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面包車的人

把多多買菜開到了村里。

文｜陳梅希

編｜園長

我們都當過等車的人。

小于等的是一輛面包車，開進村里，賣菜、種子、臉盆，或者冰棍。劉霞等的是一輛三輪車，夏天的時候，會拉著一車西瓜，到附近幾個村子里轉悠。我等過一輛人力三輪車，上面裝著一位阿婆做的糯米糕，那是我在村子里唯一能使用壓歲錢的方式。

2025年，商品交易的大戰已經打過好幾輪。但在另一些角落，等車來才能買東西的歷史，才剛剛結束。

等面包車的人

“你能想象嗎？從北京到我奶奶家，只需要坐一個小時高鐵，再開40分鐘車，但那里買東西的方式，還和15年前一樣。”小于所說的奶奶家，位于河北省平泉市于家營子村，而她所說的，“和15年前一樣”的購物方式，則是去兩三公里外的鎮子上趕集。

雪后的于家營子村，受訪者供圖

集并不是每天都有，一個月只開6趟，每到趕集的日子，村里人就會去鎮上集中采買。要說跟15年前最大的區別，小于想了半天，覺得可能是交通方式。以前大家還得騎自行車或者步行，現在至少家家戶戶基本都買了電動三輪車，可以開著車去趕集。

7歲前，小于在于家營子村，跟著爺爺奶奶長大。除了趕集，在她記憶里，買東西是要靠等的，等賣貨的面包車開到村里來的那天。

每輛面包車，賣的是不同類型的商品。有的賣菜，有的賣種子和化肥，有的賣零食，還有的賣鍋碗瓢盆生活用品。

在村里等一輛面包車，大概是小于人生里開過的最早的盲盒——她當然希望能開到賣零食的，但是面包車會不會來、什么時候來、能帶來什么，她不知道，大人也不知道。等面包車的引擎聲出現，停下來，喇叭開始外放叫賣，村里人才能獲得準確的答案。

錯過一輛面包車，比錯過一場大集更常發生。大集畢竟有準確的時間和地點，而面包車像是一個隨機刷新的補給站，去地里干活、出門走親戚、或是單純只是沒聽見，都有可能錯過一輛面包車。錯過了也就錯過了，東西沒買成，村民會選擇等下一次大集，或是等面包車再進村的那天。

村里的院子和云，受訪者供圖

每年夏天，小于最期待的“盲盒”面包車，是賣雪糕冰棍的那輛。因為“雪糕車”不常來，村里人會整箱整箱地采購，儲存在冰箱里，吃一整個夏天。小于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款低配版“火炬”，跟伊利經典的火炬冰激凌造型差不多，也有蛋筒、巧克力脆殼和奶油冰激凌，每一樣的味道都比經典版差一些，一根只賣5毛錢。那是小于記憶里童年夏天的味道。

7歲的夏天結束后，小于被爸媽帶到北京上學，才發現原來買東西不是一定要走很遠或者等很久的。“我來北京上小學，學校門口就有小賣部，每天一放學就能去小賣部里買零食，還有專門賣本子的店”

在她到北京之后，城市生活更新了好幾代，小賣部甚至都快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24小時便利店、次日達的快遞和1個小時就能送到的外賣。現在，小于如果想吃火炬冰激凌，任何時間都能用手機點上一單，火炬會在融化之前抵達她的門口。

可是小于發現，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時間差，遠不止一代。

“去年我奶奶腦梗了，出院之后我回到村里照顧她，發現村里和小時候基本沒什么變化。那些賣貨的面包車，居然還沒有被時代淘汰，還會來村里叫賣。”年輕人基本都進城了。小于聽爸爸說，以前村里有100多個人，現在的常住人口也就30多個，支撐不起一個小賣部的生意。所以15年過去，村里的主要購物方式還是去3公里以外的鎮上，或者像7歲以前的小于那樣等面包車進村。

切一盤“星星”

小于決定試著自己來改變。

“外賣是沒戲了，我們村附近既沒有騎手也沒有商家。我就想，有沒有其他辦法讓村里人買東西更方便，當天送不到，哪怕是第二天送到也可以。”她在網上搜攻略，發現有人成功給村里申請了一個社區電商的收貨點。

