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里的甘肅山村小賣部-----------康建生

在九十年代的村莊里，小賣部就是在貧瘠的歲月里一盞溫暖的燈。童年的快樂，總與大爸家那間小小的屋子緊密相連。

記憶里的小賣部，主營著鹽、醬、醋、糖，還有煙酒和日用品。但于我而言，它最迷人的地方，是那為數不多的小零食。那時，家里的經濟拮據，很少有閑錢給我們小孩子揮霍。能吃上一包零食，是一件足很奢侈的事情。唯有生病時，這個規矩才會被破例。以不好好吃藥打針為“要挾”，就是為了獲得那期盼已久的“獎勵”，吃到嘴里才會乖乖地吃藥、打針，仿佛那零食才是驅散病痛的良藥。有時，這份“獎勵”甚至會升級為一包五毛錢的泡面，那名字叫“三斤花”或“福滿多”，三層面餅，外加一個料包和醬包，便能讓我心滿意足地享用一頓，連湯也得喝個精光，味蕾得到極大的滿足。

我家在村里算是一個很小的家族。爺爺育有六個孩子，父親排行老二，三個姑姑嫁去了外村，本村只有父親和大爸、三爸。在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由于家產分割、贍養老人等種種現實原因，許多兄弟妯娌之間關系緊張，甚至反目成仇。然而，我的母親和大媽的妯娌關系，卻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她們相處和睦，互幫互助，從未紅過臉，這份情誼一直延續至今，也算是村里的一段佳話。也正因為父輩們之間這份難得的融洽，我與小賣部的故事才得以發生。

大爸家的小賣部，就開在他家院子外面。一扇綠色的單扇鐵門，是它最顯著的標志。這扇門有個特別的“脾氣”，一打開，就會發出“滋啦啦”的刺耳聲響。一進門，便是一個平整的水泥臺子，上面零星地擺放著一些小商品。那時候，還沒有如今這樣花哨的貨架，臺子后面靠墻，是大爸用木頭搭起來的置物架。置物架與水泥臺之間留著一條窄窄的過道，臺子后面還放著一個老式的冰柜。小賣部平時不常有人守著，大多時候是鎖著門的。只要有人來，喊一聲“庚祁嘞”（武山方言，買東西的意思），他們便會聞聲趕來開門招呼。

小時候的我，有一個特殊的“天賦”——聽力格外敏銳。只要聽到那扇鐵門“滋啦啦”一聲響，無論我在村子的哪個角落，正在做什么，都會立刻像一陣風似的飛奔過去。有時，顧客還沒進門，我已經捷足先登，溜進小賣部，只為能蹭上一點吃的。幸運的是，我的大爸和大媽對我格外偏愛，每次都不會讓我空著手出來，總會塞給我一個小糖果、一片辣條，或是一支冰棒。也正是這份持續的“投喂”，讓我養成了“耳朵尖、跑得快”"的習慣。久而久之，無論我身在何處，只要那扇門一開，我總會準時出現，而我的嘴巴，也總會被“投喂”一番。

生活在農村的我們，小時候也有自己的“掙錢之道”。我們會跑到山里，采摘一些中草藥，然后賣給收購商，換些零花錢。大爸家的小賣部，不僅賣東西，還收購藥材。因此，我采的藥材，自然而然地都賣給了大爸。

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采摘“淫羊霍”（我們當地叫“雞蛋皮”）的情景。我小心翼翼地將采來的草藥裝進袋子里，數量并不多（其實沒勁，光捋了一些葉子）。我心里清楚，這樣的藥材，在別的地方肯定沒人收。然而，當我把袋子遞給大爸時，他卻拿上稱認真的稱一稱，更是爽快地給了我五毛錢。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靠自己的勞動賺到的錢，我緊緊攥著那皺巴巴的五毛錢，生怕一松手就會弄丟。

回到家，我攥著這皺巴巴的五毛錢，開始了我“奢侈”的消費計劃。我分了好幾次，一次次地跑到小賣部。我趴在那水泥臺子前，眼睛里閃爍著對零食的渴望。我分三次買了一毛錢的小冰棍、一片一毛錢的辣條、一顆彩色包裝的大大泡泡糖。當我用掉了三毛錢，只剩下最后兩毛錢時，心里盤算著該買哪一樣才能讓這份快樂延續得更久，最后還是買了兩片辣條。每次去買東西，大爸也不嫌我煩，也不催我。

拿上買的辣條也不著急吃，還要跑回家，找母親要上一塊饃饃，撕下一塊辣條，就一口饃饃，我吃一口，給姐姐分一口，吃到最后還會細細的把拿了辣條的手指放在嘴里舔一遍，回味美味的余香.......

那間小賣部，早已不在，但開門的“滋啦啦”聲和被“投喂”的喜悅，卻永遠留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