掃盲，羅宗翰第一個沖上去當老師；新民學會剛成立，也就是后來共產黨的那個“孵化器”，羅宗翰也是最早那一批會員。

說白了，只要是那個核心圈子搞的大動作，羅宗翰就沒缺席過。

最有意思的是，從北京把張敬堯趕跑后，羅宗翰回了湖南，但他沒像別人那樣去撈個一官半職。

他干嘛去了？

這兩個工作聽著不起眼，其實里面學問大了去了。

在那個沒網沒手機的年代，報館就是擴音器，小學就是人才基地。

羅宗翰這是在給那個還處于幼年期的組織打地基呢。

真正的牛人，往往都把自己埋在土里，只為了讓種子發芽。

日子一晃到了1926年，這既是羅宗翰的高光時刻，也是催命符。

那年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唐生智一看形勢不對，趕緊投了革命陣營，派了個叫鄧壽荃的人當湖南省建設廳長。

在這個節骨眼上，建設廳急需一個既懂業務又能聽懂“革命語言”的人。

于是，羅宗翰就被推到了臺前，當了建設廳的秘書。

這個位置太關鍵了。

表面上他是國民政府的官員，穿西裝打領帶，實際上他就是個超級臥底。

他利用這個身份，給共產黨和工農運動開了無數次“綠燈”。

那時候湖南農民運動搞得風生水起，背后要是沒有像羅宗翰這樣在體制內“搞協調”的人，早就被掐死了。

李維漢后來評價說：“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很強，是有用的人才。”

這話聽著平淡，其實是在說：他是那個能在黑白兩道、各方勢力中間游刃有余的“潤滑劑”。

可是，人的身體不是鐵打的。

長期的精神緊繃，加上早年到處奔波落下的病根，終于把這個年輕人壓垮了。

就在北伐軍高歌猛進、大家覺得勝利在望的時候，羅宗翰突然倒下了，而且病情惡化得極快。

這真應了那句老話：好人不長命。

消息傳出來的時候，正在長沙指揮大局的李維漢和易禮容都懵了，悲痛得不行，親自給他操辦了喪事。

遠在別處忙得焦頭爛額的偉人聽到這消息，半天沒緩過勁來。

在他看來，死在戰場上那是壯烈，可像羅宗翰這樣，滿肚子才華，本該在建設新社會的時候大展身手，結果卻倒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這才是最讓人憋屈的遺憾。

羅宗翰這輩子，就像顆流星。

他沒等到紅旗插滿山頭的那一天，也沒趕上開國大典的禮炮，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黨史書上都沒怎么提他的名字。

他屬于那種“鋪路石”式的英雄——為了讓后面的人走得穩點，甘愿把自己填在坑里。

為什么咱們今天非要翻這個舊賬？

因為歷史不該光記住那些大人物，也該記住這些具體的人。

正是無數個像羅宗翰這樣“隱形”的先鋒，用他們的命，把那段最黑的路給蹚平了。

那副“嘆吾黨革命先鋒，又弱一個”的挽聯，就是他這輩子得到的最高勛章，也是那個殘酷年代里，活下來的人對逝去戰友最深情的告白。

1926年10月，羅宗翰病逝于長沙，年僅29歲，這離他入黨，僅僅過去了幾個年頭。

參考資料：

李維漢、易禮容，《回憶羅宗翰同志》，《湖南黨史月刊》，1979年。

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湘潮》，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