受到啟發后，她開始做調研，把市面上所有叫得上名字的社區電商平臺都試了一遍，最終花三天時間，成功注冊好一家多多買菜站點，地址就在爺爺奶奶家。“很難說是我選擇了拼多多。”小于解釋道，“應該算是拼多多選擇了我，這些平臺里，只有多多買菜是能覆蓋到我們村的。它是唯一的選擇。”

在資本市場，社區電商幾乎已經是一個被拋棄的生意。它利潤薄，成本高，競爭大，幾年前，它被拋上風口，又快速跌落泥潭，得到一個“生意搶不過本地菜市場”的結論。但倘若有些地方沒有菜市場呢？小于提供了另外一種案例，社區電商的收貨點，可能是唯一一個能覆蓋村級社區末梢的商業體。

總之，三天后，小于的多多買菜自提點開始營業，早期的“大客戶”當然是她本人。奶奶在腦梗恢復期，又剛做完眼角膜置換手術，有不少忌口，小于就在多多買菜上買雞胸肉、藍莓等食材，等著第二天司機送貨到家門口，再給奶奶做飯。

村里老人很難理解什么叫“買菜自提點”，小于想了想，決定化繁為簡。“我就跟他們說，開這個（自提點）的意思就是以后買菜就能送到家門口了。”

小于在院子里分揀商品，受訪者供圖

鎮上能買到的水果很有限，常見的是蘋果、橙子、芒果，多多買菜能送貨之后，小于經常為爺爺奶奶買北方村里不常見的水果吃。楊梅、楊桃、突尼斯軟籽石榴、嘉寶果……每次買的量不多，給爺爺奶奶嘗個新鮮。“楊桃切出來是星星形狀的，他們沒有見過這個東西。之前家里來客人了，我給客人切了一個楊桃，我奶奶就在邊上說我啥都給他們買，啥都吃著了。”

村里開了個買菜自提點，消息很快也傳到其他村民那里，“宣傳委員”是小于的父親。小于7歲離村，村里的鄉親都只是臉熟，沒有聯系方式，父親張羅著把有微信的村民拉進群里。漸漸地，在外地上班的小輩們，也開始通過自提點往家里買東西；還住在村里的叔叔嬸嬸，則會定期在多多買菜買米面糧油等日常用品。

小于自己愛吃螺螄粉，經營自提點之后她才發現，村里有個嬸嬸也是她的“同好”，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下單一包螺螄粉加一根火腿腸。村民幾乎都會在宅前宅后的園子里種幾種菜，煮螺螄粉的時候直接從地里揪一把，洗干凈扔進鍋里，從地頭到餐桌，用不上10分鐘。

村里的路，受訪者供圖

小于在家時，會把商品送到村民家里，帶著腦梗恢復期的奶奶一起。從她家步行到村里最遠的一家，以正常步速需要7到8分鐘，奶奶走得慢，要花上10來分鐘，但小于還是會喊奶奶一起出門。“我就跟我奶奶說誰下了單，咱倆去溜達溜達，順便送過去，然后我奶奶就會帶著我去那家串門。”

每年過年，小于都會和在北京工作的父母一起回老家過年。之前，爺爺奶奶每年都要提前張羅，跑去鎮上采購年貨，再把菜都備上，等晚輩們放假回家。蛇年春節，因為家里開了自提點，小于提前完成采購需求，人還沒到家，菜和水果已經到了。

她翻到當時的訂單頁，念出一長串名字。“買了海鴨蛋、東北凍梨、白蘿卜、黃桃罐頭，我們那邊總喜歡吃罐頭，黃桃罐頭和山楂罐頭。還買了橘子、羊蝎子、排骨、香菜、草莓、藍莓、帶魚，還有車厘子和甘藍。今年過年前肯定也要買，元旦先給爺爺奶奶買點好吃的，讓他們自己在家過個好節。”

“我得去爭取”

在距離于家營子村3000公里外的西藏自治區昌都市普然村，牧民們并沒有一輛賣貨的面包車可等。普然村有6個自然村，300多位常住村民的居所被20多座大山分割開，想要買東西，得騎摩托車到十幾公里外。

去年7月，劉霞到普然村開啟駐村工作，成為這6個自然村里唯一一位漢族居民。在駐村前，劉霞已經相繼在昌都市和拉薩市工作過6年，還提前學習了藏語，等真的到村里，才發現課上學的語言和村民說的兩模兩樣。“我當時考的時候，藏語書寫、藏語口語，是雙百分，結果到那里實際一看，懵了，一個都聽不懂。藏語是有方言的，昌都的藏語跟拉薩的藏語、昌都各縣之間的藏語，都有很大區別。”

起初，劉霞只能拉上會漢語的同事跟她一起去自然村，充當她的臨時翻譯，過了一年多，她已經可以靠“比劃”跟藏民們溝通了。稱呼是劉霞熟練掌握的，碰到女性就叫“阿佳（音）”，碰到男性就叫“阿過（音）”，剩下用帶點湖南口音的普通話，配合肢體動作，村民們也能聽明白。到晚上，村民會熱情地喊她留下來吃飯，劉霞聽不懂，但能靠關鍵詞猜個大概。

“我知道什么‘撒’（音）是吃飯的意思嘛，人家到了晚上，跟你說什么什么什么撒，肯定就是想留你吃飯。那我就一邊搖手，一邊跟他們說‘不撒不撒’，他們就聽懂我是說不吃了。”不撒，簡直是高度濃縮的交流范本。村民能聽懂漢語里的“不”字，劉霞能聽懂藏語里的“撒”字，由各自聽懂的一點點語言，湊出了一句雙方都明白的短語。

劉霞去老鄉家，受訪者供圖

村民的主要營生是種青稞和養牦牛，人均年收入在2萬元左右，但昌都市的消費水平卻不低，一碗牛肉面要25塊錢，一斤橙子賣7-8塊錢。劉霞是湖南人，昌都市有一家湘菜館，味道還不錯，但她很少去吃，理由是“太貴了”，一份剁椒魚頭要88元，價格幾乎和一線城市的湘菜館齊平。村民們有地有牦牛，在食物上過的幾乎是自給自足的生活：春天和夏天在地里種土豆和蘿卜，收獲后儲藏起來，吃一個冬天；最常見的食物是青稞和酥油茶，在家里牧場擠牛奶，做成各類奶制品。

途中偶遇，受訪者供圖

劉霞是湖南人，愛吃辣，湘菜館價格貴，大部分時間，她都自己做飯吃。2025年春節，她在西藏過年，原本想在拼多多上遠程給湖南的婆婆買一箱辣椒和一箱芋頭，結果忘記改地址，辣椒和芋頭被送到了昌都。劉霞拿到快遞，一打開，發現辣椒和芋頭都還新鮮得很，陰差陽錯地成為了她為過年屯的食材。橙子和柚子是她最常在網上買的水果，十幾塊錢10斤橙子，包郵，第一次買的時候，她抱著大不了就浪費十幾塊錢的心態下單，沒想到送到昌都時非常新鮮，不比市里超市買的差。

劉霞在拼多多買到的橙子，受訪者供圖

湘菜館太貴了，她就在拼多多上買家鄉的特產。香辣洋姜是湖南特色下飯菜，把洋姜和辣椒腌制在一起，做成瓶裝的小咸菜，可以配粥、配飯，也可以炒菜吃。“也要看牌子的，我買的第一家和第二家都很好吃，第三家就味道一般，下次不買那家的。”劉霞已經買過三波洋姜，再買下去，很快就要成為普然村的洋姜測評博主了。

2025年初，劉霞發現，快遞被送到鄉里了，不用再開車去昌都市取件。但普然村離鄉里也很遠，村民如果要拿快遞，還是得跑很遠的路。

劉霞觀察，老鄉們很少開口為自己爭取權益，通知他們快遞要去市里取，他們就去市里取，通知他們快遞送到鄉里，他們就默認只能送到鄉里。“我得去爭取的，今年8月我給他們打電話，說普然村現在快遞也不少，能不能送到村里來，快遞進村得落實噻。爭取過之后我發現真的有用，我自己的快遞和老鄉們的快遞，現在都能送到村里來了。”

馬年春節，劉霞還在普然村過。藏歷新年和農歷新年的習俗不一樣，她是普然村唯一一個會過農歷新年的人。她打算在拼多多上買一件新的漢服，紅色的，在快遞停運前寄到普然村，等過年那幾天她就穿著紅色的漢服，在3500米海拔的高原慶祝春節。

日常的勝利

劉霞覺得，快遞進村這個事，是循序漸進的。例如現在她在拼多多買的大部分快遞都能送到村里了，但也有一些快遞還是會喊她自己去市里的快遞站拿。但是當我提起要不要找平臺反饋時，劉霞很快就拒絕了。“我們這里太遠了嘛，人家快遞要是少的時候，送一趟過來連油錢都不夠的，要慢慢等快遞量再多一點，這個系統才能轉得更穩定。”

在普然村，她還不能在網上買草莓、藍莓等水果。拼多多官方現在會承擔西部地區的轉運費用，但商家也會擔心一些不耐放的水果送過去就爛掉了。劉霞能理解。“昌都離拉薩是1300多公里，離成都也是1300多公里，而且大部分是國道，又有很多彎路，貨車速度很難跑起來。”商品轉運到成都后，即使一刻不停，司機不吃不喝不睡地開往昌都，也要整整20個小時，距離帶來的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被全部解決。

受訪者供圖

但改變至少在發生。劉霞住在普然村村委會的宿舍，周邊6個自然村的快遞都會送到村委會。除了劉霞自己買的商品，她還看見過牧民老鄉們買的剃須刀、護膚品、扎頭發的發繩和小發卡。

和小于聊天時，我跟她說，我們好像共享著同一種童年，盡管我們所生活的村莊相隔1000多公里。我完全理解她所描述的那種等待面包車的感覺，我比她大幾歲，等待的是一輛三輪車。有一個住在鎮上的阿婆，會做一種糯米糕，夾心有桂花白糖和紅棗花生兩種，每周有幾天，她會騎一輛三輪車，在附近幾個村莊邊騎邊叫賣。

一塊糯米糕的價格是4毛錢。我把自己的所有零錢都裝在臥室的一個抽屜里，每到下午三點，就要把電視音量調低，豎起耳朵聽外邊的動靜。三輪車騎過門口，只需要10秒鐘，我要在這10秒鐘內快速跑到陽臺，把阿婆喊住，再打開抽屜數出4枚1毛錢硬幣，沖到阿婆面前。如果到4點，叫賣糯米糕的聲音還沒有響起，電視音量才會重新被調高，作為一次等待失敗的終場哨。

我和小于，和更多在鄉村度過童年的人，小時候都曾經歷過購物機會的匱乏。等待一輛不知道什么時候會來的車，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消費方式；而等待失敗，也是再常見不過的事。

等我們長大，最初的勝利是進入一個不需要等待就能買到一切的世界，例如鄉鎮、縣城和城市。小賣部就在學校門口，超市也步行可達，再后來，便利店24小時營業，快遞物流幾乎全年午休。我們不再需要等待一輛不知道會不會來的車，商品抵達家門口的時間，精確到分鐘，清清楚楚地寫在我們的手機APP里。

而小于向我展示了另外一種可能的勝利——她又回到了那個購物機會匱乏的世界，把商品交易的末端節點帶回鄉村，讓留在村里的老人也不必再等待那輛面包車。

村里的夕陽，受訪者供圖

村里剩下的村民不多，不是每天都有訂單。起初小于還擔心，會不會訂單量太少了，拼多多嫌這個自提點虧錢，要求她關門。提心吊膽一段時間后，她發現并沒有人來給她提KPI的要求。有時候，看到當天只有一筆訂單，她又擔心送貨的師傅跑一趟不夠油錢，就自己再下一單，給爺爺奶奶買點水果，添置一些日用品。

和小于的電話掛斷前，我們互相鼓勵，也許已經長大的我們也可以為城鄉平衡做一點點微小的貢獻。2025年的最后一天，我敲下這些故事，它們不會出現在商業分析的數據報表里，因為利潤太低而成本太高，大概率會被當做是“爛生意”。

但它是屬于普通人的，日常而閃耀的勝利。

（本文中，小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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